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一個人在的時候，反而會發現對一個空間、一些人是感興趣的，平時繁雜的生活會把濃度稀釋了。一個人在的時候濃度就上來了。”

疫情期間，導演張律從韓國返回北京，在隔離酒店里待了14天。封閉的日子里，他想起年輕時常游蕩的北京白塔寺一帶，提筆寫下了《白塔之光》的劇本。今年2月，《白塔之光》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得了國際觀眾、媒體和影評人的許多關注，兩個月后，《白塔之光》在北影節斬獲了5項大獎。

這是一個關于故鄉、隱秘的愛戀、失意的游蕩者的故事。不再寫詩的美食記者谷文通，年輕熱情的攝影師歐陽文慧，曾被送入勞教所、失聯四十多年的父親，這些人兜轉徘徊于白塔一帶，同是迷失者，也都渴望尋獲些什么。

張律向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記者回憶了《白塔之光》的創作開端：“我對白塔那邊很熟，年輕的時候和好多朋友老在那一帶玩。白塔浮現在我的腦海里，就覺得可能我的生活跟白塔是有情感的連帶關系，只是不知道這是什么樣的情感。所以我想去找，找不找得到不知道，但總是有一個東西在指引著你。”

文學給我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多

張律畢業于延邊大學中文系，38歲時仍是延邊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那一年，他與一位電影導演朋友發生爭執，打賭“誰都能拍電影”。電影拍攝經驗完全空白、閱片幾乎只限好萊塢大片的張律，自籌資金，在北京郊區拍出了第一部短片《11歲》。當這部對白稀少的處女作短片入圍威尼斯影展短片競賽單元時，張律決定，要成為一名全職電影人。

此后的幾十年里，他導演的影片在戛納、柏林、釜山等國際電影節上屢獲贊譽。影片拍攝地點橫跨蒙古、中國、朝鮮、韓國等地，他作品的主題常常關乎鄉愁、游蕩者以及流散的身份認同。

在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電影學堂上，張律談到，文學讓他的情感不會干枯，但跟文學接觸比較多、距離比較近之后，“在拍電影時反而要格外警惕”，因為文學的空間是“靠作家建構、讀者想象的”，但呈現在大銀幕上的電影空間卻“必須是實實在在的”。

“我覺得文學給我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多。”當被問及曾經的文學經歷對電影創作有何影響時，張律談到：“文學更講究故事，但電影不一樣。很多人說電影最重要的是故事，那干嘛還拍電影呢？電影重要的是視聽，你用視聽的東西去尋找、去相遇，而且這個相遇和尋找一定是有物質基礎的一個真實空間。”

從空間中生發一切，是張律常常談及的電影創作觀念。在他的個人經驗當中，一部電影最初的靈感“從來不是一個人物或者一個故事”，而是空間，當對一個空間產生情感關聯時，人物才開始浮現。“《白塔之光》描述的情感可能任何地方都會發生，但空間的不同讓情感質地變得不一樣，地域空間對人的影響非常重要。從這一點來看，《白塔》只能是北京的故事。”

張律的作品中常常出現失語的人、多語言溝通的阻礙、沉默，他對語言的理解也是以空間為基礎的：“每個人說話在每個空間都不一樣的，你在很熟悉的空間里時，胡說八道什么都有可能，在一個陌生的空間就會變得拘謹。”好的臺詞應該讓觀眾感受到不同空間里大家的對話，和空間與人物發生關系，滋生新的東西。

全世界的人都在游蕩

有觀眾在看完《白塔之光》后評價稱，電影的真正主角是北京。北京的痕跡遍布影片各處，人物們游蕩于胡同小巷，鹵煮、鴿哨、老公園穿插其間。當被問及拍攝時感受到的北京與記憶中的北京有何不同時，張律談到，一座城市一定會變化，但也會有不變的東西：“消逝的和還在的之間的關系，是我感興趣的。那個空間里有一些痕跡還在，你和痕跡相遇的時候，那么多那么珍貴的情感記憶，你又重新回來了。”

北京是張律生活最久的城市，他在北京居住了三十幾年。對比過去那些聚焦于異鄉與邊緣的電影場景，對他而言，北京是意義完全不同的場所——“不管是福岡還是柳川，都是我在短時間里被那個空間吸引了，但北京是我生活最長時間的一個城市。柳川我是游蕩的，北京是一個家。”但不同空間的內核仍是相連的，張律說：“你徹底地去問，在北京也在游蕩。全世界的人其實都在游蕩，即使在你最熟悉的地方，精神狀態也是游蕩的，或者是迷失的。”

游蕩與失意，是張律作品的一種底色。《福岡》拍攝的是兩個韓國中年男人來福岡尋找故人，展開了一段夢游般的旅程，《柳川》講述的也是恍惚失神的漫游。在采訪中，張律談到，每個人都是迷失與脆弱的，他希望在電影中展現出普通人真正的質感。“我看到那種迷失的、游蕩的、失意的人，我相信他。篤定的人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