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從前的考研名師、如今的高考志愿專家張雪峰在直播中為高三考生和家長指點迷津，提出了幾點有針對性的建議：生化環材不要碰，哪怕是名校；文科優先選漢語言和思政，大一就可以開始準備。張雪峰的幾條建議經總結后在網絡走紅，也為廣大家長與學生盛贊——“打破信息屏障”、“講了大實話”。支持張雪峰的過來人也不在少數，微博大V Fenng 就明確表示，窮人家的孩子應該踏踏實實把安身立命的本事學好、賺錢養家。

與張雪峰的志愿填報建議幾乎同一時期，生物學家顏寧在微博上表達了對優秀高校畢業生的失望。在近期的一次博士生推免面試上，她提了一個開放性問題，然而在場同學無一人回答令她滿意。她的問題是，“假設十年后，你已經成為一位能獨立帶領實驗室的博導，你最想探索的科學問題是什么？換句話說，這輩子有什么科學問題或者技術難題，能解答或突破就覺得今生無憾了？”這些同學的課業成績都很優秀，有的人發表過不止一篇論文，為什么卻沒有dream big&dream high？顏寧在微博中發問。

一邊是志愿專家張雪峰， 一邊是生物科學家顏寧，同樣是出于對高等教育的關切，二人卻指向了不同的道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張雪峰的大實話以及顏寧的夢想遠大？

“性價比”與“紅利至上”的大學教育

張雪峰為人稱贊的一點，在于切身實地為考生著想，讓窮人家的孩子分數不白考，填報到最具有性價比的專業，進而掌握安身立命的本事。“性價比”與“實實在在的本事”指向經濟利益的考量，也符合了“上大學是為了就業”的意愿。這一點本身無可厚非。在中國的高校教育及就業現實里，計算機、醫學和師范類受到張雪峰及百度985吧的追捧，正因為這些學科不“浪費”學生的分數，畢業生收入較高，身份也較為體面。

不僅學生在乎“性價比”，“務實”已經成為全球高校競爭的關鍵因素。英國劍橋大學思想史、英國文學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在《大學，有什么用？》（Stefan Collini）中寫道，現如今不僅大學的學科設置與科研需要證明滿足經濟需求，大學工作人員在為大學辯護時，也紛紛證明自己的學科對國計民生有所貢獻。一方面這樣務實的要求直接導向了對經濟效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令人們對務實的語言習焉不察，默認有助于“經濟增長”和“提升國際競爭力”正是科研的目標。

對于后者的追逐引發了大學國際排名的激烈競爭，國際排名的上下變動都會引發民族自尊心的震蕩。在英國，人們會關心牛津和哈佛到底誰排名更高，就像在中國，清華北大超過了多少美國高校會登上熱搜。大學排名如同國際經濟競爭的縮影，人們對此信賴又焦慮，仿佛全球大學之間存在著“零和博弈”，別國大學的成功會損害本國的學術表現。

可問題是，“如果大學從事的活動要滿足經濟需求，那么經濟又該滿足誰的需求？”科利尼問道，如果說經濟提供了財富使人們能做非常重要的事，那人們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換言之，繁榮（prosperity）本身足夠成為目標嗎？如果將經濟活動看作一種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一種積累資源的方法，那么繁榮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經濟和財富提供了提升人類理解力需要的資金。理解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如若不然，科利尼寫道，我們就可能走向凱恩斯譏諷的，“若不帶來紅利，我們連太陽和星星都能關掉。”

“紅利至上”的思維不僅影響到大學的評估，也發展至對科學與人文的學科評價。百度985吧中回蕩著“文科無人權，計算機人上人”的聲音，雖然是句玩笑話，也間接透露出了某種價值傾向。回報率影響了人文學科的聲譽，因為科學領域的發現和發明能夠直接改善人類的境況（不過作者專門表明，純數學或天體物理學除外），而人文學科的意義不能被輕易概括或理解。人文學科適用的評價體系應當是判斷而非計量的，這指向了人文學科中富于個性的部分——人文學科的說服力總與個人聲音相連，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批評者的性情氣質與文學技巧。抹煞掉這些部分、僅僅套用數字指標是尷尬的，就像不能用粉絲數量和電視劇改編來評價文學作品的成就一樣，如果用莎翁戲劇的票房收入為莎士比亞辯護，恐怕也顯得十分無力和荒謬。

“紅利至上”還會帶來另一個難題，就是到底應當如何決定有多少人去從事相應的工作，或者說，應該怎樣評估一個冷門學科的市場。比如，“亞述考古學領域應該有多少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呢？”或者用張雪峰的話說就是，“世界語的市場到底有多大呢？還有必要學嗎？”

對此，科利尼回應道，與其尋求精確計算，不如反問：對于這樣的活動，所謂的市場真的存在嗎？科利尼舉例說，本科生對古代伊朗語言與文學的研究沒有所謂的需求，但這門學科不應該被放棄，因為它擁有強大的學術傳統，也連接到許多相關的智識與文化領域，還有許多評論現代伊朗的學者需要了解古代的文本、近東和中東領域的研究需要簡介伊朗研究的成果，“我們決不能失去這個冷門學問，不僅需要教授和培養該學科的下一代學者，還需要向社會推廣自己的專業知識。”

人文學科的工作目標不是知識，而是理解

顏寧期盼的是夢想遠大、求知若渴、走出原創道路的學生，她在微博中寫道，（優秀的科研者）不一定要從文獻里尋找科學問題，也不必因循實驗室的套路和方向，不給自己設限到自然、臨床和社會中觀察，會發現時時都有好問題。這點出了紅利思維所不能通向的求知道路，以及大學智識生活理應如何。如果引用哲學家陳嘉映對良好生活的論述至此，那就是通過高等教育，有人希望過上掙錢養家、送孩子出國的好日子，而追求智識生活的人不想要好日子壓倒一切，不滿足于過平穩重復的好日子。 

顏寧的期盼亦點出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即鼓勵智識發展。大學教育與專業培訓的區別就是，培訓僅僅傳遞信息，而教育把這些信息相對話、關系化、并不斷提出質疑。科利尼在《大學，有什么用？》中指出，在這個意義上，教育鼓勵學生認識，知識并不是固定的、永恒或普遍的。大學之所以不同于培訓機構，其本質就在于大學鼓勵的智識生活不是單一的、有先前預判方向的或明確可知的。當知識的探索是開放的，而非受制于驗證假設或修正錯誤，就能夠導向更深入的理解。大學作為一個受保護的空間，鼓勵學生了解任何知識的偶然性及其與不同知識的關聯性。要做到這點，教師也需要不斷超越自己所教授的知識范圍，因為在陌生的領域，教師將無法預判哪些方向有效、哪些無效。

在人文學科領域，這樣的探索更加具體，“技能+知識=信息”并不是一個對人文科學適用的公式；如果非要用公式，也應當是“經驗+反思=理解”。科利尼的提醒相當有趣，人文學科的工作目標，最好被描述為理解，而非知識。理解與知識的區別就在于，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是客觀的，不管你是否在意，它都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爬到知識倉庫的頂端，而理解是一種人類活動，取決于理解者的素質。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發現人文學科中對話（而非說教與耳提面命）的重要性。與科學發現新知不同，科利尼說，人文學科經常是在更多的點上激發人們的理解與共鳴，優秀的思想往往是與早已作古的人物的思想再次交流與碰撞的結果——新思想不僅能對舊思想做出充分的思考，也能對其有敏感而積極的反應。陳嘉映也曾在書中回答“對話為何重要”的問題：對話的目的不是科學真理，而是對話式的、翻譯式的理解，因為在對話中，人們總在調整自己的視角，了解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才將真理說明白，達到放棄唯一性，堅持真理性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