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礪石商業評論 王劍
2017年，民謠歌手趙雷一曲《成都》風靡全國，令很多人都想去“成都的街頭走一走”。
確實，成都對每個中國人都充滿了誘惑。這里不僅有美女如云的春熙路，有麻辣鮮香的火鍋以及誘人的川菜，甚至還有可愛的國寶大熊貓。
這座總是霸榜“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到處是活色生香的市井氣息，更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
其實，生活安逸只是成都的底色，這座城市還是“2萬億俱樂部”成員、四川經濟發展的“頂梁柱”，更是歷史與文化交織的“天府之城”。
1、天府之國
成都地處四川盆地的西部的成都平原，兩山夾一平原是成都的基本地理構造。
青藏高原隆起時，大自然在其東部的龍泉山與西部的龍門山之間，營造出了一片溫潤、平闊的土地，這便是成都平原。
由于北部的秦嶺、大巴山等山脈有效地攔截了南下的強冷空氣，使得成都平原冬季很少受到寒潮的襲擊，四季溫潤。
群山環繞中，被雪山俯瞰的平原沉寂在溫潤煙雨之中，逐漸繁衍出了古蜀文化，點亮了文明的曙光。
隨后，古蜀人遷居到今日成都附近，建立了金沙文明，歷史的序幕次第展開。
秦漢之前，由于交通閉塞，成都附近一直被稱為“蠻夷之地”。
直至戰國時期，張若、張儀修筑起秦城（今人民公園附近），成都才由此開啟了兩千多年的城市歷史。
不過，成都雖然氣候適宜，雨水豐沛，但由于年年遭受洶涌的岷江侵襲，人們生活并不安逸。
直至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依靠這項偉大的水利工程，馴服了狂野的岷江，成都平原才真正擺脫旱澇災害，成為膏腴富饒的“天府之國”。
秦末、漢初成都直接被稱為“天府”。西漢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分天下為十三州，置益州，成都歸其管轄。
此時的成都絲綢業發達，有綾、羅、綢、錦、絹、綺、綃、紗等多個品種。其中，“蜀錦”以其外觀華麗、工藝精湛的特點與蘇州宋錦、南京云錦、廣西壯錦并稱為“中國四大名錦”。
濃云迷霧崎嶇群山，隔絕著外面天地，成都魚米富足自成世界，諸葛亮因此贊其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三國蜀漢時，成都已是全國五大都會之一，人口近40萬，還因織錦業發達得名“錦官城”。
時至今日，成都以“錦”字命名的街道仍有很多，如雙錦路、百錦路、順錦路、望錦路……這些承載了歷史記憶的街道依舊在訴說昔日的榮耀。
隋唐時期，成都經濟更為發達，吸引了無數文人墨客云集。
李白先是寫下“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緊隨其后的杜甫，推窗看到皚皚雪山后，情不自禁地發出“窗含西嶺千秋雪”的感慨。
到了宋朝時期，成都不僅因錦繡聞名天下，這里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以及管理相關業務的機構“交子務”。
成都生活的富足以及易守難攻的地理環境，在隨后的歷史變遷中接連扮演了“進則天下，退則天府”的歷史角色。
可惜天險依然阻擋不住兵火荼毒。明末張獻忠攻陷成都，大肆屠戮，導致人口急速減少，經濟崩潰，清政府不得不實施“湖廣填四川”政策，才令成都逐漸恢復生氣。
清沿明制，設四川布政使司于成都。朝廷另派四川總督、成都將軍駐成都，城市地位超然。
天下未亂蜀先亂，1911年，保路運動在成都發起，進而導致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不朽的功績，讓偏安一隅的成都登上了中國近代史的舞臺。
北洋政府成立后，設西川道，領成都、華陽等31縣。隨后又廢道復省，設成都為四川省省會，后為民國政府延續。
新中國成立后，成都為川西行署區的駐地。1952年，經中央政府批準，恢復四川省建制，成都依然被定為省會。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風雨飄搖中的成都，終于安定了下來。
2、成都東郊工業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的成都工業曾被戲稱為“三根半煙囪”：第一根是啟明電燈公司，第二根是造幣廠，第三根是軍火廠，還有半根是火柴廠。
那時，成都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三種產業比例為73.4∶9.7∶16.9，農業占絕對主導地位。
“一五”計劃時期，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有10項工程落戶成都，讓古老的城市終于播下現代工業的火種。
成都東郊，府河以東、沙河之濱約16.4平方公里的建設路區域，曾是一代成都人夢開始的地方。成都量具刃具廠、紅光電子管廠、西南電子管廠、成都電機廠……這些凝結著工人們青春與汗水的工廠奏響成都工業時代的新篇章。
隨著“二五計劃”以及三線建設展開，國家把原來位于東北，沿海等地的一些軍工企業，內遷至中西部地區，電子、航空、機械等代表當時我國高端產業的一批骨干企業紛紛在成都扎根，帶動冶金、化工、紡織、輕工等產業蓄勢待發。
到上世紀90年代，成都東郊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屬大中型企業。錦江、成華兩區不足40平方公里的東郊土地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就有169家，從業人員達15.3萬人。東郊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52.4%，造就了成都工業的第一個鼎盛時期。
那時，“在東郊上班”是一個讓人無限憧憬和向往的自豪表述，東郊的工廠不僅福利好，而且有自己的供銷社、醫院、學校……甚至，因為保密而設的廠區數字編號，也成為彼時工廠子弟顯示自己身份的“神秘代碼”。
與此同時，隨著成都鐵路局作為西南鐵路建設的總部基地成立，成都也逐漸成為大西南地區三線建設的指揮中心、建設中心、交通樞紐和重要的后勤物資運轉、補給基地。
不過，工業上熱火朝天的成都，依然保留著歲月悠長的一面。
廠區內是鱗次櫛比的車間和大院，廠區外是充滿市井氣息的茶館在街巷堆疊，最后沉淀成獨有的“成都慢”。
對于成都人來說，“宇宙的盡頭”一定是茶館。
清晨時分，茶館便會在沿街擺上一排桌椅板凳，俗稱壩子。茶客們悠然而來，熟悉地坐到老座位。茶館內也并非只賣茶，水餃、抄手、甜水面等都是成都人鐘愛的佐茶小食。
茶館內空曠，但茶客偏愛路邊。最常見的景象是，店里五桌，路上十桌，半米之外，便有汽車駛過。有經驗的茶客甚至能跟隨陽光移動的軌跡，不動聲色地跟著陽光調整自己的座位。
茶館里的一碗清茶，承載了千百年來成都人閑適優哉的生活。
百年前這般，百年后的今日絲毫未變。
成都別稱“蓉城”，但當地人很少這么自稱，倒是戲謔地稱為“耍都”。喝茶是耍，打麻將是耍，擺龍門陣是耍，吃火鍋喝啤酒更是耍。
鍋里毛肚混著辣椒翻騰，兩瓶啤酒下肚，幾聲酒嗝愜意噴出，方能理解古人“少不入川”的醉嘆。
玉林西路邊，九眼橋東岸畔，成都人喝著茶，打著麻將，時間流淌至此，歲月靜好。
3、成都的快與慢
進入九十年代，傳統工業在時代巨浪顛簸時，成都的工業體系同樣遭受巨創，灑下無奈的落日余暉。
曾經輝煌的東郊企業難逃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等老舊工業的弊端，在國家經濟結構調整背景下，東郊企業搬的搬，拆的拆。高高的煙囪不再冒煙，老舊的機器結上了一層斑駁，早晚高峰的自行車大軍也變成了滾滾車流。
當東部沿海城市經濟逐漸上揚時，成都的“慢”又令人著急。
1991年成都GDP達到了232.78億，蘇州GDP是235億，彼此僅相差不到3億。甚至那年，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還獲批成為首批國家級高新區之一，發展勢頭令人看好。
然而到了1993年，蘇州實現GDP總量525億，成都416億，僅僅2年時間，彼此的差距從3億到109億，已是巨大差距。
差別或許與那時的上海浦東開發有關，作為長三角經濟的龍頭，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刺激了蘇州加緊發展外向型經濟，迎頭趕上。
作為緊靠上海，城鎮化率高又占據地利之便的蘇州，很快吸引來了大批三資企業，直接帶動其經濟總量的飛升。
1993年，蘇州全年新批三資企業高達2532家，合同外資48億美元；而成都新批三資企業819家，合同外資10億美元。在工業和外向型經濟的雙重加持下，蘇州已經將成都甩在了身后。
此時身處內陸的成都人照樣喝著茶，打著麻將，似乎只能用蹉跎在時光中，悄悄追憶昔日的崢嶸。
東郊廠區的下崗工人，在春熙路推手推車叫賣串串香，在九眼橋擺攤賣甜水擔擔面，生活艱辛，但溫飽有余。
敲響新世紀鐘聲后，經過一番“騰籠換鳥”，成都通過調整工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37.6%，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為25.4：37.0：37.6，實現了第一次的“三二一”結構轉型。
昔日喧鬧的廠區蒙塵于歲月，但也未被遺忘。
國營紅光電子管廠作為工業遺址被完整保留，建設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成為今天的“東郊記憶”。
城市的一邊是充滿榮耀與回憶的文化產業園，另一端是工業向園區集中，推動產業集聚發展，成都逐漸呈現產業經濟錯位發展的態勢，發展神速。
2011年，成都GDP近7000億，全國排名第9位，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達3383.4億，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成都街頭巷尾，新老味道蒸騰融合。信息浪潮沖刷著古老的都市，傳統市井滋味也多了幾分科技的味道。游客不再手持地圖茫然站在街頭，而是用手機導航，靠大眾點評在這座“美食之都”穿行不止。
站在建設路的老院落里，抬頭便可望見拔地而起的高樓。
成都的新與舊，快與慢在這里形成了對比。
4、“公園城市”不只有風景
初到成都的人，可能會被這里的樓盤密度和樓間距嚇一跳。
2006年，成都曾在時任市委書記的指示下，提出“向高向密發展，向東向南發展”。隨后，容積率2.0以下項目迅速退出新建商品房市場；容積率4.0以上住宅項目成為市場主力，個別住宅項目容積率甚至高達8.0。
要知道，即便是“北上廣”一線城市，容積率高于3的項目都極少。
成都這樣做的目的是在有限的市區面積內，獲得比一線城市更高的容積率。而這樣的政策直到2013年，那位官員落馬后，成都的容積率才降到了3.0。
不過，也是因為容積率高，成都那時的房價相對其他省會也十分邊緣，高新區的新房單價普遍在1萬多點，部分地方的二手房甚至只有5000元每平。
成都人沒把購房當作壓力，該吃吃，該喝喝，從不擔心房價，更不曾想過房價會突然暴漲。
誰也沒想到，2016年開始，當外地的炒房客悄悄殺入成都，隨著“溫州人集體買樓”“炒房客定金一次10億”等新聞的出現，高新區和天府新區的各個樓盤突然單價暴漲，瞬間就將成都的房價翻了好幾倍，至此再也沒下去過。
雖說成都政府也出臺了堪稱史上最嚴的限購政策，不僅對購房資格嚴格限制，甚至首創全國最嚴格，也是最復雜的跨區限購政策，結果卻讓早年高容積率低總價的新盤越發火爆，成為人人爭搶的網紅盤。
2018年，國家領導人視察后，首次提出了“公園城市”理念。兩年后，中央在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上做出重大戰略部署，正式提出“支持成都建設公園城市示范區”。
一句“雪山下的公園城市”讓成都以不同的風貌示人，但也進一步刺激了城市的土拍價與房價，讓曾經習慣安逸生活的成都年輕人感到了惶恐。
那時，最令成都人羨慕的工作環境早已不是東郊，而是天府三街到天府五街的互聯網大廠、國企研究院、金融企業。
雖然來到成都的年輕人個個都在網上喊“實在不行回老家買房”，但其實沒有一個人舍得離開。
沒辦法，“一城獨大”的成都經濟實在太強悍了。
2016年，成渝城市群被中央定位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平臺，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撐，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示范區，但作為四川的省會、首位城市，僅占全省1/7的成都人口，GDP卻占了全省1/3強。
數據顯示，2012年-2017年，成都市占四川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34.1%、34.7%、35.2%、35.9%、37.2%和37.6%，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經過多年培育發展，成都已構建起涵蓋38個大類、184個小類的綜合性工業體系，獲批“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同時吸引了285家世界500強企業入駐，新經濟總量指數居全國第4位。
成都還擁有高新技術企業1.14萬家、中歐班列（成渝）開行量全國第一、森林覆蓋率達40%、實體書店全國第一，17個國家的領館選擇在這里。
如此強勁的發展勢頭，誰又真的舍得離開。
成都的驚喜，還未停止。
5、成都兩大工業支柱
2022年，成都正式官宣：經濟總量挺進“2萬億俱樂部”，其中規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達到1.65萬億；規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7.4%，在全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排名第4。
這意味著，成都繼上海、北京、廣州、深圳、重慶、蘇州之后，成為中國內地第7個2萬億GDP城市。
這年，成都以GDP 2.08萬億元排名全國經濟十強市第7位。雖然，成都比前一位的蘇州經濟總量少了三千多億，卻又以2.8%的增速超過蘇州的2%。
同一年，工信部《先進制造業百強榜單中》，成都位居全國第9位，位列西部地級及副省級城市首位。
助力成都跨入“2萬億俱樂部”的，是成都花了十多年時間培育出的兩個萬億級產業：電子信息和裝備制造業。
電子信息產業一直是東部沿海城市的強項，也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蘇州、東莞等城市吃到的紅利。
但從2000年開始，產業西移成了趨勢，許多IT企業紛紛盯上擁有雄厚電子產業基礎，又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西部城市。
這一切，成都的資源得天獨厚。
當年蘇聯援助的156項重點項目中，涉及電子工業建設項目的有9項，其中4項落在了成都東郊，奠定了成都電子信息產業的基礎；隨后搬遷至此的西南通訊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光電技術研究所、西南電子設備研究所以及電子科技大學等科研機構、高校，又為當地的電子信息產業培養了大批人才。
雖然成都的電子信息產業經歷過一段蟄伏期，但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來，成都也再次等到了機遇。
在四川和成都，電子信息產業被視作“一號工程”，被定位為支撐西部經濟發展高地的重要角色。
2003年，從英特爾首先落戶成都開始，隨后戴爾、IBM、德州儀器來了，華為、富士康、京東方、中電熊貓、天馬微電子也紛至沓來。
2008年，成都電子信息產業產值首次突破1000億元，2020年突破1萬億大關。
不到20年時間，成都依托原有電子產業，建立起覆蓋智能終端、集成電路、新型顯示、人工智能在內的全產業鏈體系，一個龐大的萬億級產業就此形成。
成都，還是“大國重器”的重要組成力量。
我國的軌道交通產業，素有“南看株洲廣州，北看青島，西看成都”的說法。以中車成都、中車電機等為代表的四百多家軌道交通企業，使得成都成為國內少有的同時具備地鐵、有軌電車、懸掛式單軌等整車制造能力，以及中低速磁懸浮、動車組等軌道交通產品研制生產條件的城市。
僅軌道交通產業，就又給成都增加一個千億級的產業集群。
同時，無論是火電、水電還是核電裝備，抑或這兩年大熱的光伏裝備，成都均為全國乃至全球不容忽視的存在。2021年，成德高端能源裝備產業集群產值突破2050億元，約占國內全行業1/6，重型燃氣輪機等15項產品國內市場占有率常年保持第一。
成都科創實力的家底遠不止于此。
6、成都的科創實力
2020年，成都誕生了世界首條高溫超導高速磁浮工程化樣車及試驗線等原創成果，獲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22項科研成果獲國家科學技術獎，新增兩院院士3人，國家級創新平臺增至215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第39位，科創的引領能力逐步增強。
在此背景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提出了成渝共建西部科學城，劍指“全球一流的科學城”。
高質量的科研環境也吸引了眾多高新企業到來。2021年-2022年，僅一年時間，成都凈增了一千六百多家高新技術企業，總量達到7800家。新增科創板上市及過會企業11家，總數居中西部首位。
最高運算速度達10億億次/秒，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成都超算中心，也順利進入國家超算中心序列，開始為上海、廣州等35個城市，六百多家重點客戶提供超算服務。
更令人矚目的是2022年10月，歷經15年研制的C919國產大飛機獲得大型客機型號合格證，正式進入商用交付階段。
作為舉國體制優勢下的代表作，C919國產大飛機集聚了24個省市、1000余家企事業單位的研發力量，成都功不可沒。
其中，C919客艙核心控制系統、信息系統、機載娛樂系統等都是“成都造”，供應商分別來自成都的中航成飛、四川九洲、中電科航空電子、中電科柯林斯航空電子等機構和企業。
作為成都又一項重要的產業項目，成都航空航天制造業總規模已近千億元，“航空經濟之都”效應逐漸顯現。
同時，成都正在建設的天府機場，也讓這座萬億之城，成為國內繼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個“雙機場”城市。
成都的科創產業既有天上飛的，還有地上跑的，成都在新能源車行業，一波三折，但后勁十足。
早年，在“蔚小理”新能源車品牌之外，成都選擇了威馬。可惜威馬不爭氣，不但沒有帶動成都的新能源產業，反倒讓成都錯失了機遇。
雖然成都同期牽手吉利打造了沃爾沃生產基地，吸引一汽大眾、一汽豐田、東風神龍整車企業10家，零部件企業500余家落戶，但在新能源車領域只能算剛剛起步。
不過，成都在裝備制造業的產業集群領域的成績，還是令自身取得后發優勢。在先后引進了中航鋰電、比亞迪、億緯鋰能、寧德時代等重點企業，成都的新能源汽車產業也逐漸形成又一個千億級的產業集群。
成都的制造業優勢不僅是以往的歷史積淀，更關鍵是人口總量和智力優勢。
“七普”數據公布后，成都現有人口2000萬，位居全國第四，已從特大城市晉級為超大城市。城市人口中，擁有大專以上學歷人才多達536萬人，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國第三。
這些人才，一方面得益于成都擁有全國一流的高校資源，為其帶來源源不斷的高學歷人才儲備，另一方面也與全國各地的人才涌入密切相關。
四川共有8所雙一流高校，其中7所本部位于成都，總量僅次于北京、上海、南京，與武漢、廣州、西安等并列。
依靠雄厚的產業布局與充滿魅力的城市文化，成都不僅吸引了畢業生留下，甚至還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不斷“引誘”東部沿海城市的年輕人遷入。
近年來，在重慶、上海、北京和成都4個常住人口超2000萬的城市中，成都始終以每年10萬人的人口增量排名第一。
過硬的經濟實力和科創底子，彰顯了成都超一流的城市能級，才成為成都“來了就不想走”的底氣。
但是，經濟跑得飛快的成都，也有隱憂。
7、一花獨放不是春
2016年印發的《國務院關于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批復》，成渝城市群被定位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平臺，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撐，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示范區。
從國家層面上看，成渝城市群實際是國家希望川渝在西部大開發、西部陸海通道、中歐快速通道起到核心領軍作用。通過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構成一個穩定的弓箭型，實現戰略縱深的規劃。
不過，相比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都極為特殊。因為其他都是“單核帶動”為主，成渝卻是“雙核驅動”，城市群以成都和重慶為首，身后跟著一群GDP不到2000億的地級市，呈現出頭重腳輕的格局。
2023年一季度，成都GDP實現5266.82億元，同比增長5.3%，可同處成都都市圈的巴中、南充、自貢、眉山、資陽五座城市均為負增長，其余的瀘州、廣元、廣安三市，一季度經濟增速分別僅有0.1%、0.6%、0.8%。相比成都，不足1%的同比增幅實在沒法看。
在強省會模式之下，成都省會首位度超過35%，居國內省會前列。作為政策、資源傾斜明顯的省會，經濟高度分化的城際落差可以增強自身的虹吸效應，提升城市間的競爭力。但從設立城市群區域合作的初衷來看，“一城獨大”并非國家所希望看到的。
城市群的設立，是希望拆除行政壁壘，通過市場讓資源配置更高效，提升各地經濟。但過于懸殊的經濟落差顯然會讓城市群出現新的資源壁壘，城市一體化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原因很簡單，資源過度導入到中心城市后，人口流入地又不愿替流出地“埋單”，地區落差會進一步加大，各地的社保及養老資金池就難以填補，導致地區經濟落差更為懸殊，原先促進城市群的人口、資源流動的一體化目標，就是一紙空談。
因此，四川這才多次強調，在“支持成都做大做優做強”同時，力促“一干多支”新格局。
所謂“一干多支”，其實就是希望成都保持經濟領頭羊現狀不變，根據各地差異化發展要求，打造幾個各具特色的城市群、培育幾個具有一定帶動力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破解四川發展不均衡的現狀。
參考珠三角及長三角集群發展來看，一般都是在中心城市之外，再培育發展“第二城”。通過優化內部城市競爭格局，再次找到城市間經濟的新增長點。
珠三角的東莞、長三角的蘇州，都起到了以點帶面的新一輪帶動周邊城市發展的良好效應。
因為群內的“小伙伴”彼此體量、潛力都差不多，彼此也只能說條件上各有千秋，但經濟體量與成都、重慶兩市實在相差太遠，根本談不上誰帶動誰。
區域合作，最重要的是資源互通、優勢互補。成渝城市群的特殊性與其他城市群具有很大的不同，只能因地制宜想辦法。
其實，《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已經提到，要構建“一軸兩帶，雙核三區”的格局，就是通過重點城市的“帶狀”輻射，讓沿線及沿江的城市參與到經濟合作，次第發展。
從國家戰略上看，成渝城市群實際是國家希望川渝在西部大開發、西部陸海通道、中歐快速通道起到核心領軍作用，達到輻射西南的戰略縱深目的。
因此，四川省才又發布《關于承接制造業有序轉移的實施意見》，提出“有序疏解成都市中心城區一般性制造業、區域性物流基地等功能和設施。”
畢竟，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僅靠成都一城獨大，非但不能實現經濟能級向周邊成規模、有序擴散，甚至可能還會影響和制約成都的進一步發展。
但不管怎么說，成都確實以開放的姿態，快速增長的工業實力，昂首站在了經濟強市的前列。
變革中的成都，如同拆開了時光的包裝，既有充滿煙火氣的九眼橋茶館，又有摩登時尚的太古里，奔放里自帶婉約，濃烈中暗藏雅致。
一切恰如趙雷的歌中所唱，“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
那是歷史和現代文明浸泡后的場景，快與慢間，如同千百年前的“錦城”和今日的成都，在時光中坐下傾談，身影重疊。
成都的故事，還在書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