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巨潮 楊旭然

芒格在近日接受《金融時報》的采訪中，表現出了非常直截了當的悲觀態度：

“與六個月前相比，現在美國的每家銀行對房地產貸款都收緊了很多。它們似乎都有大麻煩了。”

“現在很難再獲得像過去那樣的回報了”，但是“就在這個游戲變得越來越艱難的時候，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玩這個游戲。”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將永遠繁榮昌盛。但我認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還會跌跌撞撞地度過難關。”

這并非是他唯一一次表露出悲觀態度，但卻是較長時間以來最直截了當、最清晰明確的一次，這非同尋常。他的悲觀體現在三個方面：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悲觀、對投資行業的悲觀以及對美國經濟整體的不樂觀。

雖然芒格所表達的是對美國房地產、美國經濟的擔憂。但考慮到美國經濟對全球巨大的影響力，我們對此應該理解為，美國經濟的問題就是全球經濟的麻煩，這在過去百余年的經濟周期波動中早已被清晰驗證了。

一場尚未發生的經濟危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討論，而美國似乎正是這場潛在危機醞釀的溫床。我們看到高利率正在引發部分銀行的崩潰，也看到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消費力的下降，以及這些問題所導致的各種次生災害。

硬幣的另一面，是如今市場上充斥著過去幾十年經濟繁榮、財富創造以及印鈔放水所形成的資本，而這些資本無一不想追求絕對的收益——就像芒格所說的，在游戲變得越來越艱難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想要玩這個游戲。

這種大環境下，投資變成了一項極難的事業。

01

芒格非常直接地警告，投資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投資者需要應對一段時間回報率較低的時期。”

這其中包括了兩部分內涵。

首先是可投資標的不足。通常來說，資本需要寄生在企業的軀體之上獲得收益，當企業的軀體不夠健康，或發展表現無法滿足資本對于增值的預期之后，資本就會選擇放棄投資，或逃離已有投資。

對于巴菲特和芒格式的價值投資來說，這一點尤其明顯。所謂科學理性的投資理念，就意味著盡可能減少在投資過程中承擔的風險，盡可能安全穩定地獲取投資收益，這就對被投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顯然，目前適合進行這樣安全可靠的投資的“宿主”越來越少，絕大多數企業都在面對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這直接導致巴菲特在近兩年做出了很多看起來并不尋常的交易，包括對暴雪的投資被質疑內幕交易，對臺積電的投資變成了短線操作，并且歷史上第一次投資日本企業，而這與他所堅持的“美國國運”理念存在一定的沖突。

其次是資本的供給過剩。芒格這一次談話之所以值得被重視，就在于他犀利地指出了資本過剩的現實問題。在此前這個問題雖然明顯，并沒有太多投資界的人士愿意承認這一點。

這個世界上所有可以被稱之為“資本”的財富，都有強烈的增值沖動，它們對內表現為資產，對外則表現為商品——資本需要通過交換為其他資產（包括黃金白銀、外匯貨幣、大宗商品、企業股權等等）而獲得利益。這些資本與普通人的日常消費完全不同，它們的每一次流出都是為了回流，每一次交換都是為了贏取更多收益。

越來越多的資本作為商品出現在了全球資本市場中，去試圖交換那些值得投資的企業股份，但值得投資的企業的供給卻變得有限。這就意味著資本作為商品變得過剩了，在交換中處于弱勢地位——必須付出更高的價碼，才能進行理想的交換。

02

芒格承認自己和巴菲特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處于投資行業的黃金時期。

這過去幾十年的黃金時期里，有低利率環境下充裕的資金，有要價不高的企業股東和創始人，也有不斷冒出來的新興產業、不斷涌現的優秀公司，這些都構成了投資這個行業發展所必須的要素。

兩人于弱水三千中只取一瓢，歷史上蓬勃發展的沃爾瑪、亞馬遜們都入不得他們的法眼，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各個行業里最優秀的公司，同時也需要那些競爭壓力最小的行業，也需要那些企業家需要投入聰明才智最少的領域。眼光只有如此挑剔，才能確保伯克希爾·哈撒韋僅需三十多人就能管理數以千億美元計算的資產和幾十上百家的企業。

如今符合這樣要求的企業越來越少。在投資了雪佛龍、西方石油之后，巴菲特手握巨量美元現金再度陷入踟躕。和以往不一樣的是，這次不僅是對于投資本身的考慮，更進一步出現了對宏觀經濟、對“美國國運”的再評估。

芒格不認為可以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將永遠繁榮昌盛（或許巴菲特也將在不遠的將來有類似表述）。這是一種高等級智慧的體現，因為這是一種脫離了利益依附導向的判斷。他看到了一個大國長達幾十年的繁榮，并充分地受益其中，卻沒有因此產生無限度的迷戀與狂熱，而是站在了理性和實際的一方。

投資者如果完全被屁股決定了腦子，自然無法對所處的環境產生正確判斷。

 

芒格正在對美國國運進行新一輪的總結和反思。在大洋彼岸，中國也進入了歷史的轉折期。

兩者的相同之處在于，過去幾十年，中國也同樣面對了和美國類似的經濟發展大環境：都有從左翼政治中解放出來的社會生產力，都有持續不斷的科技進步與產業應用，也都有全球市場蓬勃的商品需求所帶來的機遇。

這些都促使了兩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最終也同樣出現了邊際效用遞減的問題。但兩個國家終究是兩個國家，芒格對美國國運的再審視無法套用到中國國運身上。民族基因和社會文化的巨大差異，讓兩者只能漸行漸遠。

在同樣的潛在的危機面前，中國更加強調經濟社會的平衡。我們看到，這種強調并非通過強制性的“二次分配”手段實現，而是通過鼓勵商品生產與競爭實現的。更多競爭意味著大企業的部分利潤被分流，也意味著消費者可以買到更低價的商品，從而降低生活成本。

這和西方世界濫用供給側限制，保全大企業、大資本利益而不顧通貨膨脹下的民生要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及，中國強調以“自主、安全、可控”為原則，去重構大量產業的競爭格局，鼓勵發展那些以往被外資所掌控的行業，特別是科技產業，并驅動社會資本進入到這些領域進行投資，以解決這些行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問題。

“有形的手”發揮作用之后，財富的再平衡，利益的再分配就得以推進。可以說，我們正在看到的，本質上就是一場不見血的革命。而這場革命，解決的正是芒格所觀察到的一部分問題在中國的體現。

只是這些政策的制定，并不需要等到芒格發出悲觀信號，而是早已展開。

畢竟，對平抑經濟周期的努力，對財富分配不均的警惕，已經牢牢刻印在這個民族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