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兒女”話題正在社交平臺上引發廣泛討論。在豆瓣，“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擁有超過3400名用戶，年輕人自發聚集，在線討論這份以居家照顧老人為主的職業。根據網友總結，全職兒女指的是年輕人脫產后寄居于父母生活，并通過付出一定的勞動換取經濟支持，同時保持學習，嘗試找到新的職業目標。

全職兒女概括著一個群體的生活狀態，但具體來看，人們成為全職兒女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迫于裁員、失業的壓力，被迫退守家庭；也有人主動選擇跳出職場，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周浪向界面新聞表示，嚴格意義上來說，寄居父母生活并不算一種職業。長期沉浸于全職兒女的角色中，拒絕步入社會，并不值得鼓勵和提倡，但青年若將這一身份作為尋找個人發展路上的緩沖，也應當受到支持和理解。

從失業到“入職”，穩住心態

疫情期間，王曉曉曾經短暫地擔任全職兒女，居家半年多，她幫助媽媽一起照顧年逾九十歲的姥姥，買菜、擇菜、洗衣服，喂老人吃藥都是她的工作。

在家里，王曉曉更像是媽媽的助理，她的媽媽就是一名全職兒女。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農村，曉曉媽初中畢業后不能分配工作，在家鄉務農、打零工。隨著父母臥病在床，曉曉媽承擔起居家照顧雙親的工作。家中的其他四名兄弟姐妹每月支付1000元用于贍養老人，這4000元就是的曉曉媽工資。在家中四名兄弟姐妹看來，由自家姐妹照顧老人，既放心，又補貼了親戚的生計。

疫情期間，在一家私營小微企業從事財務工作的王曉曉接連經歷了降薪與失業。她選擇暫時回到北京遠郊，她和媽媽一起住在姥姥家。“不用負擔房租，自己買菜做飯成本很低，”在防疫期間，王曉曉減少網購次數，也削減了社交活動的開支。她提到，自己之前工作三年攢下了一些積蓄，家里買菜、買生活用品的支出她都會主動負責。

“家務勞動也是有價值的。”王曉曉認為，即使自己是被迫回歸家庭，但并不代表處理家事就沒有意義。

她仍想重返職場，把簡歷掛在招聘網站上，也請親戚朋友幫忙內推，但效果并不好。“我畢業于雙非本科，此前的工作相對基礎，找工作非常困難。”疫情期間，出門面試面臨著地理上的不便和感染的風險，在家成為了王曉曉最優的選擇。

周浪表示，“全職兒女”的出現，更多體現的是就業難背景下個體的無奈選擇。王曉曉認為，在就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有些人被迫成為全職兒女，但調整好心態才可能迎接一份新的工作。

不想勉強自己，也不想虛度光陰

大學生畢業后不急于進入職場，而是支教、擺攤、旅行，成為慢就業一族，選擇回歸家庭的一群人自動成為了全職兒女。

全職兒女盡管工作形態類似，但起因與目的卻存在不同，也有著不一樣的薪資來源。李成文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了全職兒子，他曾經“順應時勢”，短暫地進入互聯網公司上班，三個星期之后，卻因為不喜歡工作內容和企業文化而主動離職。

他退守老家，跟著姥姥住在鄉下的院子里。“姥姥退休金三千多元，她花1000，我花1000，還剩1000存起來，家里活兒我全包了。”

全職兒女話題在網絡上流行起來時，引發了部分批評的聲音，“大學畢業后不上班，不就是把啃老換了個說法嗎”。李成文家的長輩就曾經對他提出類似的質疑。

然而，仔細詢問李成文畢業后的生活安排可以發現，他從事過多份兼職，寫軟文、活動場務、游戲代練，“賺點錢，體驗生活”。雖然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仍然在規劃著自己的收入和社交，“不在辦公室里坐著，但咱不能虛度光陰”。他把全職兒女形容成一種短暫的生活狀態，用于體驗生命的快感，給未來尋找新的可能。

周浪副教授指出，“出去找工作”不僅僅是一種謀生或發展意義上的行為，還是特定年齡階段下個體走向社會、順應社會時間的標志。在這個意義上，青年長期沉浸于“全職子女”角色既是逆社會化，也是“逆社會時鐘”的，并不值得鼓勵和提倡。但若青年僅僅將其當作一個邁向就業過程中的臨時性“緩沖”，則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層面也應給予包容式的理解和支持。

李成文作為全職兒女的“工齡”滿一年后，他通過層層面試，重新進入了一家企業上班。他說，目前的工作內容是自己喜歡的，“如果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失去了意義，不如再回去做全職兒子？”

（文中王曉曉、李成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