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藍天彬

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鎮振林村村民黃德義等18人，因為私造浮橋收費52950元，被判尋釁滋事罪，均獲緩刑。近日，該案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私造浮橋該怎么定性，收費該怎么定性，是行政違法還是刑事犯罪？凡此種種，需要一一厘清。

私造浮橋，涉嫌違反水法。根據水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未經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同意，擅自修建水工程，或者建設橋梁、碼頭和其他攔河、跨河、臨河建筑物、構筑物，鋪設跨河管道、電纜，且防洪法未作規定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依據職權，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限期補辦有關手續；逾期不補辦或者補辦未被批準的，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筑物、構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強行拆除，所需費用由違法單位或者個人負擔，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換而言之，村民私造浮橋，是行政違法行為，如果有安全隱患，辦不了手續，由當地水利局責令限期拆除，或強行拆除，可以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即便行政違法，在實踐中并非一定要進行處罰。私造浮橋手續不全，如果方便村民出行，且沒有造成安全事故，可以考慮不予處罰，進行教育。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規定，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依法不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應當對當事人進行教育。

違法行為不一定是犯罪行為，這是常識。本案中，村民黃德義等人私造浮橋后，有收費行為，我們要進一步予以分析、評價。

如果村民黃德義等18人攔截過往車輛或行人，水利局多次責令拆除仍不拆除，或拆除后又重建，且把其他能通車的地方用鏟車挖開，導致車輛或行人只能走黃德義的浮橋，對車輛或行人威脅恐嚇，強行收費，某種程度上形成村霸、路霸，那么有可能涉嫌尋釁滋事罪。

洮南市人民法院正是如此邏輯，其刑事判決書認為，被告人黃德義等18人私自建橋，攔截過往車輛強行收取過橋費，強拿硬要他人財物，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破壞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

但是，該刑事判決書過于簡略，對于被害人陳述并沒有摘錄，對于黃德義等人是否用鏟車挖開其他路、導致車輛或行人只能走浮橋并沒有提起，對于黃德義等人是否有威脅恐嚇、從而達到強拿硬要的程度并沒有論述。

該刑事判決書顯示，本案由洮南市公安局掃黑辦批轉。如果存在鏟車挖路、威脅恐嚇等惡劣情節，不管是起訴意見書、起訴書還是刑事判決書，想必不會遺漏；能否對全案18人宣告緩刑，想必也要打一個問號。

強拿硬要，破壞社會秩序，才涉嫌尋釁滋事罪。本案中，如果確如黃德義所稱，沒有強制收費，全憑村民自愿交費。有所謂的被害人李某，經法院返還過橋費后，又把2萬元退給黃德義，并說，“搭這個橋，確實給咱帶來了方便”。那么，顯然不屬于強拿硬要，沒有破壞社會秩序。退一步講，即便黃德義存在不給錢不讓過橋的行為，鑒于黃德義等人投入13萬元造橋，有一定的訴求基礎，只要黃德義等人沒有挖開其他路，村民有其他選擇，那么也不宜評價為強拿硬要、破壞社會秩序，不宜評價為尋釁滋事罪。

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故意有兩種，一種是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另一種是行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矛盾糾紛，借故生非。本案中，黃德義等人雖有收費，并非屬于無事生非或借故生非，不能評價為具有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故意。

私造浮橋收費，一方面行政違法，不宜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另一方面有利于村民出行，是否予以行政處罰亦有爭議。拆橋之后，村民出行又現不便，至今已經四年有余。

法律是專業的，同時也是從民眾之中產生的。如果司法人員手里只有卷宗，眼里只有法條，不能設身處地換位思考，辦案效果會大打折扣。我們要考慮司法結論是否順應國法、天理、人情。“天下之情無窮，刑法所載有限”，在辦案中要考慮老百姓樸素正義觀，在法律范圍內接近社會預期，而不能機械辦案、就案辦案。追趕小偷致死案、醉駕救妻案、昆山龍哥案等一系列案件不起訴，正是順應了國法、天理、人情。私造浮橋收費案件，亦可作如是觀。

近年來，不少網友擔憂尋釁滋事罪有口袋罪的傾向，擔憂過度適用尋釁滋事罪，這應當引起相關部門重視。這起私造浮橋獲刑事件，讓網友的擔憂更進一步。希望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把證據關口，再審此案。

（作者藍天彬系江蘇法德東恒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