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三年疊加世界的變化，影響了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各行各業的創作者。一些人可能嘗試在創作中呈現或分析這些變化，也有一些人感到懷疑、羞愧或失語，對自己與時代的關系產生了新的更加糾纏的思考。藝術家向京屬于后一種類型。

《行走在無形無垠的宇宙》一書收錄了她與許多人的對話，包括作家林白、哲學家陳嘉映、電影學者戴錦華、詩人朱朱等不同領域的朋友，他們談對于這個時代的感受、對于性別的思考、對于精英衰落的戚戚，談藝術，談傳統文化，談自我如何接受自我。在對話結束的地方，問題仍在延伸。

向京的懷疑或愧疚或許不獨屬于她自己。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根據此書《代后記：告別》整理出的這篇向京自述中，我們或許也能看見自己。

01 我對將要說出的所有話都深表懷疑

疫情是一個比較突發的事情，確實改變了太多東西，但是這種改變其實是在疫情前已經開始了，只不過疫情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讓整個環境有了一個很大的扭曲。

其實世界在疫情前已經處在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當中了，我覺得這個跟互聯網、政治格局的變化是有關系的。還不僅僅是中國自己，全世界都面臨著第一個全球化的落幕，迎來了在持續增長和進步后的頹勢和失序。疫情則帶來了太多的撕裂和對立，包括最近的俄烏沖突，局勢來回反轉，事件接踵而至，每出一個事情，就會出現兩個水火不容的陣營，中間地帶變得越來越窄，或者越來越沒有聲音。特朗普當美國總統的那段時間，開始覺得很荒謬，但是后來你會發現，這些表征都在不斷說明，一種根本性的轉變就這樣到來了。這種撕裂并沒有因為雙方觀點特別鮮明和對立而變得清晰，反而是讓世界一下子沉入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當中。

新格局里最早倒塌的是媒體行業，而長時間霸屏的精英人群忽然間失去了陣地。這種失序我覺得對于知識精英這類過去站在話語權制高點上的人來說，有著一個巨大的失落。因為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從某種表征上，可以說是這個階層逐漸喪失陣地，逐漸喪失話語權的過程。

我以前基本傾向知識精英的立場，所以一開始有很大的迷茫，慢慢我發現這確實也是今天這樣一種文化帶給我們的一種反思。這種知識精英的失語不僅僅是誰篡了你的權，而確實是我們曾經堅信的、牢牢掌握的一種知識體系以及對世界確鑿的一種認知，特別是一種普世的理想，在某種巨大的現實面前，變得有點不對勁兒了。我覺得這肯定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感受和看法，而可能是全世界范圍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體感吧。所以這個時候除非你樂于在臺上表演——當然很多人也在舞臺上表演的過程中被亂棒打倒——我想你必須看到這種變化，并且在這種變化之中，多少還是要做一些反思。

我知道知識精英習慣做“代言”，但是我們曾經的那種知識體系或者思考，是不是真的對應了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我們的現場，是不是能夠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我現在一點都不確定。而那些曾經建構的烏托邦，是否就是理想？所以當巨大的變革——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到來的時候，一整套話語編織的那個世界，或者那個理想，不對應，也無法解決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很多非常具體的問題，以至于它和大眾之間產生了很大一個間隙，這也非常正常。

我現在看到有些人像我以前一樣，好像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瓶里面，一方面好像在看著這個世界，但另一方面跟這個世界沒有接觸點，然后又因為隔著一個東西，從某種角度講，自我是安全的，他是在一個安全的距離和一個安全的位置上去看這樣一個世界，我不由得質疑這種立場和角度。所以我愿意停下工作，想要重塑一種觀看的視角。這種說法好像還是肉麻了一點，但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好像確實變得非常急迫，以至于這種急迫遠遠超出了我想要表達的那種欲望——我長時間是在使勁表達、不管不顧地表達這樣一個形態里。我不是說我真的失語，而是說我對我將要說出的所有的話都深表懷疑。很多時候我看很多在表達的人——我不是指所有人——我會覺得，他們是真的有觀點嗎？或者真的自信于自己的表達？還是說僅僅是一種表演？我對于表演非常反感，非常厭惡。所以我總是在審視，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02 除了羞恥，我沒有其他感覺

我現在生活在宋莊，它真的就是中國社會的一個濃縮，像微縮景觀一樣的，里面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和故事，沒有一天是固定不變的。我所說的不確定性在這兒就變成了一幕幕景觀一樣，輪番呈現在你眼前。有的時候可能是很小的變化，有的時候可能一夜之間拆一大片，一棟巨大的樓可能就沒了，第二天你再去看，一片瓦礫，再過一天已經是平平整整的一塊地，太離奇了。我也不能叫記錄吧，好像就是在旁邊看著，確鑿地知道自己在場，這些東西因為就發生在你身邊，直接就帶給你一種體感。

我以前明確持靈肉二元對立這樣一種觀點，但是今天我突然意識到，身體它自身已經是一個命題了，所以我在2019年做了我最后一件雕塑——一只章魚［《降臨》，2019］，對我來說，就是想做一個大器官、一個身體的命題。今天除了我們能夠去看到、聽到、感受到這一切，我們已經不能夠再去在那上面附加什么了，時代大于個體，大于藝術。你聚焦在我們身邊的這些事情和這些變化，才感覺對應到作為一個當代人所應該面對的那個巨大的命題。

我有時候真的有一種羞恥感，就是作為一個創作者，在今天這個時代，你有源源不斷的紅利，這個紅利常常是建立在這個文化或者你所處的國家遭受的災難和不幸之上，這個真的很讓人心情復雜。有時面對圈子里一些作品和事件，大家習慣從學術的角度去評價。我覺得藝術不站在任何的道德制高點上，它沒有任何的優越性，藝術和藝術家都沒有這特權——你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藝術家。就活在當下，面對一個巨大的災難或者大是大非，首要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反應。不管是為人還是做事，我都難以接受這個世界會給藝術家群體這樣的特權，去利用不幸成全自己。除了羞恥，我沒有其他感覺！就好像你是特殊人群，你可以占有這些紅利，拿著這些苦難，拿著這些不幸，作為素材。

有種說法，覺得藝術家不發聲，是不負擔社會責任。確實藝術史上有很多例子，明星用自己的影響力去發聲，去傳播正向價值。首先，你先得有這樣的名聲吧？其次，曾經那個造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我覺得我們首先是普通人，人人都是普通人——這要謝謝互聯網，把一個個凡人推上神壇又拉下神壇——就是一個隨時會被不幸、災難擊倒的普通人。所以首先作為普通人，我從來不愿販賣跟我個人相關的不幸，其次我覺得作為普通人你也不可以拿著別人的災難和不幸去做文章，去表演——以藝術的名義，這都是我非常討厭的。

所以在今天這個轟然到來的大時代，我對藝術這個事情本身都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和疑惑。別人說你拍了一個紀錄片，我說不不不，我就是玩嘛，拿著一個攝像機，就像你身上多了一個器官，多了一個外設一樣。如果我只是在那兒生活著，可能還不足以讓我建構一些認知，但拿著這么一個家伙事兒，就好像多了一雙眼睛，多了一種觀察的方式，或者你跟世界之間有了這么一個介質，因為這個介質而產生了某種關系，而這種關系又讓我覺得很安慰。

當然我也知道太多時候我的一種觀察和介入都非常膚淺，非常有限，并沒有任何挑戰和突破。人這種動物永遠都是趨利避害的，尤其面對這種巨大的是非、巨大的災難、巨大的時代，重重重壓之下，我會去反思自己為何如此地怯懦，并不具備我本來以為應該具備的勇氣。反正我始終沒有辦法理直氣壯地站在道德和正義的角度，去做任何這種公開表演。我首先深刻地懷疑任何在這樣一個機制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氣。這個時候，才能說我如何去確立基本的立場。

03 一邊表演叛逆，一邊迅速犬儒

拋開所謂的藝術，今天這個時代，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它給你帶來很大的一個變化，就是傳播帶來的變化。我真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適應這個傳播的時代。你就感覺，這個時代好像只有被傳播的東西才有效，不被傳播的東西就完全失效了。藝術很容易喪失圈子的保溫，直接被拋到社會層面，那這個邏輯就不會是藝術生態里的那個單一邏輯了。

我們被教育的過程當中，有太多的故事告訴我們，很多東西即便在那個時代不被認知，在未來它都會有它的一個價值。但是今天你會發現這樣的時間差會越來越小，以至于很多時候都快為零了。當然我們都是肉眼凡胎，過了一百年之后，未來的人重新認定、判斷今天這個時代的成果，可能就帶著另外一種眼光，我們也沒法知道。

但今天這個傳播所帶來的改變，很多東西被遮蔽、被時間的灰塵淹沒，真的就是一瞬間，所以在今天你更難去找到我們過往從書本里看到的那種永恒的價值。藝術生態被打破，確實很難再去構建那種東西，至少在類似藝術這樣一種工作里面，你會發現離永恒越來越遠。我也不知道這是幸運還是不幸，這種變化某種角度講也挺致命的，意味著藝術所追求的，不再是探索和生命本質有關的命題，而在乎就地生效。

當代藝術是帶著一個巨大的叛逆基因來的，它的誕生很大一個理由就在于我們要打破一個舊有秩序，但是當代藝術也是最早、最快被資本打敗，和資本勾連的一種藝術形態。在過往的古典主義時期，我們講到的很多大師，不過是被貴族豢養的；或者在現代主義時代，有梵高、高更這樣的傳奇故事；但是在今天，當代藝術家好像一方面要去表演叛逆，另外一方面又會特別快地去犬儒，去和資本聯盟，他好像一旦踏入社會，直接被逼得賣身了，變得完全適應消費社會的商業邏輯了。甚至我看到更年輕的一代代人，商業邏輯完全是內化的，他創作的初衷就不是為了叛逆，而恰恰是為了順應商業秩序、消費邏輯。

你所說的宏大深刻都不再是藝術家的使命了，其實我也挺不解的，除非今天又建立了一個嶄新的藝術商業論，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去支持這樣的一種藝術形態，否則的話我確實很難去界定很多現在所謂成功的藝術以及成功的范式，它們的價值究竟是什么。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行走在無形無垠的宇宙》后記部分，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為編輯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布。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來自藝術家向京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