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代科卉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Gap day的說法最初出現于小紅書的一位博主的學習分享筆記，她將自己從17:10分開始休息的這一天稱作Gap day。此后，這一略帶自嘲的說法在社交平臺不斷傳播，衍生出了“Gap night”、“Gap hour”等用法。

于是我們在社交平臺上看到了“Gap day，更適合中國寶寶體質的Gap”、“無法擁有Gap year，那就給自己一個Gap day”等等表述。有人認為這反映了人們無處安放的焦慮，也有人指責這種“自嘲”抹殺了休息的正當性。

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休息是如何從正常的權利變成一種自嘲和戲謔的呢？

停不下來的發條人生

“Gap day”的用法源自“Gap year”，指的是年輕人完成學業后不急于升學或工作，希望在間隔年里尋求一種新的生活體驗，擺脫從前的或習以為常的學習或工作狀態。“Gap”此前就曾在網上引發討論，網友們紛紛感慨，中國人沒有真正的間隔年，只有考研二戰、考公等道路可供奮斗，人們期待閑暇時刻，卻又不敢停下。

在這種情況下，“Gap day”的出現更顯無奈，它將原本以年為單位的時間縮短到一天，原本象征的“尋求自我”變成了喘一口氣、休息一下的妥協，似乎在說：“如今我們只要擁有一個‘Gap day’，就已經難能可貴了。”

“Gap day”當然可以被視作對休息正當性的消解，但又不止如此，它更像一個玩笑，是人們面對飄忽不定的生活與日益增多的事務，不得不反復調整休息的邊界并不斷寬慰自己的說辭。

在“Gap day”之前，霸占社交平臺的熱詞一度是“躺平”或“擺爛”。如果說“躺平”還具有一絲反抗意味，直指某種試圖退出無意義的競爭、回歸自我的姿態，那么“Gap day”似乎暗含著向繁忙勞苦“繳械投降”的態度。

事實上，即使是在“躺平”大流行之時，“身躺心不躺”也是常態。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就曾指出，“身躺只是假象，他們的內心其實充溢著不滿與憤懣不平。”在隨時可能被拋下的競爭中，毫無心理負擔的“躺”可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因此，“Gap day”的出現并不奇怪，不過是沿著這一脈絡而來的戲謔之語，反映出的是人們在飄忽不定的生活中對于休息的焦慮。

休息，為了更好的工作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休閑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他認為休閑與勞動是不相容的，“唯有安閑的快樂，才是完全沒有痛苦的快樂”。也就是說，休閑以無欲無求的閑暇狀態為基礎，它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使人毫無羈絆地直面人生、幸福以及宇宙真理等終極問題。

在今天，休閑更多被視作一種手段，而非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目的”本身。在“勞逸結合”、“短暫的休息，是為了更好地出發”這類勸誡下，休閑被置換為“為更好工作”而做的準備。當我們從無休止的事務中出逃，獲得只有幾小時的“Gap day”時，內心依舊隱隱不安，這類勸誡此時轉變為一種自我安慰——這是為了儲存精力，是為了更好地工作。這正是一種目的性休閑。

崔西亞·赫塞（Tricia Hersey）是一位美國詩人、行為藝術家，自稱“午睡教主”。她認為目的性休閑是對“漫無目的”的休息的污名化，也是奮斗文化對人們的精神宰制。在《休息即抵抗：一份宣言》一書中，她提出：“精疲力竭是由不正義的社會結構導致的群體性問題，休息是一個事關社會正義的議題。”

赫塞敏銳地指出，休息被視作懶惰、游手好閑、無所事事的同義詞，是奮斗文化與資本主義的合謀。若想反抗這種有毒的社會文化，“我們必須去除對休息的污名化，并意識到休息是天賦人權，另一方面，也要呼吁集體休息，而非少數個體的自我照顧，以打破整個社會以休息為恥的迷思。”

然而，要實現對休息的去污名化談何容易。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發條社會中，休息如此被需要，卻又如此望塵莫及，想要休息的人承受著被機器拋棄和碾碎的危險。

活在競爭與成就的神話中

著名社會批判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對于社會加速的分析，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思路。在《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中，羅薩指出，如今我們處在科技變遷、社會變遷與生活步調的三重加速中，“時空體制”發生了轉向，時間越來越被壓縮了。但一定時間單位中的事件量卻增加了，現代的社會行動者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時間流逝殆盡，他們極度缺乏時間，于是只能在“更少的時間內做更多的事”，努力跟上社會生活的步伐。

“當下時態的萎縮”作為一種感受，對每個人來說都不陌生：我們在視頻倍速播放中忘卻了原有的節奏，幾分鐘看完一部電影來了解故事梗概，在二手文獻中獲得知識。我們早已學會多任務并行，“Gap day”因而成為了彌足珍貴的饋贈。

細究社會加速背后的邏輯，我們不難發現“競爭”這一分配原則的存在。羅薩認為，“由于在競爭當中的判決與區分原則是成就，因此，時間與加速邏輯，就直接處于現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當中。”為了不被驅逐，競爭中的人們不敢停下喘氣，只能躋身其中，拼命在生活中塞滿一個又一個的“待辦事項”，而這甚至被偽裝成了個體對美好生活的自主追求。

在競爭與成就的神話之下，現代社會制造了無數“罪責主體”。在夜深人靜一天結束之時，人們常會覺得自己有罪，因為我們終究未能完成“To do list”上的每一個任務，此時，我們將罪責無限度地歸咎于自身，并以此鞭策自己。

在韓裔德國思想家韓炳哲看來，這正是一種來自新自由主義功績社會的自我剝削，“績效強迫癥促使人們不斷地提升效能。因此永遠無法達到獲得獎賞的休止點。他永遠生活在負罪感和匱乏感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成為自身的雇主，失敗的人要自己承擔失敗的責任，并以此為恥，而不是去質疑社會或者體制。

這并非毫無代價，人們越發察覺，忙碌與虛無總是相伴而行。羅薩提醒我們警惕“自我異化也許會成為不斷逼近我們的危險”，這種危險體現為冷淡、漠然、憎惡。何況，忙碌并不永遠奏效，有人極度努力但依舊失業，有人四處奔波最終失去健康。

不斷加速、失去休息是一種社會性的危機，只從個體層面呼吁減速與休息是太過簡單且危險的做法。這意味著將來自結構的壓力粗暴地扣在個體身上，而免去了制度與文化等更大范圍的責任，也遮蔽了造成這一危機的復雜成因。正如羅薩所言，“加速社會中的文化再生產的前提是，大范圍的彈性化只有在穩定與不變的文化方針和制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參考資料：

1. 《新異化的誕生》. 哈特穆特·羅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 《倦怠社會》. 韓炳哲.中信出版社.2019.
3. 《資本邏輯下的休閑困境研究》.周海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4. 躺平：代際沖突下的“后浪”文化. 許紀霖.探索與爭鳴,2021。
5. 《Rest Is Resistance: A Manifesto》Tricia Hersey，Brown Spark，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