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陳瓊燁

上世紀90年代，印度裔美國人Amit Sevak第一次踏足中國，作為盧斯學者，他曾在北京的外交學院教授國際關系相關課程。1995年的北京，還沒有如今成片的高樓和不絕如縷的車流人煙。

去年6月，Amit履新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下稱ET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該機構創建于1947年，是全球最大的私立非盈利性教育考試和評估機構，核心產品包括托福、GRE考試等。

加入ETS前，Amit曾在多個教育培訓、咨詢、風投機構擔任高管，還曾分別在歐洲、馬來西亞、墨西哥的三所私立大學擔任CEO、COO，推動學校調整經營策略。

Amit也是國際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其父母作為第一代印度裔移民，年輕時考學至美國深造，此后便在當地扎根、安家。Amit出生和成長于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沿著“美式精英”的求學路徑，本碩畢業于頂尖學府芝加哥大學，后又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獲得MBA學位。

今年4月，時隔多年后重返中國的Amit，先后從北京南下上海。距離他首次來中國已過去近三十年，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商圈ETS自建考點的會議室里，Amit向界面教育感嘆， 中國的國際化程度和經濟、社會發展“堪稱奇跡”。

自入職ETS后，Amit奉行的原則之一是，“考試不應該是一件苦差事，而應該把考試看作是對掌握知識的慶祝，”他表示，自己正帶領著團隊朝這一目標前行。

4月13日， ET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Amit Sevak在上海接受界面教育專訪。以下為采訪內容，刊發時有所刪節。

界面教育：ETS近期宣布了托福考試的最新改革，背后有哪些考量？

Amit：首先，我們希望托福考試對考生來說盡可能的便利。通過縮短考試時間，減少考生壓力，也使其對參加考試有更多信心。此外，ETS還對考試環節進行了改進，例如讓注冊過程更便捷。這些調整后的測試仍具備和此前相同的質量和嚴謹性原則。

界面教育：疫情期間，美國部分高校推出標化考試可選政策，包括ETS旗下的GRE考試，你如何看待？

Amit：標化可選政策是最近幾年才在美國出現的，被越來越多的大學采用。這一政策賦予了學生靈活性，他們可以選擇參加考試，也可以選擇不參加。我認為標化考試仍存在一定價值，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展示技能的機會。不過我也理解，大學正面臨著不同的壓力，對一些大學而言，采用標化可選政策是有意義的。

這些壓力一方面來源于財政，因此大學需要通過增加招生人數以維持其財政可持續性。采取標化可選政策，能吸引更多學生提交申請。此外，大學還有對申請人“多樣性”的需求，標化可選使大學能夠收到數量更多、更多樣化的申請以供選擇，這也是目前的趨勢。

界面教育：在你看來，標化考試是否利于促進多樣性？隨著疫情對人們生活的影響逐漸減小，未來這一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

Amit：標化考試仍是一個可在特定時間內評估考生特定能力和技能的工具，但我們不能只把它看作申請中的唯一關鍵元素。大學在考慮是否錄取一位申請人時，會進行整體、全面的考量，這其中涉及很多因素，包括過往的成績、課外活動等。考試分數并不能定義一位申請人。

目前來看，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需要標化測試，未來或將延續。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們正在思考是否需要標化測試，或尋求其它的測評選項。

我們需要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招生考試的目的是什么？我認為，目的之一是幫助申請人和招生官產生一種共同語言。

如果一所大學決定不再使用標化測試，或者它變得不那么重要，問題就出現了，大學將用什么來替代這一衡量尺度？幾十年來，標化考試的貢獻之一是它提供了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在不同的候選人之間達成一致性。

例如有三個不同背景的學生都申請同一所大學，他們分別來自中國成都、美國的達拉斯和法國巴黎，大學該如何對這三人進行評估呢？標化考試在一定程度上為大學的招生錄取提供了衡量標準，并且保證了招生政策具有一致性和清晰度。

界面教育：你如何看待近幾年出現的其他線上英語測試？個別考試總時長不到一小時，而改革后的托福約兩小時，它們會成為托福的主要競爭對手嗎？

Amit：這些測試大多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出現的，它們將自己定位為快速、價格更低和在線考形式。在這里我們要思考的是測試所涉及的公平和公正問題，一項優質測試離不開長期的研發和背后的科學支撐。ETS在測試研發領域已有70余年的歷史，具有高度的嚴謹性、一致性和公平性，這對大學和學生來說很重要。

時下火熱的AI技術也會對考試、招生帶來可預見的影響，除了影響測評的設計、測試、評分和分析四個階段，AI將影響到測評的整個過程。大學招生官們會調整招生流程，對申請人技能的測評間隔或將變得更短，在學習和發展的過程中，也將會有更多的測評。

界面教育：自2009年以來，中國成為全球托福考試人數最多的國家，過去十余年中國考生的平均分數上漲13%，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你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Amit：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跡象，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的英語能力達到了國際水平，并且有興趣學習更高質量水平的英語。這也表明，中國在國際上擔任起更重要的角色，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希望在全球范圍內工作，他們希望有機會獲得國際工作經驗，或是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校進行學習。

界面教育：說到如今中國人的英語水平，和你在1995年第一次來中國時，區別有多大？

Amit：那是一段非常獨特的經歷。當時我作為訪問學者，在外交學院教授國際關系課程。我有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騎著它在校園里穿梭。那個時候，北京街道上最多的就是自行車，整個城市還沒有什么國際連鎖品牌，也沒有如今遍地都是的星巴克。但在那個時期，中國的發展肉眼可見的快，幾乎每天我都能看到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整個城市充滿活力。

我仍清晰記得，1996年，我坐船游覽長江，在船上遇到一位出生于中國農村的管道工人，對方不會一句英文。我用蹩腳的中文和他簡單交談，得知這位管道工在武漢經營著自己的管道公司，手下有100多名員工遍布武漢各地修理管道，事業頗為成功。他告訴我，自己唯一遺憾的是沒有高中文憑，更沒有讀過大學，因此想盡可能讓兩個孩子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我認為這就是為什么過去這些年里，中國能在教育領域獲得如此巨大的進步和突破。經濟發展是一個重要因素，人們也有一個普遍認知，如果能幫助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就可以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

據我的觀察，當時人們的英語水平較低，很多場合我并不能很方便地使用英文進行溝通。但在今天，當我在餐館、酒店，或在商業交往中，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可以自如地用英語交談，我能感受到他們身上的自信和自豪感。九十年代的中國人在與外國人交談時，是帶著好奇心和新鮮感的，如今他們顯然已經習慣這類交流了。

還有一個顯著區別是，我第一次來中國的那段時期，中國學生對出國留學已經有很強烈的興趣，但他們能接觸到的資源卻較少。如今，隨著中國經濟和基礎教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機會探索國際教育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