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工程師、科學家花了很長時間研發出來的（教育）解決方案和產品，為什么老師不喜歡用？”

6月2日，在由北京海淀區政府主辦的2023中關村“教育+科技”創新周上，英特爾公司中國區教育行業總監秦莉回憶，去年夏天，她在一場數字教育的從業人員內部會議上，業內一位領先企業的研究院院長曾發表上述感嘆。

北京大學國家智能社會治理（教育）特色實驗基地主任汪瓊教授也有同感。過去近大半年，汪瓊的團隊調研了30家企業，了解校企兩端對進校產品的想法、面臨的挑戰和相應的解決方案。

這一研究的政策背景是，2022年初，中國啟動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黨的二十大首次將“推進教育數字化”寫進報告；2023年全國教育大會要求“縱深推進教育數字化戰略”。

汪瓊的研究主要分析企業產品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學校的數字化轉型，包括數字教育資源、精準作業系統、沉浸探究系統、課后服務平臺、教師研修平臺、數據集成中臺等。

“教學視頻做多長？什么樣的教學視頻才是學校需要的？這一塊雖然做了很多年，但仍有一個使用誤差。”汪瓊在演講中提到。

她的質疑在于，所有的作業都是紙質作業的電子版，沒有那種只能在數字化環境下做起來有優勢、但在紙上就做不出來的（作業）。

另外，數據中臺也非常薄弱。“好幾個地區都在做，但都不理想。”汪瓊認為關鍵問題是，企業沒有用數字化轉型的場景變革思維來做數據中臺的建設，只是將系統數據匯集在一起展示，而沒有支持業務探詢遞推邏輯。

整體看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呈現這幾大現象：

第一，教育部的政策直接影響到數字化轉型供給側生態的繁榮與發展方向。

例如，近幾年教育部發布多個“雙減”相關政策，推動了課后服務供給生態的發展；保護視力等政策引發教育信息化的“去屏化”發展路徑，智慧紙筆類產品大量涌現。

但同類產品豐富不代表用戶選擇空間大。

“看上去作業系統、智慧課堂產品很多，但實際彼此差異可能不是特別大，自身特色不鮮明。”汪瓊表示。

第二，國內教育軟件產業尚不成熟，需盡快建立數據互操作標準。

目前國內教育軟件廠商規模大小不一，規模大的廠商產品種類較為多樣，規模小的企業產品功能較為精細。大廠商主要走區域化政府采購渠道，小廠商則是靠學校試點打磨產品，建立口碑。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供給側生態需要‘大魚’，也需要‘小魚’，各有各的生存空間。”汪瓊認為。

但用戶往往以為同一廠家的多個軟件之間天然地具有較高的集成整合度。比如，學校會假設同一廠家不同軟件的數據可以匯總，但實際情況是，同一企業的業務線大多分屬不同的業務組，垂直發展，缺乏交叉融合。

第三，國內教育軟件未充分發揮數字化優勢。

多家企業開發的大多數功能都是在遵從或模擬學校現有的工作方式，只有少數功能利用了數字化環境的獨有優勢。

在調研中，汪瓊還發現了一個值得企業重視的現象，由于軟件產品更新過于頻繁，學校平板等硬件跟不上，可能嚴重影響老師教學使用，但學校和地方財政很難實現設備的頻繁更新。

因此，企業在推廣教育產品時，應考慮各地的設備情況，提供夠用程度不同的功能組合產品。

第四，教育軟件廠商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剛開始，服務轉型較弱。

很多企業對學校教育信息化的支持屬勞動力密集型，派駐學校是常態，缺乏使用數字技術優化服務的數字化轉型。

“無論企業還是學校都表示，通常由教育信息化主管部門采購，學校和一線教師的話語權較弱，采購主體與最終產品的使用者不一樣，產品有用不起來的情況。”汪瓊表示。

有一些地區將信息化軟硬件采購和服務都放在區縣一級，學校只負責使用。這樣的應用模式可最大化發揮信息化投入效益，也為同地區跨校信息化應用交流、地區統計數據提供了便利。

綜上，汪瓊建議，首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術標準委員會聯合企業，盡快制定可行的多系統數據交換標準、多媒體教學資源集成標準，為各級教育部門匯聚數據、建立數據決策儀表盤、雙碳達標綠色校園奠定基礎。

其次，建議企業不要止步于將原有的教學流程進行數字化“復制”，而要發揮企業創新主體的作用，促進數字技術與教育元素的深度融合，注重用戶體驗和價值創造，提供能體現數字化獨特優勢的教育產品服務。

再次，建議各區縣統籌全區教育信息化公共平臺建設，提供數字化轉型所需的核心軟硬件服務，支持全區所有學校教學全過程的數字化，允許各校有個別特色應用接入，但不鼓勵一校一方案開展智慧教育建設。

最后，學生端設備是發揮數字化環境教學潛力、全面提升學生數字素養的關鍵設備，尤其是相關服務都在云端后，對學生端設備性能要求大為降低，使用年限更長，成本可控，應適度增加學生常態化學習中計算機設備的可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