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金雯研究興起于18世紀的情感小說，也關注當下年輕人的情感恐懼。
“當你堅持認為女性無論何時何地都應該從事情緒勞動——當女性走在街上應當面帶微笑，當女性從事高度專業的腦力勞動時也應當關懷他人、為他人著想——我們實際上是在告訴女性，她們應當調整自己的地位，別認為自己很重要，要以他人（男人）的需求為先。”
在《誰住進了養老院：當代中國的“銀發海嘯”與照護難題》一書中，人類學家葛玫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老年人對孝道有了一種新的理解，他們并不將子女的照料視為理所當然。
對于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來說，他們完全可以只在自己的“泡泡圈”里自給自足，與中國社會保持禮貌距離，但沈愷偉不愿如此。他逐漸發現，食物是他與中國之間的橋梁。
“朝不保夕者是歷史上第一個平均學歷水平超過現有工作所需水平的大眾階級。危險在于，這可能會導致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員提出削減教育經費。一個更文明的方法是為教育本身而重振教育。”
“立足杭州，表達中國，我們想表達的是開放、包容、與世界在一起。”
王笛認為，帝王史觀造成了我們對自己缺乏認可，如果沒有出人頭地，我們就認為是失敗的。平凡的人生得不到認可，認為普通人就是卑微的，這種觀念會危害到我們和下一代。
在今年的上海書展期間，界面文化專訪了學者唐小兵，從他的譯詩談到了快手詩歌，以及疫情時代詩歌對于普通人來說的情感意義。
醫生王興認為，人們在醫生面前可能一直是“弱勢”的，但依然能夠通過了解醫學常識和醫療系統的運作邏輯，成為更有智慧的病人或病人家屬，與醫生進行更良性的互動。
帶著對精確的憧憬崇拜，溫切斯特開始寫作《追求精確》，但在研究的過程中，他卻對精確產生了猶疑：“難道精確沒有讓我們忽視自然之美、不完美之美嗎？”“AI這類基于超精確的設備出現后，人們是否會陷入迷戀精確的漩渦，這不存在危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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