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6月，在《蜘蛛俠：縱橫宇宙》引發觀影熱潮之后，《閃電俠》在內地上映僅4天，票房也已過億。漫威、DC的電影常常成為創造新紀錄的票房收割機，蜘蛛俠、鋼鐵俠、蝙蝠俠、奇異博士這些超級英雄幾乎成為了婦孺皆知的存在。連超英電影中的一些反派，比如章魚博士、小丑、謎語人、滅霸、洛基，都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人物。

在沉浸于超級英雄的故事時，我們很少會去反思，這些故事到底在傳達著什么信息。超級英雄和他們想要打倒的反派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這些看起來各自精彩紛呈卻又遵守著類似邏輯的故事，究竟在向普通的觀眾傳遞著什么價值？

在《規則的悖論》一書中，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看到，人們常常會說：“可這不就是廉價娛樂嗎！它們才沒想教我們任何關于人性、政治或社會的東西，就跟摩天輪差不多。”這在某種程度上屬實，流行文化的存在并不是為了說服任何人相信任何事，它們是為了愉悅而存在的。但是，“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大多數流行文化項目也的確傾向于將這份愉悅融入某種論證。”

格雷伯看到，超英故事有著基本的情節套路：一個壞人——可能是犯罪頭目，更常見的是一個強大的超級反派——開啟了一項征服世界、破壞、盜竊、勒索或復仇計劃。英雄發覺了危險，弄清了實情。經歷了考驗和困境，英雄在最后關頭挫敗了反派的計劃。世界恢復正常，直到下一集，一模一樣的事情再度上演。

在他眼中，這些超級英雄們只是在對事情做出反應而已，并沒有自己身為英雄的計劃，甚至好像完全缺乏想象力——超級英雄們幾乎從不制造、創造或建造任何事物。相比之下，大反派們堅持不懈地發揮著創造力，總是有一堆計劃、項目和想法。這些無疑都說明了，“超級英雄情節的邏輯是高度保守的。”

《論蝙蝠俠與制憲權問題》（節選）

文 | 大衛·格雷伯  譯 | 倪謙謙

一部超級英雄漫畫或許看上去無害。在很多方面確實如此。如果漫畫只是在告訴一群青春期男孩，人人都有某種對騷動和混亂的渴望，但最終我們需要控制這種渴望，那么它的政治影響似乎不會特別糟。尤其因為這份信息仍然保有一種健康范圍內的矛盾心理，就像那些似乎把大把時間花在砸爛城郊購物中心等場所的當代動作片英雄。我們大多數人都很愿意在有生之年砸一回銀行或購物中心。用巴枯寧的話來說：“破壞的沖動也是創造的沖動。”

盡管如此，我認為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大多數超級英雄漫畫的情況中，這份騷亂確實產生了非常強烈的保守主義政治影響。為了理解個中緣由，我不得不簡短地跑個題，講講制憲權的問題。

* *

喬裝打扮的超級英雄根本上是以法律之名打擊罪犯的，即便他們自己常常在嚴格的法律框架之外行動。但在現代國家，法律的地位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緣于一個基本的邏輯悖論：沒有體系能夠自我生成。任何能夠建立法律體系的權力，自身都無法受該體系約束。所以法律必須來自其他某處。在中世紀，解決方法很簡單：法律秩序由上帝創建，而《舊約》已大篇幅闡明，上帝本身不受法律甚或任何可辨的道德體系的約束（同樣，這合情合理：如果你創造了道德，那么根據定義，你不可能受它約束）。或者，如果不是直接源自上帝，那么就是源自神授的王權。英國、美國和法國的革命者改變了這一切，創造出人民主權的概念——宣布曾經由國王掌握的權力現在由他們稱為“人民”的實體掌握。

這產生了一個直接的邏輯問題，因為根據定義，“人民”實際上是一群受同一套特定法律約束而聯合在一起的個人。那么，他們在何種意義上得以創造出那些法律呢？當這個問題在英國、美國和法國革命后首次被提出時，答案似乎一目了然：通過革命本身。

但這進一步帶來了一個問題。革命是違法行為。武裝起義、推翻政府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這完全是非法的。依據他們土生土長背景下的法律，克倫威爾、杰斐遜和丹東顯然都犯了叛國罪；就好比再過個20年，他們如果試圖在自己創立的新政權下做同樣的事，也會被定為叛國罪一樣。

所以，法律產生于非法活動。這造成了現代政府概念本身的不自洽，因為這一概念假定國家壟斷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權（只有警察、監獄看守或者有正式授權的私人安保，才享有毆打你的法定權利）。警察使用暴力是正當的，因為他們在執行法律；法律是正當的，因為它根植于憲法；憲法是正當的，因為它來自人民；人民通過非法的暴力行為創立了憲法。那么，問題來了：該如何區別“人民”和暴徒？

這并沒有顯而易見的答案。

主流的、體面的回答是把問題推得越遠越好。常見的路數是：革命時代已經結束了（可能在加蓬或敘利亞之類的地區除外），我們現在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修改憲法或法律標準。這當然意味著基本結構是永遠不會變的。結果可參見美國，它一直維持著包括選舉人團和兩黨制在內的國家架構，雖然這放在1789年還相當進步，如今卻令我們在世人眼里仿佛政治上的阿米什人，還乘著馬拉的車到處跑。這也意味著我們將整個系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盡管事實是，唯一一批真正就此被征求過意見的人民生活在200年前。至少在美國，“人民”早已作古。

自那時起，建立法律秩序的權力從來自上帝，轉變為來自武裝革命，又轉變為根植于純粹的傳統——“這些是老祖宗留下的習俗，我們有什么資格質疑他們的智慧？”（當然，不少美國政客明確表示，他們真的很想把權力還給上帝。）

這就是我說的主流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對于激進左派和獨裁右派而言，制憲權是個相當現世的問題，但二者處理暴力這一基本問題的方式截然相反。左派經過20世紀災難的洗禮，很大程度上已經遠離了從前對革命暴力的推崇，更偏好非暴力形式的抗爭。那些人之所以能以高于法律的名義行事，恰恰是因為他們不像暴徒那樣行事。而在右派看來（自20世紀20年代法西斯主義興起以來一直如此），革命暴力存在特殊之處，有別于單純的犯罪暴力。

這種觀點純屬自以為是的扯淡。暴力就是暴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暴徒不能成為“人民”，因為無論如何，暴力才是法律和政治秩序的真正來源。任何對暴力的成功運用都自成一種形式的制憲權。這就是為什么瓦爾特·本雅明說，我們忍不住會去欽佩“偉大的罪犯”：因為，正如多年來許多電影海報上寫的，“他制定了自己的法律”。畢竟，任何犯罪組織都免不了要著手制定自己的一套內部規章制度，通常還相當詳盡。它們不得不借此來控制暴力，避免暴力以完全隨機的形態出現。但在右翼角度看來，這就是法律一直以來的全部內涵。它是一種控制暴力的手段，暴力使它存在，而它最終又通過暴力得以執行。

這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犯罪分子、犯罪團伙、右翼政治運動和國家武裝代表之間常常十分驚人的密切聯系。歸根結底，他們都說同一種語言。他們以武力為基礎制定自己的規則。因此，這類人通常共享同一種廣泛的政治感知。墨索里尼或許剿除了黑手黨，但意大利的黑手黨成員仍然敬仰墨索里尼。在如今的雅典，貧困移民社區的犯罪頭目、法西斯幫派和警察之間有著活躍的合作。事實上，這個例子中明顯體現了一種政治策略：在民眾可能起義反對右翼政府的預期下，警方首先從移民幫派周邊的社區撤出保護，隨后開始暗中支持法西斯分子（結果，一個公開的納粹政黨迅速崛起。據報道，大約一半的希臘警察在最近一次選舉中投票給納粹政黨）。但極右翼政治正是這樣運轉的。對其而言，在法律秩序之外運作的幾股不同的暴力勢力（或者就警察的情況而言，有時只是擦著法律的邊）在一個空間內彼此互動，其間，新的權力形式得以出現，進而帶來新的權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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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這一切與喬裝打扮的超級英雄有什么關系？關系太大了。因為這正是超級英雄和超級反派生活的空間。一個本質上具有法西斯性質的空間，其中只有黑幫分子、未來的獨裁者、警察、暴徒，彼此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警察有時墨守成規，有時貪污腐敗。有時警方自己也會陷入私刑主義（vigilantism）。有時他們會迫害超級英雄；至于其他讓他們另眼相看的超級英雄，他們則會提供幫助。反派和英雄偶爾會聯手。力量陣線始終在變化。如果有什么新東西出現，那一定出自這種變化的力量。無他。因為在DC（偵探漫畫）和漫威宇宙中，上帝或人民根本不存在。

這樣一來，潛在的制憲權只可能來自暴力輸出者。事實上，只要超級反派和邪惡幕后主使不是一心夢想著完美犯罪或沉迷于隨機恐怖行為，他們便總在謀劃某種新的世界秩序。可以肯定，如果紅骷髏、征服者康或毀滅博士當真接管了這個星球，他們很快會制定出許多新的法律。那些想必不是什么好法律。而它們的創造者無疑不會受其制約。但除此之外，我們預感那些法律會得到嚴格執行。

超級英雄抵制這種邏輯。他們不想征服世界——哪怕只是因為他們不是偏執狂或瘋子。結果，他們成了反派的寄生天敵，就像警察是罪犯的寄生天敵那樣：沒有后者，前者就沒有了存在的理由。他們負責捍衛一種似乎憑空出現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無論它有多大的缺陷或者多么墮落，都必須加以捍衛，因為僅有的那個替代選項要糟糕得多。

他們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只是普通的、正派的、有超能力的人，身在一個法西斯主義是唯一的政治可能性的世界之中。

我們可能會問，為什么一種以如此奇特的政治概念為前提的娛樂形態會出現在20世紀早期到中期的美國，恰逢真正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之際？這是某種美國版的奇幻文學嗎？不盡然。法西斯主義和超級英雄都更像是出自一個相似的歷史困境：當革命的理念本身被摒棄之后，社會秩序的基礎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政治想象發生了什么變化？

可以從超級英雄的核心受眾入手。他們以青春期或青春期前的白人男孩為主。也就是說，在這些個體所處的特定生活階段，他們可能既有著最大限度的想象力，也至少有一點叛逆；但他們也在接受培養，旨在最終擔起這個世界上有權有勢的職位，成為父親、警長、小企業主、中層經理人、工程師。那他們從這些無限重復的戲劇中學到了什么？首先，想象和反叛會導致暴力；其次，與想象和反叛一樣，暴力也很有趣；最后，歸根結底，暴力的矛頭必須反過來指向任何想象和反叛的泛濫，以免一切遭到扭曲。必須遏制這些東西！這就是為什么超級英雄明明可以任意施展想象力，而這種想象力卻只能擴展到他們的服裝設計、汽車、住所或各種配件上。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超級英雄情節的邏輯是高度保守的。歸根結底，左翼和右翼情緒的劃分取決于一個人對待想象的態度。對于左派來說，想象力、創造力，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生產力，都是帶來新事物和新的社會安排的力量，始終是值得稱頌的。那是世上一切真正價值的來源。對于右派來說，那是危險的，因此說到底，是邪惡的。創造的沖動也是破壞的沖動。這種態度在當時流行的弗洛伊德主義中很普遍：本我是心智的驅動力，但也是不道德的；如果真的將其釋放，它將導致一場毀滅性的狂歡。這也是保守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的區別。二者都同意，釋放想象力只會導致暴力和破壞。保守主義者希望對抗這種可能性從而保護我們。法西斯主義者無論如何都希望釋放它。他們渴望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就像希特勒自我想象中的那樣，用人類的思想、鮮血和筋骨作畫。

這意味著不只是混亂，就連沉浸在幻想生活里這件事本身，也成了讀者的惡趣味（guilty pleasure）。要說哪個藝術類型歸根結底是在警告人類想象力很危險，這固然顯得古怪，但確實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嚴肅呆板的20世紀四五十年代，人們的確隱隱感到這些漫畫是不三不四的讀物。這也能解釋漫畫如何在60年代突然變得無害起來，允許出現傻氣的、坎普（camp）風格的電視版超級英雄，就像亞當·威斯特版《蝙蝠俠》劇集或周六早晨播出的《蜘蛛俠》動畫。如果說這背后要傳遞的信息是，反叛的想象力也可以被接受，只要它無涉政治而僅限于消費選擇（又是服飾、汽車、配件），那么這信息就連執行制片也能輕易看穿。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規則的悖論：想象背后的技術、愚笨與權力誘惑》的附錄部分，較原文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