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5月24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其微信公眾號“昆明國資”發布公告稱，日前網絡媒體流傳的“昆明銀行口專家路演要點”和《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為不實信息，給昆明市國有企業和有關方面造成不良影響，已采取法律手段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上述名為《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的文件透露，昆明部分城投企業（地方融資平臺）到期公募債償還困難較大，地方政府正多方籌措資金，包括向某東部大市城投借錢，但仍面臨較大壓力。
近年來，在“去杠桿化”的金融監管總體思路下，城投非標產品（非公開發行的融資租賃、基金/資管類融資、信托融資等）延期和違約事件頻發。去年以來，受房地產市場下行拖累，地方政府償債能力進一步弱化，市場普遍擔憂城投違約將從非標向公募債蔓延。
雖然昆明市國資委否認了上述文件，但不可否認，城投債務償還的確已經成為眾多地方政府面臨的的棘手問題之一。
根據中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城投債務不屬于地方政府法定債務，但由于這些城投公司多為國有獨資企業，由當地國資委100%持有，再加上其從事的業務是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因此，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普遍將其視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截至目前，公開發行的城投債還沒有出現過實質性違約的情況。
在新冠疫情期間，受地方政府穩經濟增長壓力，我國城投債發行屢創新高。根據國家開發銀行的統計，截至2022年末，我國城投債余額達到約13.8萬億元，同比增長10.5%，占GDP比重約為11.4%，較2013年末上漲近6倍，在信用債總體規模中的占比達到52.5%。2023年，我國城投債到期規模約為3.03萬億元，占城投債約21.9%。
以此次風波的“主角”昆明市為例，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末，昆明市城投平臺有息債務達到3577.5億元，如果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作為政府綜合財力計算，那么昆明市僅城投債務（不含地方政府顯性債務）的債務率（城投平臺有息債務/政府綜合財力）就達到550%。根據中誠信國際的統計，2022年，全國城投有息債務規模超過60萬億元，債務率200%，已經處于高位，而昆明是全國水平的2.5倍。
城投債務償還的背后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土地出讓收入息息相關。2022年以來，在房地產市場萎靡的背景下，城投債務矛盾越發突出。還是以昆明市為例，2022年，昆明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為146.1億元，僅完成年初預算的27.3%、下降幅度超過67%，且連續三年下降。
民生證券分析師譚逸鳴在研報中指出，昆明城投債務問題離不開持續走弱的土地市場，且當地沒有太多其他核心支柱產業強勢支撐稅收。另一方面，這幾年昆明所在的西南地區區域債務負面輿情沖擊了市場信心，各類金融機構對該區域的認可度和支持在邊際下滑。再次，昆明城投平臺的債務結構不算良好，存量債不少，諸多平臺的債務管控都存在問題，整體非標體量較大，使得問題點狀式散發，給解決問題增加了難度。
“當前來看，昆明的債務壓力毋庸置疑，無論是貸款和非標的優化展期接續，還是標債的滾續償還，尤其是后者。今年以來昆明市級平臺當中，絕大部分已經失去了市場化融資的能力，而無法發債主體的凈償還，在使用自身資金償還之外，只能依靠昆明市和其他主體資金支持幫扶。”譚逸鳴稱。
事實上，諸多經濟發展水平較弱的地區正與昆明面臨相似的困境，雖然城投公募債尚未出現實質性違約，但非標類產品已經接連出現多起違約或展期事件。
比如2022年8月，“19蘭州城投PPN（非公開定向融資工具）008”足期未兌付，發生技術性違約；2022年底，遵義道橋156億銀行貸款宣布展期20年；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柳州城投累計5張商業票據發生逾期。
在城投債務規模越滾越大、地方財政收入吃緊、城投再融資難度加大的多重背景下，城投企業信用風險分化預計進一步加劇。
據中誠信國際統計， 2020年-2022年，天津、黑龍江、青海、遼寧、內蒙古、吉林、云南、貴州和甘肅等9個省份的城投債凈融資額整體表現較差。截至2021年末，黑龍江、吉林、陜西、廣西、新疆、甘肅、云南、山西、內蒙古、寧夏、海南、青海和西藏等13個省份的銀行總資產不超過1萬億元，金融資源較為匱乏。上述地區的債務風險值得警惕。
中誠信國際副總裁李玉平周二在中誠信國際-穆迪2023年中信用風險展望研討會上表示，考慮到城投平臺對于地方政府實施目標以及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城投信仰”的基礎仍然存在，雖然這一信仰正在弱化。
“地方政府從意愿上是不希望（城投債）出現問題的，但是對于一些區域財力非常弱、到期債務非常集中、債務管控能力比較弱的區域，因為一些偶然事件最后出現超過預期結果的可能性在上升。而且一旦上升，會對‘城投信仰’形成比較大的沖擊。”他說。
分析人士認為，在地方政府自身償付能力偏弱的情況下，隱性債務顯性化、金融機構參與債務置換和展期、成立化債基金、盤活存量資產等可能會成為主要的化債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