思想武器
“有意義的工作”話語恰恰發端于勞動者的經濟回報開始下降之時——自1970年代以來，生產力提高的潛在收益未能得到公平的分配，而是不成比例地落到頂層精英手里。與此同時，人們的工作時間在不斷延長。
頗顯諷刺的是，呼喚圣潔的、超越的真愛的文學作品與俗套的“殺豬盤”案件竟然有共同點，即其中的愛情不是由朝夕相處點滴積累形成的，而由鼓勵幻想的對話和許諾構成。
威利斯認為，如果我們真的在乎社會公平，我們就需要更深入地記錄和分析普通人的能動性和他們在日常實踐中制造的意義，重新定義階級，將失意者拉出民粹主義的陷阱。
盛會成為了城市發展的重要節點，也塑造了我們的共同回憶。
我們總是鄙視那些唾手可得的東西，哪怕自己在實質上是如此貪婪。對有些女人而言，若真有所謂天堂，那它應該是一個所有食物都不含卡路里的世界。
無論是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還是印度文明，都有與西方不一樣的中古發展階段和形態——世界中古史亟待跳出西方中古史的窠臼。
崇拜工作的文化中，靜止不動、虛度時光的空間消失了，事物的真正“關機”狀態不見了，人類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像在打卡，無所事事、無所作為會引來恐慌。
路德夫婦既與時代的命運緊密相連，又有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透過路德的三封遺囑，可以看出路德晚年心境的變化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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