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呂雅萱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2023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簡稱《意見》）。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從嚴懲處？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一庭庭長何莉介紹，近年來，各地發生的一些強奸、猥褻未成年人案件，影響十分惡劣，群眾深惡痛絕。例如，教師、監護人等特殊職責人員實施的，侵害農村留守女童的，非法拘禁的，等等。

“兩高”立足實踐，梳理出較為典型、危害性大的各種情形，分別規定為從重或者加重處罰情節。例如，教師對學生、繼父對女兒、教練對運動員實施奸淫的，《解釋》規定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內，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對特殊職責人員多次奸淫的，應加重處罰，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或者無期徒刑，罪行極其嚴重的，直至判處死刑。對侵害農村留守女童、精神發育遲滯的被害人等情形，《解釋》也規定區分情形予以從重或者加重處罰，回應群眾關切，體現罰當其罪。

當前，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網絡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裸聊，索要裸照、視頻，繼而在線下進行性侵害，甚至利用網絡散布性侵害的視頻、照片，犯罪線上、線下交織，危害很大。

何莉表示，針對這種情況，《解釋》明確，對脅迫或者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視頻聊天，或者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者實施淫穢行為的，依照猥褻犯罪處罰，對拍攝奸淫、猥褻過程或者被害人身體隱私部位，以此脅迫對被害人實施強奸、猥褻，或者致使影像資料向多人傳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的，應當依法加重處罰，回應信息網絡時代未成年人保護的新問題。

《解釋》還針對司法實踐中危害嚴重、應予嚴懲的突出情形，作出加重處罰或者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的規定。例如，強奸、猥褻過程中對被害人進行嚴重摧殘、凌辱的，利用毒品誘騙、控制被害人的，多次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誘騙、脅迫被害人的，致使被害人輕傷或者感染嚴重性病的，曾因強奸、猥褻犯罪被判處刑罰的等。

依法從嚴把握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

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那艷芳介紹，《意見》規定，公安機關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報案、控告、舉報，符合刑事立案條件的，立即立案偵查，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立案審查期限原則上不超過七日。發現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人、幼女懷孕、產子或未成年人隱私部位遭受明顯非正常損傷等情況的，直接立案。犯罪地、犯罪嫌疑人無法確定，管轄權不明的，先立案偵查，再移送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

《意見》也對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證據收集與審查判斷進行專門規范，要求偵查過程中全面查清犯罪事實、全面摸排犯罪線索、全面核查可疑人員、可疑情況。針對實踐中犯罪分子以主觀不明知等辯解企圖逃避刑事處罰的情況，就奸淫幼女認定、加重處罰情節認定等作出嚴格規定。同時，《意見》要求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從嚴把握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防止其逃避偵查，預防其繼續進行犯罪活動。

“《意見》嚴格把握對性侵害犯罪分子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條件。納入社區矯正的，嚴管嚴控。對于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法適用驅逐出境。對尚不構成犯罪但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或者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不適宜在我國繼續停留居留的，依法限期出境或者驅逐出境。”那艷芳表示。

特殊職責人員犯罪行為如何定罪？

此前，刑法已新增了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為什么《解釋》還規定特殊職責人員利用優勢地位迫使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構成強奸罪？怎么把握兩罪之間的界限？

何莉對此表示，鑒于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未成年女性之間存在不平等關系，為特殊保護該年齡段的女性，即使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依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定，也構成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

“強奸罪是采取暴力、脅迫等手段奸淫婦女的行為，違背被害人意志是其本質特征。對于特殊職責人員利用對未成年人的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實質是違背被害人意志的非自愿行為，對行為人就不能認定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應認定為強奸罪。”何莉說。

例如，父母威脅不給生活費甚至趕出家門、醫生威脅不給予恰當治療、老師威脅不予考試通過、教練威脅不給予上場比賽機會等，脅迫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就應該認定為違背被害人意志，構成強奸罪。《解釋》對這種情形作了明確規定，以避免輕縱犯罪、確保罪刑均衡。

支持未成年受害人提起民事索賠

2020年，最高檢會同教育部等九部門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那艷芳介紹，隨著堅持不懈的推動落實，目前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越來越好，制度建立至2022年底，已通過強制報告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5358件。特別是2022年報告數量大幅增加，是以往報告總數量的1.6倍。

“通過對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調研分析，我們發現性侵害案件始終是強制報告案件的主要類型。2022年各地報告案件中，性侵害案件占比近90%。強制報告已成為發現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途徑。”那艷芳指出，但總體來說，強制報告制度落實仍不充分。2022年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案件中仍有近3000件應當報告未報告，尤其是在賓館酒店發案的案件，仍有大量應報未報。下一步，檢察機關將繼續充分發揮法律監督作用，持續深入推動制度落實。

何莉還指出，精神傷害是性侵害犯罪的主要危害后果之一，但這一點以往容易被忽視。未成年人身心發育不成熟，受到性侵害后，一些被害人出現精神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及時治療，會對未成年人成長和學習、生活造成長期負面影響，危害很大。

對此，《解釋》明確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后可以主張民事賠償的范圍，并將未成年人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所需的相關費用，明確為可依法獲得支持的物質損失，有助于未成年人及時獲得足夠賠償進行醫療診治，早日走出被害陰影，回歸正常生活。

《解釋》也要求，主張上述相關賠償，應當有鑒定意見、醫療診斷書等證明需要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目的是既要保證確有醫療診治需要的被害人得到及時救治，又能使賠償數額的認定有相應事實證據支持。“鑒于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具有專業性、復雜性，希望各地司法機關、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各界準確理解該規定的精神，使有醫療診治需要的被害人及時診治、依法維權。”何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