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健康》雜志2023年第4期刊發了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撰寫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注重加強一孩生育支持》一文。賀丹在文章中呼吁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異和戶籍限制。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家衛健委的直屬事業單位，主要職責包括開展人口科學、人口健康、人口和家庭發展及相關領域的研究，發揮人口與發展領域國家智庫作用等方面。賀丹曾任原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副司長，目前還擔任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務，是第十三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賀丹在文章中稱，黨的二十大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各地陸續出臺了配套支持措施，取得積極進展。但是，一些地區將政策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獎勵支持，一孩生育作為保持和提升總體生育水平的“基本盤”，反而被忽視。這不僅會抑制廣大家庭的初育意愿，也將對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響，最終影響適度生育水平的實現。

她指出，一孩生育的萎縮和推遲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我國總和生育率從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從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齡從26.4歲升高至27.4歲。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家庭數量明顯減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將進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劇生育水平下降趨勢。

而且，一孩生育養育體驗較差是影響家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中國婚育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多數一孩母親對備孕、懷孕和生育的過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后生活質量下降、養育孩子壓力大、教育過程太累太操心等導致家庭不愿意再生育。2019年以來，我國二孩生育率從0.7跌至0.39，二孩出生比例從46.4%下降至38.6%。這既與家庭對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不足有關，也和家庭對初育過程的主觀體驗較差有關。

賀丹認為，一孩生育支持微弱凸顯地方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中央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被簡單理解為“三孩政策”，忽視了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構建這一根本目標。一些地方政策以二孩和三孩獎勵為重點，一孩生育的支持保障明顯缺位；一些地方政策僅覆蓋戶籍人口，造成新的福利二元分割。

如，某市向有本市戶口的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別發放一次性補助5000、20000元，而新市民以及一孩家庭不享受該項政策。“這些政策可能不僅難以提高生育意愿，反而帶來政策的碎片化、孩次間的不公平，不符合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總體目標。”賀丹表示。

賀丹強調，要加強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構建，注重各項政策的配套銜接，減少生育支持的孩次差異，降低生育養育成本，提升生育養育體驗，引導適齡婚育。取消孩次差異和戶籍限制，堅持公平、包容、友好的生育支持導向。

“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異，從全周期、全過程的視角設計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現一孩不補、二孩少補、三孩多補的差異化遞進式支持政策，著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養育的過程體驗，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獲得感和再生育意愿。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戶籍限制，將生育支持政策與戶籍脫鉤，保障流動人口享有與戶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賀丹表示。

界面新聞注意到，這已不是賀丹第一次呼吁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異。在2023年全國兩會上，賀丹就提交提案稱，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給二孩、三孩，一孩才是生育萎縮的主因。她表示，一孩被認為是一個家庭的“剛需”，不管是否有支持政策，一般家庭都會生育至少一個子女，因此常常被政策制定者忽視。

各地的育兒補貼政策確實體現出孩次差異性，此前據界面新聞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至少10多個地區實施育兒補貼政策，但僅有深圳市和陜西省寧陜縣，針對一孩家庭發放補貼。

賀丹呼吁重視生育一孩家庭的建議獲得廣泛支持，但避免差異化、遞進式支持政策的觀點仍有不少人持保留意見。人口學專家何亞福曾告訴界面新聞，所有孩子都應該一視同仁，對一孩家庭進行支持，這也是學界絕大多數人的觀點。但他認為，如果從鼓勵生育的效果來看，“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異”值得商榷。

何亞福認為，養育二孩的經濟壓力比一孩大，養育三孩的經濟壓力又比二孩大。大部分已婚夫婦都愿意生育一孩，而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婦較少，愿意生育三孩的夫婦就更少了。生育的孩次越高，補貼金額越高，這樣更有助于鼓勵更多夫婦生育二孩三孩。

從世界范圍來看，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是把各個孩次都納入補貼范圍，并且孩次越高，補貼金額也越高。以中國臺灣地區為例，從2022年8月起，育兒補貼金額為：第一胎每月5000元（新臺幣，下同），第二胎每月6000元，第3胎以上每月7000元。

針對賀丹提出的取消生育支持政策戶籍限制，何亞福表示，目前許多地方都已經將流動人口權益保障、提供公共服務和便利納入居住證登記制度，逐步推進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因此推動育兒補貼覆蓋新市民也是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