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暑假到來，“研學營”在今年屢次登上新聞熱搜。

據新京報報道，市場上出現大量旅游團、研學團，有組織者口頭承諾可以“逛清華校園”“與清華學霸交流”，但實際上只是在學校門口拍照，甚至把清華科技園謊稱為“清華新校區”，帶領孩子們在其中游玩。民生節目“1818黃金眼”也以《“偷渡”進清華，還失敗了……》為題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報道，市民給孩子購買了幾千元的游學項目，核心賣點就是去清華北大游學走訪，一部分人預約成功，一部分人以“清華里面的人”的“弟弟妹妹家屬名義進去”了，還有一部分孩子被保安攔下，在校園外等到晚上11點多。

今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發布了“暑期校園參觀管理公告”，公告稱進入校園需實名預約，且“每人在暑期校園參觀開放期內僅能成功預約1次”。研學營工作人員在采訪中提到，預約名額不僅隨機，而且極少（校方保衛處給出的數據是每天名額為4000人），但“全國可能去了有幾萬個孩子”。

雖然清華和北大的公告中都表示，校園參觀不收取任何費用，希望大家拒絕以任何名義提供參觀服務的有償預約行為，但仍有人在名額緊俏中看到了巨大商機。根據北京大學校友網消息，7月21日，一支名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課”的校外研學團隊，由部分北大校友通過預約同行人員的方式，拆分預約139名學員入校，每人收費10800元，合計收費約150萬元。后來，北大關閉了這些人校友預約系統的使用權限。

不少媒體在關注“研學營”存在欺騙嫌疑的時候，另一個問題也浮現了出來：為什么進入大學校園那么難？曾幾何時，去北大旁聽并不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2007年的《新民周刊》曾記錄當年旁聽的盛況，有人甚至在北大旁聽了11年——文章稱，“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門，坐進課堂，即九九歸一，皆為學子”，一位旁聽生接受采訪時說，“北大幾乎任何一間課堂都對所有人開放。每個系的課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詢到，而講臺上的老師看見陌生面孔，也不會追問你的身份。”然而如今，不僅旁聽生幾乎銷聲匿跡，非本校學生、非校友群體進入學校都成為了難題。

早就有不少聲音在呼吁“高校拆掉圍墻”，這種觀點認為，大學資源理應向社會開放和共享。2016年，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任孟山撰文提到，他在美國著名高校參觀時，“對別人的開放校園深有體會。甚至總是下意識記起，有次我帶孩子路過北京一所著名學府準備進去略加參觀時，被門衛堅決拒之門外的情景，當時給我的理由是學校正在上課。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能理解，但作為家長，我確實不能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也在一次采訪中提及，“中國主要的大學資源都是國家財政公共投入的，應該適當反饋社會，比如校園綠地、運動場所等可以與社會共享”。

從開放到隔絕的大學校園

董子琪：在過去很長時間里，高校大門都是隨便進的。我小時候住在省財經大學附近，也報過學校老師的美術班還有大學生開的暑期班，這也算“研學”了吧？哈哈！當然是門檻比較低的，只是借用了人家的空間而已。那時候對大學印象很好、很自由，就在于校門大開，大學生也很和善。我上大學時，大部分高校也是對公眾開放的，在鼓樓校區經常能看到市民推著小孩來游玩，帶著飯盒進食堂打飯買包子什么的。當然我也借這樣開放的機會進過清華和北大，在人家食堂吃過飯，至今都能回想起那個熱鬧的場面。

之前也聽人講過專門住在五角場、進復旦旁聽中文系課程的美談。但不知道什么時候起氣氛就嚴峻了，再進校要刷卡刷證件，要人工登記，閑雜人等不讓入校，哪怕是校友都不行，更別說上課了，一律不準進，警衛森嚴，讓人不敢靠近也不敢問。因為這樣，過年時跟著留校的同學溜進了幾乎空無一人的學校，激動不已，在校門嚴格管理的時代，這大概算是享受到了某種內部福利吧。

不過這個情況最近又有所緩和，上海的高校又陸續可以進入，但還是有一天內的預約名額限制，可能會因為預約不上，到了門口也只能敗興而歸。我還觀察到一點，高校大門緊閉這個情況不僅對外也對內，現在大學生進出校門都需要刷臉刷卡，過個馬路都得認證，似乎是管理制度借助科技手段更加嚴格了。

可以參考一下某主流媒體人對這個事件的點評（不以人廢言），他將大學緊閉的校門視為疫情時代的陰影與象征，也認為校門攔住的不僅是普通市民，更是大學生向往自由與開放的心。雖然我不太認同校門緊閉是疫情造成的，我看到的大學校門嚴格管理都早于2020年，但覺得這件事他說得也算公允，尤其在于高墻、大門緊鎖給人帶來的普遍心靈感覺方面。 

林子人：我覺得大學的管理措施和文化氛圍真的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讀大學的時候，“大學是一種公共資源”應當算是社會共識，我沒怎么注意過是不是有校外人士來旁聽大學課程，但大學里舉辦的公共講座的確是歡迎公眾參加的。因為校園里綠化很不錯（甚至還有一片濕地），我們學校也是附近居民散步溜娃的去處，學生有時會戲稱學校是“XX鎮人民公園”。校外人士只要辦張校園卡，就可以在我們學校的食堂吃飯。 

防疫政策放開后，就有人開始呼吁重新開放大學校門，有一種反對聲音是這會增加學校的管理成本，增加風險，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生活。我覺得挺可笑的。按年齡算，大學生在入學之時基本都已經算是成年人了，大學是他們進入社會前的最后一站，他們既有接觸社會的心智，也需要為之做好充分準備，讓大學校園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自然的讓大學生接觸社會的方法。 

徐魯青：中國高校確實應該屬于城市公共資源的一部分，高校師生在法理上只是具有優先使用權，但現在很多情況是“私有”狀態讓使用排序靠后的城市居民被隔離，失去了使用它的可能。

我覺得，不僅高校可以給周邊市民帶來好處，學生和老師也需要和周邊的社區發生關系。如果大學生要么是在象牙塔里好好學習，要么是去CBD辦公室實習，這樣的教育是很匱乏和單向度的。上街頭游蕩，去社區玩耍，與當地居民、小店小販產生關系，對學生與老師來說都會有很多收獲。一直不太喜歡“學生”和“社會人”的二元劃分，回想起來，大學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朋友都是在校外認識的“社會人”。

建筑師簡·雅各布斯曾提出，學校周邊一個社區的消失，對學校的影響大部分是負面的。她說，必須理解在街頭蹲著喝可樂和在專門的游戲室喝可樂是不一樣的，是城市街道讓我們形成對世界的基本理解，在街頭我們會發現自己除了是學生，也是市民與公民，我們會參與進城市的運行模式里，這些影響或許要比教室里的知識教育更加深刻與久遠。

尹清露：我小時候家住在山東大學老校區旁邊，父母都是校友，所以經常帶我進去玩，我也對校園里蔥蔥郁郁的梧桐樹和校門旁邊的大教堂很有好感，依稀記得最早上過的小學英語輔導班也是在山大的外語學院里面，現在想來，這些體驗形成了我對大學最初的印象：隨和而友善。那時經常聽說“保安旁聽課程考上北大”的事例，現在這類北大旁聽生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類價格水漲船高的“研學團”，或者需要有親友關系才能進入校門。

我看到，現如今想要去北大聽課，必須符合一定要求才能成為名義上的“旁聽生”，申請者必須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的在職工作人員，具有大學程度的文化水平。這也令人疑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課堂秩序，但也從源頭上切斷了許多人接觸知識的渠道。

與校園的物理區隔相匹配的心理區隔

潘文捷：維護學校秩序和滿足市民需求可以兼得嗎？理想的情況是什么樣的？

尹清露：這可能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從公眾的角度來說，我們會覺得進出大學校園是納稅人的權利，大學與社區之間的互動也是社會良好氛圍的體現。不過校方多數是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盡量避免增加工作負擔。我問過一名在南方科技大學做法務的朋友，他表示疫情后學校開放了游客預約制，即使是在這樣的制度下，還是發生了很多人身傷害或者糾紛，無形中增加了校方的工作量。

林子人：是怎樣的人身傷害呢？

潘文捷：有的報道談到過清華開放時女寢被人闖入、北大參觀者隨地大小便等。不過仔細想一想，這并不是本校生和外來人的區別，因為外來訪客也會保持禮貌友好，校內學生和老師也會行為不端。比如2017年8月30日清華研究生院發布的違紀處分中，就出現了“冒用學校名義在社會上參加活動”、“婚外與他人交往”、“在宿舍內留宿異性過夜并毆打該異性”、“在女衛生間進行偷窺”等違紀行為。近年來很多重要社會事件也是在校園內發生的。舉這些例子并非在比壞，而是說人群中總是有好人有壞人，不能將普通游客妖魔化。

我也有一種感覺，高校教育正在把校園之外的人塑造成一種他者的形象。在我讀研的學校里，幾乎每一堂課的老師都會說一些類似于你們是某校的學生、你們和其他人不同、你們是社會精英之類的話，不斷加重學生們的傲慢。所以，當我看到校友，尤其是還在校讀書的學生，首先的刻板印象不是他們成績很好，而是這人八成很自戀。社交網絡上還流行著“如果你認識的人是某大學的，一定會三句話之內讓你知道”之類的段子。當學校不斷加強與社會的物理區隔，也一定有一套適配的心理區隔，以至于很多學生和校友不但拒絕思考校園開放的問題，反而為自己有直通校園的“特權”感到高人一等。

徐魯青：其實也有研究表明，開放校園的安全性反而更高。《打開臨校空間｜期待高校與城市相融合的未來》一文就提到了這個問題，相比于不定時的安保巡邏，行人的社會監督能更加實時響應各種突發事件，也更具威脅力。校園面積往往很大，人口密度也遠低于城市人口密度，即便是把大量用于教育的資金投入安保力量巡邏，也會有很多監視盲點。

父母與孩子的高質量互動比什么研學營都強

董子琪：高校不僅有綠地草坪，文化資源也可以輻射周邊，家附近街道開展面向老年人的普法講座，邀請的就是財經大學的老師，書店講座也經常由周邊大學的教師主講，這樣的活動不比要交錢的研學營差。難道說野草一般自由生長、為愛發電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人們更信賴包裝好的課程？

林子人：我從一些報道中了解到，很多參加研學營的孩子年齡非常小。我非常懷疑，就算他們真的能順利進入清華北大校園，對校園氛圍如何、全國頂尖的學生如何積極進取，又能有多少理解能力呢？我小時候雖然沒參加過研學營，但也不可免俗被家長帶去瞻仰過清華大學，實話說，并沒有什么打雞血的作用……認為孩子去好大學體驗一遭就能激發他們的學習動力，恐怕更多是家長的一廂情愿。

我也會覺得，把孩子送進研學營是不是家長用金錢來推卸陪伴責任的舉動，父母與孩子的高質量互動，其實比什么研學營都強。前段時間有一本新書《同窗》出版，作者是一對母女，她們一起讀了《沉思錄》《西游記》《挪威的森林》《伊利亞特》等十幾部文學作品，聊各自的感受，對話自由又平等，令人印象深刻。

父母與孩子之間碰撞出的智識火花，將激勵孩子自主學習、思辨。這才是能讓他們受益終身的“研學”。當然，現在不少家長恐怕也是無奈，本來工作就那么忙了，沒多少精力安排孩子的悠長假期，自然是讓所謂的專業人士負責照看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