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年輕創作者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生活經驗有限，怎么寫出好故事？青年導演、編劇邵藝輝說，她在上海拍電影《愛情神話》時，就希望在家附近20分鐘車程內的地方拍完，會考慮自己能拍什么，不會寫太有挑戰性的東西。但她也補充說，能拍的不一定是熟悉的，“還是要去尋找自己最有感覺的題材。”

在昨日舉行的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論壇上，幾位青年電影人就“現實的回歸和想象的突圍”這一主題展開了討論。創作者只能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嗎？怎樣才是優秀的現實主義創作？

現實主義電影不是照搬現實

《愛情神話》講的是中年人的愛情，這是邵藝輝擅長的領域，卻不是她的經歷——“我喜歡寫出軌題材，但我既沒到中年也沒結婚。”她認為銀幕上的真實是虛構的，跟現實的關系不大，“編故事也是無中生有，只不過質量有高有低。”

電影《熱帶往事》的導演溫仕培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所謂的靈感是記憶的偽裝，如果對題材不熟悉，肯定寫不好，“除非你有很強的職業能力，能在聊天和調研中獲得間接經驗。”

比起現實題材，科幻片的想象范圍會大一些嗎？《流浪地球》的編劇楊治學說，其實也要基于各部門的要求，以及科學界已有的東西，在這之上做一點想象。“制片部門覺得，你一落筆寫多了，咱們幾千萬經費就燃燒了，”而《流浪地球2》里的核聚變和月球基地看似難以實現，其實中科院的專家團隊已經在進行技術細節的論證。

另一方面，現實主義也不是照搬現實。憑借電視劇版《平原上的摩西》獲得好評的導演張大磊認為，有些創作者始終在寫自己，但“自己”不是一開始就存在，里面有一部分看不清的東西。“聽音樂和讀小說都是為了找到能量來慰藉自己，創作電影也是同樣。我想不明白為什么我是這樣的、這樣的我要如何生活，所以想到找一群失敗者（在電影里）分享一下。”

電影《藍色列車》（2020）的主角就是一群不被理解的失敗者，他們沒有特定原型，來自張大磊散亂的記憶。青春期時去俄羅斯上學，他跟當地人聊起蘇聯解體，發現他們的感受很復雜，“有人失落有人興奮”。在張大磊的童年回憶里，故鄉內蒙古和前蘇聯有很多文化交流，所以他最后決定寫“一群人生活在不存在的空間里的故事”。

拍電影初期，張大磊的心態更像拍紀錄片，劇本會做很多求證工作，后來發現“特別真實反倒沒那么浪漫，又把記憶推遠一點”。《平原上的摩西》也有同樣的質感，既讓人大呼寫實，又像朦朧的夢。觀眾們津津樂道于劇中的長鏡頭，張大磊認為，長鏡頭能讓人感受到時間的延續，雖然畫面內看到的東西有限，但是它又和畫面外有著真實的聯系。

一聽說是紀錄片就沒人敢投資

導演牛小雨的成名短片《不要再見啊，魚花塘》曾在FIRST青年影展展映，講的是爺爺失憶后的故事，私人性很強，被某些影評人認為是“局限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她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見到自己了，接下來想來到更外部的世界。”

牛小雨在論壇中提到了私人創作與公共表達的關系，她小時候認為拍電影沒必要給別人看，“但是當看到自己拍的粗糙影像出現在大屏幕，和觀眾一起觀看時，我突然希望我的思考能幫助到別人，這是作為電影人的福報。所以得找創作伙伴，最重要的是找到錢來做長片。”

好的投資對實現電影的想象很重要。牛小雨拍短片需要的資金相對較少，《魚花塘》就是媽媽出的錢。長片受到的限制更大，楊治學提到，劉慈欣的《流浪地球》原作很薄，第一部只是在現有條件下集中實現一個木星的奇觀，更像類型電影。第二部投資上去了，所以“能寫出在二十多年跨度的科幻史詩，出現了各種人物的不同立場”。

相較于院線劇情類影片，國內紀錄片導演普遍面臨更大的投資困境。導演董雪瑩的作品是講述五名國內單身女性愛情生活的紀錄片《“煉”愛》，該片2021年曾在院線上映。但她坦言，通常的情況是“一聽說是紀錄片就沒人敢投資”，但她也鼓勵紀錄片同行不要灰心，積極尋找渠道遞交企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