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回想起十幾歲時感興趣的光影和運動，曹郁發現，那其實就是電影攝影。
曹郁家里沒人做視覺藝術，少年時也沒系統學習過，但他本能地對“光影”著迷——生活中鏡子的反射、物體的剪影，都是他表達某種感受的手段。
他的另一個興趣點是運動，攝影機的“運動”。家里給他借了一臺老式攝影機用，扛著攝影機走路，曹郁發現在墻角拐彎的瞬間視線會發生變化；坐在車里看窗外的行人時，街景也在流動。
如今，曹郁已經成為國內知名攝影指導，有《可可西里》《妖貓傳》《八佰》《1921》等多部作品。“我就像鏡頭一樣，在生活中走來走去，會錯過一些東西，看到一些東西再轉過來。”
這一次毒眸“電影幕后螺絲釘”系列《電影美術：銀幕落下無人喝彩》《電影幕后，“聲”入人心》《剪輯，電影的最后一步》要講述的，是曹郁帶著攝影機走來走去的光影故事。
鏡頭是瞬間決定的
如愿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學攝影后，原本是學渣的曹郁迅速變成了學霸，因為終于可以全身心地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了。但1997年畢業時，拍電影的機會并不像如今這樣多，曹郁干了幾年廣告，拿了大獎，很快成了當時北京最貴的廣告攝影師。
在忙碌地拍攝、賺錢的舒適區里，曹郁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拍電影。
直到拍了陸川的《可可西里》，曹郁找到了答案。勘景時，他從那片廣闊的土地里找到一種自己屬于那里的永恒感；看劇本時，曹郁就知道這一次一定得做得不一樣。“我想把這部片子的影像帶上我的烙印。”
在戛納電影節見到曹郁時，他監制的作品《臍帶》作為“中國青年電影推廣計劃”中的一部，在戛納展映。在與我們的對話中回憶《可可西里》，這對曹郁的電影攝影事業至關重要，他告訴毒眸，雖然當時的自己并不知道那個“烙印”準不準確，但他還是想把《可可西里》拍成陰郁的感覺。
“好的攝影師肯定要特別懂劇本，把文字翻譯成視覺，但這種翻譯并不是簡單地看圖說話。”而陰郁，剛好是《可可西里》劇本故事的基調。控制光線和色彩，是曹郁實現“陰郁”的手段。
當年技術條件有限，膠片要經過特殊的、多次沖洗實驗才能達到理想的飽和度；拍攝時，不同的自然光和打光也承擔著不同的有關生命的隱喻。在這個過程里，曹郁發現攝影師要有兩套語言體系，一套是跟導演、制片人和演員描述的，另一套是要翻譯給攝影組聽的。
比如希望感或者肅殺，這些文學詞匯翻譯成攝影詞匯，可能是燈光的角度、鏡頭的角度、攝影機的高度和移動速度等具體的數字，是可以操作的攝影語言，而這些考驗的是攝影師在感知力與技術手段之間的平衡，曹郁在拍《可可西里》時生澀地探尋這種平衡的準確性。
拍《南京！南京！》時，他才感受到自己達到了技術和情感的絕對匹配。“影片有很多手持攝影，我可以自己操作了，終于不用翻譯給別人了。”曹郁說需要翻譯的攝影技術像控制樂隊，但他更喜歡手持攝影，因為它很像彈鋼琴，可以自由地控制旋律。
在器材上完成的拍攝往往有充分的時間去等靈感來了再構圖，而手持攝影的難度在于，攝影師的身體在三維空間里亂晃，不同的動作拍出的效果差別巨大，直覺變得非常重要。描述手持帶給他的感受時，曹郁的身體下意識地、水蛇般扭動起來，似乎此刻身處的不是戛納海邊的咖啡廳，而是片場。
“鏡頭是瞬間決定的，要在一瞬間就知道該怎么拍。”曹郁跨過了等靈感的階段，找到了瞬間的準確性。
《南京！南京！》的黑白影像是曹郁的另一個突破。
黑白影像只有黑、白、灰三種色調組成，拍攝時對光線的要求更高，但曹郁還是選擇了黑白的提純感。比如拍人物中槍后的流血，如果彩色畫面里是鮮紅的血，在曹郁看來這只是一種對觀眾比較廉價的刺激，不是影片要展示的主題，而黑白畫面，觀眾注意到的是演員的臉，是殺戮的情節。
之所以堅持自己的判斷，是因為曹郁對自己的技術和判斷很有信心——《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為曹郁帶來了兩座金馬獎最佳攝影獎杯，天賦和準確性也從外部得到了驗證。
攝影師的“價值”
在曹郁的描述里，十幾年前拍《南京！南京！》只是他技術上的儲備和表達正好與自己的感知重合，所以他可以駕馭得很好，如果換成另一個東西，可能他拍不了那么好。“當時可以用靈感或者才華來形容，但這種東西是不穩定的。”
拍《八佰》的時候，曹郁坦然自己更像一個真正的攝影指導了——因為掌握了一套自己的攝影語匯和表達體系，不管題材怎么變化，都可以拍得好。“對攝影師來說，經驗會讓直覺變得更準確，而技術會實現準確。”
《八佰》開機第一天，拍了四個小時后，曹郁覺得不太對，和導演管虎還有美術指導林木一起聊，發現演員的表演臨場感不夠、燈光也不夠、痕跡有點重，想要的那種既真實又有表現力的感覺沒達到——他們選擇重拍。“我們很快就找到那種感覺了。”
亞洲第一部完全用數字IMAX攝影機拍攝的影片就是《八佰》，里面所有人物的死亡和重要的對白戲都是作為攝影指導的曹郁拍的。IMAX攝影機鏡頭和普通的不同，靠近拍攝對象稍微近一點或者遠一點的差別很大——是加強還是削弱，考驗的都是攝影師即刻的反應。
“肩扛攝影其實最難的就是在兩三步的范圍里微妙的鏡頭運動，是往前一點還是退后一點、向上一點還是鄉下一點，這種細微的運動很難跟拍攝對象說清楚。”有時候只是演員一個眨眼，攝影機的移動就會拍出意味不同的畫面，在曹郁看來，這是一種機器和人之間的“心靈碰撞”，也是手持攝影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曹郁認為，攝影指導最重要的是完成敘事，在敘事里很重要的一點是為電影設計質感——是粗顆粒的還是細顆粒的，是柔和的還是強烈的，是高飽和度還是低飽和度的，不同影片區別很大，就是通過這種組合和創造力，把觀眾帶進電影里，相信電影。“這是攝影師最值錢的部分。”
他給《八佰》確立的質感是一首詩。“如果一定要視覺化表現出來，《八佰》更像一幅現代畫，是不能用蕭瑟或者粗獷等詞來概括的。”
質感確立的過程中，有很多潛意識的東西在影響著曹郁。就像影片中河的兩岸，一邊黑暗一邊耀眼，預示著南北岸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而這里的光線，就是曹郁在潛意識里創造出來的。
如果說確立一部影片的面貌和質感，是攝影指導在藝術層面的工作，那如何實現這種質感、安排攝影機具體怎么拍，是對于技術真正的考驗。曹郁拍攝的很多片子都沒有分鏡，因為他知道自己一旦抓住感覺后，很容易通過攝影技術拍出理想的效果，但他很注重燈光的使用——“燈光上我是很嚴謹的。”
在曹郁看來，攝影指導控制光線是很重要的，光線是導演沒法參與進來的。“光線有很麻煩的設置，比如超大規模的燈光可能需要七八十個人一起工作，所以我會特別仔細。”燈怎么放，用什么樣的吊車，電線是什么走向，要用什么樣的電力、多少功率，所有具體繁瑣的信息都要提前預想好。
《八佰》的所有光都給人一種是從光源里發出來的感覺，這是通過非常復雜的技術才達到的真實感。“我不想做成黑白的或者飽和度很低的戰爭片的感覺，我們可以拍出質感上飽和度低但燈光飽和度很高的彩色戰爭片。”
燈光組掛了上百個燈，用電腦匹配下邊霓虹燈招牌的顏色——如果霓虹燈是綠的，上面的一組燈就是綠的，觀眾看到的霓虹燈照亮河兩岸的感覺其實是經過電腦1：1調完后的結果，與此同時，攝影機的速度也要拼命跟上演員動作的速度——既真實又有造型感，曹郁說他當時也是第一次拍出那樣好的效果。
《八佰》是曹郁職業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步，這部作品登上了《美國電影攝影師》雜志封面，那是他年輕時就愛看的刊物，而曹郁也受邀加入了美國電影攝影師協會——年輕時的兩個夢想都成了現實。“電影攝影是我最想干的事，只是以前我沒想到我能干那么好，但現在越來越有趣了。”
電影是夢，但夢會蔓延
在和曹郁的對話里，只要聊攝影，他時常手舞足蹈，好像肩上已經扛起了攝影機、瞬間回到了拍攝現場。他語速很快，聊起電影時感情充沛，但在其他方面，他又顯得沒有那么愛表達——曹郁似乎更喜歡把自信和篤定用在電影上。
“導演說的話很重要，但導演的思維軌跡不是攝影師的影像軌跡，你必須繞過這個軌跡。”在曹郁看來，攝影指導要帶著全攝影組，在屬于影像的軌跡上走，最后和導演到達同一個終點。
他最不希望導演告訴他“這里你這么做，那里你那么做”，而是希望導演明確說出自己的目的和想要的東西——“很多導演不懂攝影技術，但是他們對畫面有知覺和判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按照我的路子來做就行了，我自己知道應該怎么做。”
至于攝影指導轉做導演這件事，曹郁的認知是，攝影師是拿到已經有的故事和題材去表達，而導演首先要找到合適的題材和想拍的故事。“我還沒有這個題材。”
以前有學生問過他現實主義的影片在攝影上應該如何處理，曹郁認為根本沒有現實主義題材和寫實風格的電影——電影不是真的。“攝影機放在哪里都是不真實的，都是人選擇出來的，沒有真實的電影，電影從一開始就是假的，就是一個夢境。”
在他看來，電影是最像夢的藝術，因為它是由視覺和聽覺一起組成的，作用于人的潛意識。而表演、攝影、美術等技術手段，讓電影變成了技術含量很高的夢，但本質上還是夢。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超現實感，神性有時才會降臨到電影上——曹郁對電影《臍帶》的影像感受就是神性。
一開始他還說不明白為什么會做《臍帶》的監制，那么早就有動力跟導演一起改了快三年的劇本，做了漫長的前期籌備工作，直到拍攝時才想明白，這是命運給自己安排的機會。
電影的結尾，男主與母親告別，剪斷了兩人間的“臍帶”，拍這場戲的時候，曹郁的母親去世了。母親是一名文字記者，教會他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對文字的理解和感知力，曹郁與母親的情感連接很深。
失去至親后，在片場的曹郁原本以為自己無法承受這種痛苦，但拍攝時復雜的鏡頭轉換，一個鏡頭接一個鏡頭，曹郁發現自己可以高效、冷靜地處理所有問題。“就像小時候媽媽教我走路，我抓緊她的手腕，先邁左腿、再邁右腿、再邁左腿，那天就好像是她在告訴我，先拍這個鏡頭再拍另一個，拍完串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離別的景象。”
對曹郁來說，《臍帶》是母親與自己的離別。“如果沒有這個電影，我很難接受媽媽媽離開這個事實。”
曹郁定義他生命里真正重要的電影，不一定是藝術性最高或者獲獎最多的，《臍帶》很重要，是他和媽媽一起創造的禮物。這份禮物的意義在于，以前的他不知道很多問題的答案，諸如，如何繼續向前走？別人走了后該怎么辦？
但現在終于確認了，曹郁可以用很大的生命力來釋放能量、支撐自己的野心，繼續帶著攝影機在世界上轉來轉去——和小時候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