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錫冰
老干媽辣椒醬之所以不上市，是因為堅持自己的“有多少錢作多少事情”的戰略思維，這就導致老干媽辣椒醬的不上市觀點遭致諸多質疑和批評。
究其原因，主流媒體和資本市場都在誤導企業經營者，大肆鼓吹上市的諸多好處，但是卻又選擇性地粉飾上市的弊端。
在很多企業家論壇上，企業家們都在鼓吹和炫耀自己通過資本運作和高負債來做大企業的規模。與此同時，圈錢套現的動作也不時地挑動著投資者的神經：
近些年，退市的公司明顯增多。這本是證券市場發展的必然，但一個朋友的電話讓我如雷貫耳，三觀盡毀。這個朋友說他的朋友公司退市了，董事長很高興，嚷嚷著要請客，問之:為何把喪事當作喜事辦?董事長如此說:退市是好事啊，當然要慶賀。
于是掰著指頭娓娓道來:
1.上市融資款已經進入公司，風投的資金該套現的已經套現，原先的銀行貸款也已經還清，融到了錢又不用再還，還守在市場上干嘛?
2.退市了可以不用再分紅，也不用提心吊膽的編制數據，更不受較多的監管。一身輕松，毫無壓力，何樂而不為?
3.大小原始股東已經在二級市場減持完畢，錢已經到手，再費盡心機的找市場，搞研發，做假賬，這樣維持上市地位太累，沒有必要。
……還講了其他內容，我聽不下去了，狠狠地“呸”了一口，掛斷電話。看著幾十萬小散戶尸橫遍地，我心如刀絞（資料來源：朋友圈）。
不可否認的是，通過上市等資本運作來做大的路徑僅限于一部分企業，像老干媽辣椒醬這類傳統企業并不一定都適用。縱觀在改革開放40多中，“貸款、融資、上市、被私募控股”倒下的新聞不時被披露出來，在中國的諸多企業家中，針對老干媽是否上市的問題依舊爭論不休。作為創始人的陶華碧，始終保持著較為清醒的認識。陶華碧說道：“我堅決不上市；一上市，就可能傾家蕩產。上市是欺騙人家的錢，有錢你就拿，把錢圈了，喊他來入股，到時候把錢吸走，我來還債，我才不干呢。所以一有政府人員跟我談上市，我跟他說：談都不要談!你問我要錢，我沒得，要命一條。”
媒體披露了陶華碧的觀點，不少機構投資者對此冷嘲熱諷，甚至是批評。有的學者甚至撰文稱：“看不懂這段話啊，誰把錢吸走，為什么要還債？”
雖然機構投資者和學者批評甚多，但是陶華碧卻不為所動，依舊堅守自己的觀點。但是作為研究者的我卻支持陶華碧，原因是，陶華碧能夠抵住資本市場泡沫的誘惑，甚至是忽悠，依然堅持做好自己的主業，穩健地發展，這點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企業家過于把資本經營作為企業經營的重點，這樣的做法很危險。一旦某個“灰犀牛事件”爆發輿情，那么企業家經營的企業可能會大廈將傾，這才是陶華碧如此敬畏“貸款、融資、上市、被私募控股”的深層次原因。
在《老干媽需要上市嗎》一書中，為了解開陶華碧為什么不貸款的謎底，筆者就引用鳳凰網資訊就以“您經營企業還有一個原則，不貸款。這是為什么？”的采訪提綱，以此來探求陶華碧不上市的動機。
對于老干媽不上市，陶華碧是這樣回答的：“我沒有跟國家貸過款，貼息貸款我都不要。去貸款，都沒得壓力，就沒得動力。自己去做，你曉得壓力壓在自己肩膀上，曉得去努力去奮斗。”
陶華碧的回答非常務實，一旦把貸款視為救命稻草時，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危險的。究其原因，很多企業在發展穩健時，銀行通常都會積極貸款，一旦企業出現資金流斷裂等問題，銀行就會考慮自身的止損問題，銀行的具體措施就是抽貸。此刻，銀行的補刀就可能成為企業倒下前的那最后的一根稻草。
基于這樣的考慮，陶華碧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道：“政府很早以前就提出要扶持，我不要，我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的事，踏踏實實做，不欠別人一分錢，這樣才能持久。”
很多企業家聽到這樣的信息，都覺得陶華碧很傻，拒絕政府的主動幫扶。這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實上，盲目地、毫無節制地接受政府幫扶，這就是典型的張力錯位。與張力錯位的企業家們不同的是，陶華碧卻堅持自己不貸款，其理由如下：“我不欠政府一分錢，不欠員工一分錢，拖欠一分錢我都睡不著覺。和代理商、供貨商之間也互不欠賬，我不欠你的你也別欠我的，我用我的質量保證我的市場。有很多供應商都是從建廠維持到現在。”
在陶華碧的意識中，盡管不借貸，只能憑借自身的積累，以較慢的速度穩健發展，即使錯失一些機會，總比因為盲目資本運作而倒閉要強得多。
除了老干媽堅持不上市，當我們查閱相關資料后發現，一些發達國家中小企業，尤其是那些長壽家族中小企業似乎對資本市場的需求不是很強烈，作為歐洲代表的德國更是如此。
關于德國企業為什么不熱衷上市這個問題，德國咨詢公司柏林合伙人（Berlin Partner） 國際事務負責人托馬斯·埃因斯費爾德（Thomas Einsfelder）的答案是：“因為德國的股市不發達。”
托馬斯·埃因斯費爾德解釋稱，在德國，中小企業的數量達到98%，由于德國的股市相對不發達，因此很難把企業做好后立刻申請上市，尤其是“圈錢”后退出（[美]戴維·奧德茲，[德]埃里克·萊曼，2018）。
基于此，中小企業經營者不得不做好更為長遠的發展規劃。在這當中，很多又是家族企業。經營者信奉世代流傳的“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的經營哲學，他們通常不會為了純粹去追求利潤而去進行資本運作，上市的選項也因此被排除在外。
正因為如此，這就進一步地加劇了德國股市的不發達。托馬斯·埃因斯費爾德說道：“不過，也正因為資本市場不發達，許多德國企業，尤其是家族企業，都會老老實實地把產品做到最好，把管理做到最好，反而讓德國的實體經濟變得特別強大。”
在托馬斯·埃因斯費爾德看來，這反而徹底地激活了德國中小企業的活力，問鼎世界成為隱形冠軍。根據《歐洲時報德國版》的報道顯示，全球目前共有2，734家“隱形冠軍”，其中德國就有1，307家，占總數的47%；美國有366家，位列第二（周磊，2015），見表1。
表1 “隱形冠軍”企業國家排名
對于“隱形冠軍”，西蒙顧和管理咨詢公司（Simon-Kucher& Partners）創始人赫爾曼·西蒙教授設置了以下三個條件：第一，該企業所經營的產品不能低于世界市場排名前三或者大洲第一；第二，年營業額不超過50億歐元；第三，企業的知名度相對較低，不為普通消費者所熟悉。
赫爾曼·西蒙教授解釋稱，之所以沒有設定企業的年營業額的底線，是因為在全球化和通信業發達的背景下，即便是微型企業也能在全球市場上叱咤風云。例如，來自德國波恩的管風琴制造商——克萊斯公司，其員工人數一直保持在65人左右，年營業額只有600萬歐元，但卻壟斷著世界最負盛名的歌劇院或教堂的管風琴市場。
當然，以年營業額的標準也是變動的。1995年，當時設定的年營業額的上限額是30億歐元。2015年，其標準是50億歐元。基于此，隨著企業紛紛全球化，“隱形冠軍”的規模也在過去20年內增加了近8倍，因此原有的指標也須往上提升才能符合實際情況（周磊，2015）。
01、德國中小企業經營者堅守“小而美”
許多企業家熱衷以“大即是美”為基礎，實現自己的全球化戰略。然而，一項研究數據表明，越是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其絕大多數公司卻很小。事實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包括德國、法國、荷蘭和日本，中小規模的企業總量超過95%，其雇員人數往往不足500，德國的經營者更是堅守“小而美”。
在德國企業經營者看來，“小”不僅僅是美，還是經濟表現和韌性強大、持久的竅門之一。數據顯示，2003年，這些被稱為“Mittelstand”的中小企業占私營就業崗位的70.2%，占銷售額的41.2%和附加值的49%。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其中還隱藏著跨行業的差異。在建筑、酒店、餐館和其他服務業，中小型企業的銷售額占比超過80%，但在汽車、石油提煉、航空運輸和電信領域的銷售額不到10%（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按照德國經營者的理解，中小企業的含義有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指公司的大小。根據德國自己的定義，中小企業的雇員人數不超過500人，銷售額不超過5，000萬歐元。見表2。
表2 德國和歐盟對中小企業規模的定義比較
按照這個標準，幾乎所有德國公司都屬于中小企業——它們占公司總數的99.6%，雇用了60%的員工，占略高于1/3的銷售額。第二個方面主要側重于微妙的質的問題。構成中小企業的要素未必是某個特定的規模標準，而可能是一套共同的價值觀、戰略、治理、金融、人力資源實務和發展方向。這里，企業的規模輕于發展方向、價值觀和運作方式。即便博世（Bosch）或伍爾特（Wurth Electronics Group）這樣的大公司，也可能與更小、更典型的同行有共同的看法、策略和價值觀，因此常常被視為德國的中小企業（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對此，《新聞周刊》報道稱：“中小企業成功的定義如下：成為利基市場的世界領袖，哪怕客戶在半個地球之外也不負‘萬事通’公司的盛名，爭當受益于全球化而不是被其沖毀的‘隱形冠軍’。再者，中小企業可以在小城鎮雇用50～500人，意味著有才華的青年不必去大城市找尋成功之路。這是分散權力（此處指經濟）的另一種方式。產生德國大部分企業收入的中小企業的成功，與國家對制造業的支持密不可分。”
《新聞周刊》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原因是中小企業對德國經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中小企業解決的就業基數很大，為中小企業工作的員工占到60%，就職于大公司的員工僅僅只有20%。另外，83%的學徒來自中小企業。
在德國企業和服務部門供應知識型人力資本體系中，其主要的人才來源于中小企業。當然，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由于自身規模的限制，無法建立專門的研發部門。雖然如此，依然有35萬名研發科學家和工程師受雇于私營企業，大約有1/4效力于這些小公司。數據顯示，2013年，德國中小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大約為87億歐元，用來開發新產品和生產技術，約占研發項目總支出的15%（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據歐洲專利局統計，德國的人均專利申請數量是法國的2倍，英國的5倍，西班牙的18倍。數量龐大的德國家族企業，普遍會拿出相當比例的利潤用于研發（葉克飛，2022）。一項研究數據表明，相比大公司，中小企業用于研發的收入和勞動力均占比更高，見圖1。
圖1不同規模和員工數量的企業在研發的投入
從這組數據不難看到，德國中小企業在創新活動中的參與度很高：46.3%的中小企業在內部創新的研發支出占德國總研發支出的9%；61%的中小企業參與了一些創新活動，超過51%的企業引入了組織創新或營銷創新。許多中小企業也選擇合作研究來更新技術。弗勞恩霍夫研究所三分之一的研究合同收入來自中小企業。三分之二的中小企業的產品在過去兩年中得到了“顯著改善”，這些產品占總銷售額的11%，見圖2（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2 不同國家中小企業的創新
02、健全的科創金融體系，銀行在金融行業投資中的核心作用
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在“健全科創金融生態體系”中講道：“科創金融是適應科技創新特點和需求的金融服務和產品體系。多年來，中國金融在服務和支持科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科創金融方面還不夠健全（新浪財經，2019）。”
在演講中，肖鋼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為例，對比了德國和日本創新資本形成的機制，見表3，見表4，見表5（新浪財經，2019）。
表3 美國創業投資各階段占比（%）
表4 德國創新資本形成的機制
表5 日本創新資本形成的機制
這組數據說明，健全的科創金融體系是保證中小企業穩健發展的重要方面。正因為如此，《哈佛商學院》給予較高的評價：德國經濟的最后一個顯著特征是銀行在金融行業投資中的核心作用。在所謂的“Hausbank”體制中，個體企業與提供融資和潛在投資咨詢的合作銀行保持著密切聯系。特別在中小型企業，這些主要往來銀行為抗衡經濟周期波動提供了緩沖，因為它們在經濟衰退期間往往更愿意投資新工藝。對于銀行而言，它們通過直接所有權網絡和儲戶授予的間接代理控制權，對企業具有直接影響力。德國三分之一的銀行，包括州儲蓄銀行都是國有銀行（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03、家族經營，隱于小城鎮，韜光養晦，不露鋒芒
梳理發現，德國中小企業通常擁有企業壽命長，普遍位于偏遠的小城鎮里，更為重要的特點是很少上市。《經濟學人》報道稱：“（德國中小企業）常常被譽為支撐世界第四大經濟的骨干群體。它們個個都是世界級領袖，卻韜光養晦、不露鋒芒。它們通常由家族經營，隱于小城鎮，只被購買它們的特定機器和零件的企業所熟悉。”
在這篇報道中，《經濟學人》提到幾個較為關鍵的詞語——家族經營，隱于小城鎮，韜光養晦，不露鋒芒。可能讀者會問，德國中小企業為什么不熱衷把企業弄上市呢？答案是，這些企業的家族企業屬性。前幾年數據顯示，德國的350萬家企業中，中小企業占比高達98%，其中絕大部分又是家族企業。德國的家族企業百強，平均壽命已超過90歲。以德國人的耐性，他們更希望企業傳承下去，所以不會盲目擴張，股市對他們的吸引力也就不高（葉克飛，2022）。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德國中小企業不光在生產制造領域形成巨大的競爭優勢，而且穩住了就業和經濟增長，見表6。
表6 歐洲的中小企業在全部企業中的占比（%）
數據顯示，由于只有少數中小企業上市，或者由外部私募股權公司掌控，這就保證了企業的穩定經營。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發布的2020年數據，截至2019年底，德國擁有大約3，275，000家企業。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發布的2019年上市公司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德國共有3，883家上市公司（數據由德國友人提供）。
與龐大的企業數量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市公司占比0.00118%，而且德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費用在歐洲發達國家里最為低廉，但是大多數德國“隱形冠軍”和很有實力的德國中小企業都沒有上市（葉克飛，2022）。
眾所周知，德國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Frankfurt Stock Exchange，縮寫為FWB），又稱德意志證券交易所，號稱歐洲最活躍的證券交易市場之一，是世界四大證券交易所之一，交易量僅次于倫敦，并推出的一個包含有30家主要的德國公司的藍籌股指數。根據德國DAX（Der Dax）指數數據顯示，截止2020年7月31日，德國DAX30的公司按市值排名如下，見表7。
表7 2020年7月31日德國DAX30的公司市值排名；資料來源：知識財經
在德國的中小企業中，占比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又都是家族企業。由于家族私營的中小企業，尤其當涉及控制權和決策問題時，通常會抗拒以外部融資的代價換取企業短期的增長。一旦外部融資，無疑會損害中小企業的獨立性和靈活性。
正因為如此，德國中小企業的債務比率是世界最低的。即使是目前，德國中小企業的債務比率甚至處于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這與中國企業經營者熱衷資本運作存在天壤之別。
在德國，雖然資本市場的利率較低，但是德國中小企業經營者為了保持高度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更傾向通過自己的實際財力，保持和擴張規模。對此，德國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把“適者生存”視為圭臬或者箴言，而不是中國某些企業家倡導的“胖者為尊”。
當然，并不是說德國所有中小企業都不上市，有些經營者一樣抵制不住誘惑，也上市，或把所有權出售給私募股權公司。
例如，創建于1748年的唯寶公司、創建于1879年的羅森塔爾公司、創建于1948年的高儀集團等。然而，這部分曾經的家族企業和私營中小企業因為上市或者出售給私募股權公司，其后續業績表現卻因為戰略重點的改變，陷入了過于看重快速但短視的市場份額增長的陷阱中，失去了之前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由于家族企業自身抗拒公開上市和私募股權公司，堅持穩定的經營策略，因而能成為悠久傳統、跨越數代人的最古老的家族企業，見表8（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表8 德國最古老的家族企業排名
1340年，工匠喬漢·普里姆（Johan Prym）開設作坊，在亞琛地區開始生產針和紐扣。如今，以其后人威廉（Wilhelm）金匠命名的Wilhelm Prym GmbH公司依舊保持著較強的活力，目前已經成為歐美織物整理加工市場的領導者。該公司業務遍布全球，銷售收入達到3.5億歐元。
據了解，Wilhelm Prym GmbH公司（威廉普萊姆股份有限公司）始終由該家族掌握，目前已經傳到第16代。該公司之所以長壽，是因為他們秉承德國中小企業的座右銘——將優良傳統與創新完美結合。
在過去的幾百年間，Wilhelm Prym GmbH公司（威廉普萊姆股份有限公司）忠于自己的原則和根本，但也懂得把握良機，借助像1903年彈簧搭扣這類根本性的創新大展宏圖（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04、豐富多樣的研究機構給企業提供創新技術支持
德國企業能夠成為世界隱形冠軍最多的國家，離不開德國擁有豐富多樣的研究機構。在德國，人們廣為人知的無疑是由67家學院構成的、成立于1949年3月26日，以德國科學家、發明家和企業家約瑟夫·弗勞恩霍夫（Joseph von Fraunhofer，1787-1826）的名字命名的、總部位于德國慕尼黑的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該機構是歐洲最大的應用科學研究機構，弗勞恩霍夫協會在德國有74個研究機構，約28，000名員工（截至2017年5月），每年的研究額為28億歐元，其中23億歐元用于合同研究領域。
另外，組成馬普協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 簡稱MPG，英文為Max Planck Society）的機構也許更有名更受世界矚目，全名為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學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 簡稱MPG，英文為Max Planck Society），是德國最大的非大學性質的科研學術組織，致力于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和人文科學等領域的基礎研究工作。
馬普學會是以注冊協會形式存在的受私法約束的非營利性組織，總部位于慕尼黑。其最高決策機構是由中央、地方、科學界和輿論界等代表組成的評議會（Senate）。截至2017年底，學會共有雇員23，425人，包括20，383名合同制人員，1，199名學生和1，843名訪問學者，在合同制人員當中有6，772名專職科研人員，擔任所長（實驗室主任）、課題組組長或科研助理，占比達到33.2%。
馬普學會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財政撥款，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負擔，此外，學會及其下屬機構還接受來自公共和私人捐贈以及歐盟的第三方項目資助，學會2017年的年度財政預算達17億歐元。
自1948年成立以來，這里至少產生了1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學會目前下設84個研究所和實驗室，其中4個研究所和1個實驗室分布在海外，另有17個與各國頂尖科研學術機構共建的國際研究中心，各研究所每年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總計15，000余篇。
對比兩家研究機構，弗勞恩霍夫研究所更為側重應用研究，為企業提供商業價值的解決方案是其致力于實現的目標，由此無形中在基礎研究和商業化間架設了一座橋梁。
公開資料顯示，弗勞恩霍夫研究所是一個公私合作的部門，其資金來源主要包括“非競爭性資金”和“競爭性資金”兩種類型：
第一，“非競爭性資金”主要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歐盟投入的面向工業和社會未來發展的科技事業基金等，即公共資金。弗勞恩霍夫預算的剩余65%來自公共資金。大約25%的資金是通過國家和國際研究經費獲得的。其余40%的預算由德國政府的基礎資金提供。其中這一基礎資金的約三分之二（占總收入的27%）被分配給了各個研究所，這個分配方案促使研究所所長們從歐盟和工業界吸引更多收入，見圖3。另外10%的基礎資金在經過一輪有關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的提議之后，進行競爭性分配。這些高風險的研究項目也為促進各研究所之間合作提供了機會，很多成功的提案是合作性質的。另外10%的基礎資金用于購買新設備。最后，執行委員會將其余15%的基礎資金用于資助各種重大投資。例如，新研究所的基礎設施、研究所的搬遷、特別戰略項目等（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3弗勞恩霍夫研究所的資金分配規則；資料來源：哈佛商學院
公開信息披露，該方案是由前弗勞恩霍夫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大·伊姆布施（Alexander Imbusch）在20世紀70年代制定的，它的實施伴隨著弗勞恩霍夫開始在資源、產出和聲譽方面的擴張。在這一共同框架內，研究所所長根據優先次序采取了差異化的籌資戰略。一般來說，公共資金用于資助較長期項目（3～10年），而私募資金用于較短期項目（1～2年）。該方案的靈活性使得弗勞恩霍夫可以從事那些私營部門通常急于獲得短期收益而不愿從事的項目。（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第二，“競爭性資金”主要指來自公共部門的招標課題以及與產業界簽訂的研發合同收入等，見圖4。
圖4 弗勞恩霍夫協會經費來源
數據顯示，資金大多數來源于政府：（1）1/3資金直接來自德國政府。（2）1/3資金來自政府，但這筆資金間接投于政府簽約的應用研究。（3）1/3預算來自與私營部門的應用研究合同這源于弗勞恩霍夫與工業企業保持著密切聯系，見圖5。
圖5弗勞恩霍夫協會2009年預算；資料來源：哈佛商學院，2012年1月6日修訂版
事實上，無論巨型公司還是小公司，在面臨技術挑戰時，都會定期聯系弗勞恩霍夫。作為回應，弗勞恩霍夫會召集一組來自幾個研究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團隊來承擔這個項目。項目持續時間一般不超過兩年。以往研究獲得的知識儲備使弗勞恩霍夫處于一個獨特地位，能夠快速提供技術解決方案。弗勞恩霍夫的研究機構具有廣泛的科學跨度，這使得他們幾乎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即使是大跨度的多學科解決方案需求也不成問題，同時會在不同行業的研發中投入不同比例的經費，見圖6。弗勞恩霍夫一位高管介紹說道：“弗勞恩霍夫充滿了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6弗勞恩霍夫協會不同行業研發經費的比例；資料來源：哈佛商學院，2012年1月6日修訂版
需要提到的是，在弗勞恩霍夫和企業之間，二者的關系往往受到合同的約束，合同中會詳細說明價格和知識產權。弗勞恩霍夫收取的價格與項目開發的成本成正比。其中不包括弗勞恩霍夫在該項目上使用的知識的研發產生的歷史成本，并且這一成本與最終產品的成功無關。一般按開發成本小額上浮15%收費。弗勞恩霍夫每年參與6，000到8，000個工業項目。這些項目的規模差異很大，從不到1，000歐元到幾百萬歐元不等，見圖7，研究合同的收入約占弗勞恩霍夫預算的35%，（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7弗勞恩霍夫協會研究合同的構成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弗勞恩霍夫協會2014年的總預算為27.5億美元，支付超過2.3萬名員工，其中多數人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資。2012年時，弗勞恩霍夫協會擁有6，000項有效專利和專利申請；同年該協會創造的知識產權產生總計達1.6億美元的許可收入。由此可見，作為弗勞恩霍夫協會成員的研究機構大幅提升德國中小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它們作為知識從基礎研究向制造技術商業化溢出的制度性渠道，通過生產工序及產品創新強化了德國制造企業的競爭優勢。德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因此得以開發品質高且技術先進的利基市場。美國科學院國家研究理事會科學、技術與經濟政策董事會高級項目官員蘇婭·希瓦庫瑪爾（Sujai Shivakumar）坦言：“弗勞恩霍夫研究所的參與和貢獻，使同一地區的制造過程與創新過程相互耦合:如果不自己制造東西，對創新起決定作用的知識將土崩瓦解。”
查爾斯·維斯那與蘇婭·希瓦庫瑪爾的觀點不謀而合，查爾斯·維斯那說道：“德國成功的一個根源在于，集中精力支持與中小企業相關的研究，而這些企業不太可能將生產轉移到國外。通過弗勞恩霍夫研究所，德國為這些公司提供它們負擔不起的技術、設備和服務。這樣，縱然德國工人的工資排在世界前列，它還是鞏固了自己的出口導向型制造業基地，保留了良好的制造業就業崗位”。
弗勞恩霍夫研究所不僅給企業提供技術，同時還通過資產分派鼓勵員工自主創業，由此衍生了一批企業，這也為弗勞恩霍夫科學家開發的一些技術為新公司的創立打下了基礎。（1）位于圣奧古斯汀的弗勞恩霍夫應用信息學研究所，與德國公司密切合作的開發數據管理工具和分子層面的掃描技術。（2）位于斯圖加特的弗勞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攜手建筑公司共同研究新型噪音消除材料，并運用濕熱分析（即熱量和水分穿過建筑物的原理）更高效地進行建筑設計。（3）耶拿弗勞恩霍夫應用光學與精密機械研究所，掌握著光學技術的百年競爭優勢。該研究所聯合卡爾·蔡司公司與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學，開發了光學透鏡和精密切削等新技術，如激光測量、抗光和激光新材料的應用等。新技術推動了耶拿光學集群的發展，這座約有10萬人口的城市一口氣創建了40多家光學技術公司。（4）制造精密儀器的馬爾公司（Mahr GmbH），與耶拿弗勞恩霍夫研究所簽約，合作研發一種可以實現快速3D測量的新產品。技術成功開發后，公司買下許可權利開始制造新產品（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數據顯示，從弗勞恩霍夫衍生而出的公司的失敗率不超過10%，大大低于美國和其他國家創業公司的失敗率。盡管存在估計值差異較大的問題，但本世紀初美國初創公司的失敗率為90%。如果衍生企業不成功，科學家們可以在離開后的頭兩年里再次回到弗勞恩霍夫。盡管有這些內在保障、以及新開發技術數量和高成功率，弗勞恩霍夫出乎意料的每年只有30到40家衍生企業產生（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當然，弗勞恩霍夫鼓勵創立衍生企業，主要還是源于這可以將轉化實驗室開發技術提供可能，同時也是一個收入的重要來源。一般地，分拆出來的公司會租用其他弗勞恩霍夫的技術，并與弗勞恩霍夫簽訂研究合同。弗勞恩霍夫會在大約一半的衍生企業中持股，而這一持股比例從未超過25%。（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當技術解決后，衍生企業的資金就需要從市場來解決，據了解，此類衍生企業的資金主要（90%）來自風險投資。剩下的10%被天使投資人和銀行貸款平攤。最常見的退出策略是通過同行買賣。例如，2005年，雅虎斥資1.6億美元收購了1999年建立的基于數字音頻文件和下載軟件的分拆業務。2007年，杜比以2.6億美元收購了Coding Technologies公司，該公司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音頻壓縮技術的商業化。從這兩筆交易中，弗勞恩霍夫分別獲得了68.8萬美元和1，170萬美元。在大多數剝離企業中，弗勞恩霍夫的初始股權在隨后幾輪風險投資中被嚴重稀釋。盡管平均每年有40家衍生公司，2008年由此獲得的銷售收入只有2，100萬歐元。剝離后的公司由弗勞恩霍夫風險投資公司（Fraunhofer Venture）的部門管理。而弗勞恩霍夫風險投資公司并未計算其項目組合的回報率（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由此不難看出，弗勞恩霍夫研究所體現的，是構建德國制造業良性循環的三位一體式關鍵機構機制:知識創造與溢出體系、地方企業（通常是中小企業），以及約束性地方策略（區域經濟政策）。
05、德國高勞動生產率，無須犧牲競爭優勢也能抵消高昂的勞動力成本
德國企業能夠成為隱形冠軍有一個潛在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德國的高勞動生產率。所謂勞動生產率通常指每單位勞動在一定時間內的產出。統計德國生產率的德意志銀行稱：“生產率是每單位勞動在一定時間內創造的實際價值。”
不難理解，正是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即單位勞動成本——勞動力成本與生產率之比，揭示了德國這類高勞動力成本國能夠獲得并維持全球市場競爭力的原因，由此增強了德國中小企業的競爭優勢，同時也無須犧牲競爭優勢也能抵消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在歐洲，德國的勞動生產率排名最高，見表9。
表9 生產率與單位勞動成本
事實上，不同國家的員工在一周或一年的工作時數存在較大的不同。例如，眾所周知，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相對較短；法定假日也更多，工人每年確保有6周假期（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06、德國廣泛的德國學徒和培訓制度
德國擁有世界第一的隱形冠軍，主要還是源于德國廣泛的德國學徒和培訓制度。中小企業是德國職業培訓體系的基石，占所有學生學徒總數的81.9%。中小企業也對德國出口的成功做出了直接貢獻，占德國出口的21%。所有收入在500萬到1，000萬歐元之間的中小企業中，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產品實現出口。
究其原因，德國學徒和培訓制度，能夠保證制造企業獲得身懷必備技能的工人，從而實現效率和生產率的最大化，意味著年輕人不僅學習當地制造企業高度重視的技術，也能掌握各種軟技能，比如為了能順利為公司做貢獻所必需的可靠性和溝通能力。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德國共有128萬名學徒，其中99.5%的學徒在完成學徒期后獲得了工作。此外，超過50%的公司表示他們計劃繼續雇用其學徒。這表明，德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系統相當成功，幾乎所有完成學徒期的學徒都能夠找到工作。
德國聯邦教育和科學部（BMBF）發布的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非德國籍青年選擇到德國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截至2019年，約有25%的Azubi來自德國以外的國家。來自歐盟國家的學徒數量從2013年的約12，000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約29，000人。雖然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學徒數量也在增加，但相對來說數量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系統要求學徒具備足夠的德語水平才能參與到工作和培訓中來，因此在德國學習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非德國籍學生通常需要具備一定的德語水平。即德國投入高質量的勞動力，產出高質量的產品——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國擁有廣泛的職業培訓體制，見圖8。
圖8 德國廣泛的職業培訓體制
公開資料顯示，德國基于“雙元制職業教育”建立了一種復雜的學徒制度，即雇主和國家共同為未來的雇員支付技術教育費用。參與的學生可以獲得由德國工商會（DIHT）頒發的技術證書。大多數學徒制是與德國的高等專科學校（Fachhochschule）合作制定的。1969年的《職業教育法》正式確立了雙元制體系。至20世紀90年代，向378個正式確定的職業提供證書，其中大多數需要經過三年的培訓計劃獲得。在22歲以下的德國人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接受了職業教育（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德國廣泛的職業培訓體制直接提升了大規模德國中小企業的競爭力，見圖9。這些中小企業通常針對高端細分市場，并且一般是家族所有和管理。例如著名的保時捷和哈瑞寶（HARIBO），以及大眾相對少見的生產軸承、刀具和制造設備的專業公司。中小企業嚴重依賴當地的職業技術學校來幫助培養勞動力。許多公司太小以至于沒有自己的研究實驗室，而那些有實驗室的公司也經常通過與研究協會合作開展聯合研究項目（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9 世界各國的企業規模
07、德國復雜的工人代表制度
德國企業能夠成為隱形冠軍有一個潛在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德國的復雜的工人代表制度。赫伯特·吉爾希、卡爾·海因茨·帕克和霍格爾·施米丁分析了后“二戰”德國的經濟奇跡后發現，德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奇跡，重要的歸因就是薪酬。他們說道：“即便生產率突飛猛進大大增強了德國制造商相對于國際貿易伙伴的競爭力，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資仍只是穩步提升。”
在他們看來，隨著工資的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德國制造業的競爭力開始衰退。由克里斯蒂安·杜斯特曼（Christian Dustmann）、伯恩德·斐岑伯格（Bernd Fitzenberger）、烏塔·勛伯格（Uta Sch nberg）和亞歷山德拉·斯皮茨-恩納（Alexandra Spitz-Oener）組成的經濟學家團隊的研究也證明了此觀點。適度的工資增長助燃了德國“從‘歐洲病夫’到經濟巨星”的復原，即使 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中，德國的工資增長一直受到抑制，與歐洲鄰國及貿易伙伴相比，其更加明顯，見圖10。
圖10 每小時薪酬成本
根據圖10所示，在1997-2013年間，德國每小時工資的年均百分比變化（以美元計）為3.3%，遠低于法國（3.5%）、意大利（4.0%）和西班牙（4.5%），卻高于美國（2.9%）和英國（3.0%）。
數據表明，德國約60%的每小時工資成本用于工作時間支付，包括直接工資、加班費和夜班費。相比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和西班牙，德國的工作時間報酬是最高的，見圖11。
圖11制造業每小時薪酬的組成成分
在薪酬方面，與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德國的社會保險費用相當低（包括退休金和傷殘保險、醫療保險、收入保障保險、病假工資、人身意外險、工傷和疾病賠償、失業保險和離職金等），也低于美國。這與德國復雜的工人代表制度創造了一個以低沖突、高工資壓縮和高技能為特征的勞動力市場有關。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的工會很少罷工。但它也影響了德國的創新密集型出口行業。最重要的是德國的模式化的工資談判制度，在這個制度中，金屬部門的工資談判確定了所有經濟部門的工資標準模式。談判工資所涵蓋的勞動合同的很大一部分，使工會有可能實施廣泛的工資限制，以便控制通貨膨脹或提高出口競爭力。例如，在2001年到2005年之間，盡管德國的生產力在提高但實際工資卻下降了4%，見圖12。成本的降低使德國生產商在歐元強勁升值期間仍享受到出口增長（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12 1993-2007年德國和英國的工資和生產率增長
不可否認的是，一致的工資談判還有另外兩個影響。首先，工會就工資等級進行了談判，在不同資歷和技能水平之間產生了很大程度的工資壓縮。德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異常低。2009年，德國的基尼系數為0.27，在134個國家中排名第125位（包括在德國統一期間被吸納的1，600萬新公民，他們的平均收入比西方國家低40%）。第二，由于一致的工資談判對競爭公司也實行了同樣的工資等級，因此挖走熟練工人的做法在德國是不常見的，見圖13。由于公司不必擔心技術工人的流失，工人也不希望在公司間頻繁流動，因此雙方都傾向于將精力大量投入到公司的專業領域上（迭戈·科明、貢納爾·特朗布爾、凱瑞·楊，2012）。
圖13 1991年現任雇主的工作聘用期限
此外，德國直接支付的福利（像季節性和不規則的獎金，或節假日非工作時間的報酬）異常之高，因為它的節日和假期相對較多（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事實證明，較高的薪酬則會折損企業競爭力。按照法規要求，社會保險支出計為私人、契約社會效益成本和勞動力相關稅收減去補貼。直接支付的福利主要是休假報酬、獎金和實物償付。工作時間報酬主要是基本工資和薪金、加班費、休假支付、獎金與實物償付。工作時間報酬也是基本工資和薪金、加班費、固定獎金、保費（每個支付周期均有支付）以及生活成本調整（戴維·奧德茲，埃里克·萊曼，2018）。
事實上，歐洲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較高的單位勞動成本，降低了企業競爭力。在單位勞動成本方面，落在德國之后的三個歐洲最大經濟體：英國、意大利、法國、比利時、丹麥、芬蘭、挪威、斯洛文尼亞，見圖14。
圖14單位勞動成本
對于德國中小企業熱衷堅守做隱形冠軍，如果再往深一層探討，德國對制造業的堅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對通脹的恐懼。一戰后，德國因為要支付巨額賠款，一度選擇印錢，使得貨幣急劇貶值。德國馬克最大面值一度由1萬飆升到10萬億的天文數字。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德國人的基因，使得之后的德國對通脹極為警惕，不會嘗試“開閘放水”之類的經濟刺激政策，而是堅持在人力資源、技術和制度等供給端進行投入（葉克飛，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