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音樂先聲 丁茜雯

編輯 | 范志輝

不可抗力，正在成為音樂節市場的“擋箭牌”。

4月17日，回春丹樂隊原定參與的大洋洲音樂節澳洲站主辦方臨時發布公告，稱核心嘉賓回春丹樂隊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參與，遂延期在墨爾本、悉尼的兩場音樂節演出，并給予樂迷退票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受近期內地音樂節“不可抗力”颶風影響的第一個海外華語音樂節。

自演出市場全面復蘇以來，內地音樂節早就先行一步，扎進了“不可抗力”的怪圈。

僅在4月10日晚，便有山西伴山音樂節、潮CHAO音樂嘉年華上海站先后發布延期公告，表示因“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決定延期舉辦。而在此之前，已有青島弄潮音樂節、德州向陽花音樂節等數十個品牌接連宣布延期或是取消，理由幾乎皆因“不可抗力因素”。

同樣的，不少樂隊、藝人巡演也同樣提到“不可抗力”延期或取消，比如打擾一下樂團原定4月21日開演的“黑色羅曼史2023春夏巡演”南昌站，以及背靠粉絲經濟的男團“易安中學”原定4月15日的Livehouse演出，均于4月12日同一天宣布延期并退票。

不難看出，以音樂節為主蔓延開來的演出延期或取消的理由，均定格在了所謂“不可抗力”。在演出市場常態化的背景下，“不可抗力”這一誘因似乎變得有些玄之又玄了。

揭開不可抗力的“遮羞布”

過去三年中，所謂的不可抗力或許更為普遍，而反觀當下所謂的“不可抗力”原因，或多或少有些變了味。

比如聲稱“因天氣專家分析研判福州未來十幾天天氣持續陰雨，無法完全杜絕安全隱患而延期”的福州魔音汽車音樂節，也被當地樂迷指出這一“不可抗力”實屬無稽之談。有網友便表示，演出當天天氣預報為晴天，直言“票又貴陣容又拉胯、地方又遠，票賣不好，你還怪老天下雨”。

而由謝天笑、逃跑計劃、郝云、Fine樂團等組成的青島弄潮音樂節，卻也被質疑是缺乏帶票的網紅樂隊，陣容不及樂迷預期，且單日預售票在218元，差異化優勢并不明顯，難以吸引購票。

在售票量未能達到預期的情況下，繼續舉辦音樂節必然會導致主辦方無法收回成本，而不可抗力之下的延期或取消也就成了最好的“遮羞布”。

另一方面，演出陣容出現臨時被“拉黑”藝人、場地突發、舉報等情況也是另一種層面的“不可抗力”理由。比如，在開演前十天左右，國潮音樂嘉年華廣州站聲稱活動場地突發升級管理問題，為保障觀演體驗將對現有場地進行整體改造故而延期舉辦，但直至今時卻已毫無下文。

而種種并非不可抗力的“不可抗力”，潛移默化中也影響著音樂節市場的正常運轉。

美國ONErpm音樂集團大中華區首席代理倪兵對此指出，這是在加速音樂行業“死亡”的一個過程。在真真假假的“不可抗力”取消或延期背后，其實也在打擊著購票樂迷的熱情。他也提到，這樣的做法無異于在“戲耍”消費者，“大家會對音樂節這三個字產生嚴重的懷疑，對整個行業也產生一種極端的不信任感。”

但歸根結底，種種皆不過一句話——有些跟風上馬的音樂節真的賣不動了。

自演出市場復蘇以來，不管是小型演出的Livehouse還是頭部藝人的大型演唱會，均憑借一定的樂迷經濟、粉絲經濟迎來一波可觀的報復性消費。但縱觀音樂節市場，卻是坎坷不斷，不僅出現了放冷焰、撒彩粉、沖圍欄等諸多觀演亂象，甚至還有詐騙性質的音樂節大量冒出、陣容同質化嚴重、演出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

而報復性消費過后，面對供大于求的演出市場，市場必然也會呈現審美疲勞、消費緊縮、擇優觀演的現狀。這也意味著，不少不專業的音樂節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倪兵便直言，“最壞的結果都還沒出現，我覺得到6月、7月份以后可能死得更快”。

當音樂節出現頭部藝人極端雷同的情況，考驗音樂節的只有一個可能性，“當地年輕人的消費能力，這也是一個經濟問題。”畢竟，從消費者角度來看，衡量音樂節是否值回票價也與票價高低、演出陣容有關，即便粉絲只為某一流量偶像而來，也同樣如此。

除了購票成本，參加一場音樂節背后的機酒費用、事假等，都是樂迷們因音樂節臨時取消被迫承擔的沉沒成本。

樂迷王小姐表示，因潮CHAO音樂嘉年華上海站突然取消，自己卻無法全額退款機票、酒店費用，且音樂節的售票并不支持退換票，“4月7日官宣陣容和開票，也定下了4月15日、16日的住宿和往返費機票，結果4月10日下午還在透露舞臺搭建，晚上就發布公告取消，很多樂迷因此產生的損失無法估計。”

與此同時，音樂節頻繁的延期或取消，也會令樂迷們更加慎重選擇觀演，乃至不再為此消費。比如，即便潮CHAO音樂嘉年華作為貓眼文旅旗下音樂節活動品牌，有著足以獲得受眾信任的平臺背書，也不免被拉入樂迷的避雷名單。而其官方賬號的“藍V認證”也在4月11日被指卸下，令不少樂迷擔憂其也將“跑路”。

而在演出市場恢復初期大肆回血的黃牛黨，如今也同樣面臨著拿捏不準受眾消費偏好造成票難賣的尷尬處境。比如匯集萬能青年旅店、九連真人、馬頔等在4月1日、2日舉辦的南昌草莓音樂節，因陣容可觀吸引不少黃牛大量囤票，但卻因高價普遍迎來了票難出手的窘況。

據現場樂迷反映，當天黃牛票一路從千元直接降到180元左右，遠遠低于官方單日全價票480元，而社交平臺上也不乏出現樂迷當日以百元左右價位收票。倪兵對此指出，這也側面證明了樂迷的消費力正在下降，可能樂迷已經沒有再過度投入音樂節的散錢了。

我們也注意到，相比此前普遍一到兩個月的預售周期，現在音樂節動輒三四個月的售票周期，也讓樂迷在一次次的“不可抗力”中萌生出強烈的不信任，反倒更不會選擇購票。

倪兵表示，周期拉長無可厚非，“周期越長收入越高，這是一個正比。現在大家對回收資金都沒什么信心，所以肯定都希望時間線拉長。”不過，他也認為，這是整個行業對演出市場缺乏了信心。

看起來，“不可抗力”或許還將長時間成為音樂節們無法擺脫的抉擇。

別讓音樂節走向“崩壞”

在過去三個月里，音樂節呈現出明顯的井噴狀態，月均30多場已成為普遍現象，而官宣的大大小小音樂節也已超過100多個，甚至連過往鮮少落地的新疆、西藏等省市也迎來了音樂節商業化的入駐。

與此同時，不少新消費品牌宣布入局，成為音樂節市場的新玩家，如隅田川咖啡、魔音汽車等均投入音樂節衍生類IP開發。

在音樂節加速遍地開花的過程中，不少音樂節糟糕的現場體驗也讓不少新生音樂節被樂迷吐槽為“房地產拼盤商演”、“群星演唱會”。

在3月18日的武漢麥田音樂節中，脆莓樂隊因設備原因遲到半小時左右、人聲聽不清楚引發樂迷不滿，而同一場的沉默橙樂隊也因下雨造成的設備泡水、音響調音出現問題，不得不延遲開演20分鐘。無獨有偶，廣州海潮宇宙音樂節、芒禾音樂節等也同樣因音響問題、舞臺較小、演出遲到等問題備受樂迷吐槽。

這些細節層面的問題集中顯現時，背后其實是系統性問題的積弊已久。

如倪兵所說，“當整個行業不專業的時候，制作團隊包括舞美團隊、調音團隊，你都不可能百分百的專業，所有這些失誤、溝通不暢，其實都是由一個個不專業的細節加在一起導致爆發的。”

而場地、設備的“減配”，其實也與演出行業的不景氣有關，直接造成制作成本的壓縮，觀演體驗喪失。倪兵舉例道，“比如一場音樂節票務預期800萬元，但實際回收只有500萬元，那么進口喇叭改國產、兩塊LED屏幕變一塊、舞臺由大變小都會出現，甚至最可怕的是在安保圍擋方面省錢，可能會出現安全事故。”

而諸多音樂節口碑“崩壞”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主辦方的不專業。比如有音樂節還沒拿到批文便迫不及待地進行票務預售，或者美其名曰開盲盒的形式公布演出陣容，將音樂節的資金鏈風險轉嫁到樂迷承擔。這些諸多“空頭支票”音樂節，實際上已經演化成了詐騙、非法集資等惡劣事件， “某些從業者的專業素質和法律觀點已經淡漠得可怕了。”

眼下，音樂節退款難已經普遍化，西柚SEEU音樂節、耳浪音樂節、無盡星空跨年夜音樂節等均是如此。據悉，西柚SEEU音樂節在樂迷報警后，曾承諾在3月10日退款，卻至今仍未處理完成，樂迷趙小姐便表示，“西柚的票價在388元至千元不等，起碼有十幾萬元沒退。”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像西柚SEEU音樂節這樣退票難的音樂節并非全權通過大麥、秀動等主流票務平臺售票，更多是通過自有小程序放出，一方面避免第三方分成過多，盡最大可能將營收歸為己有；另一方面也使得樂迷后續難以通過第三方交易平臺獲得有保護機制兜底的退改票流程。

而主辦方也搞起了以VIP票為代表的饑餓營銷，即在未透露VIP票總量的情況下，VIP票開票即售罄，迫使部分樂迷不得不購買普票，然后再放出一定量的VIP票，如此反復不斷加票，這也令大量樂迷組織向當地有關部門投訴、舉報。

倪兵談到，這是銷售策略方面的問題，“票務是音樂節管理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但從法律角度來講，沒有嚴格界定說饑餓營銷是違法，但從觀感上來說吃相稍微有點難看，整個行業的立法也不那么健全。”他也指出，饑餓營銷高估了年輕人的消費能力，也會讓樂迷對音樂節品牌失望。

要明白的是，哪怕樂迷、粉絲“韭菜成精”，心甘情愿買單高價票，但也會在被極度壓榨的情況下逆反。眼下諸多演出因所謂的“不可抗力”戛然而止，某種層面也是消費者對于音樂節變質后的集體抵制。倪兵也認為，敷衍過頭的音樂節最終還是要靠市場來篩選，“讓市場決定存活，這是最好的方式。”

不過，也不乏有“清流”音樂節備受樂迷青睞。比如成都本土音樂節IP“春游音樂節”，便因票價與演出成正比備受樂迷喜愛，即便票價有所上漲、陣容公布延遲，其珍惜羽毛的高口碑也令樂迷心甘情愿為之買單。

同樣的，自迷笛學校校長張帆公開批判音樂節天價票，要辦“讓年輕人看得起的音樂節”以來，迷笛音樂節便成了價格戰中的“另類”。例如集結崔健、九連真人、木馬樂隊、刺猬樂隊等近80多位音樂人的2023黃渤海迷笛音樂節單日票價僅169元，三日通票也不過399元，甚至還出現了1993張30元的笨鳥票。

不怪乎網友戲稱，“迷笛在用行動表明樂迷能來最最重要”、“這么多年只有迷笛和工資沒漲”。

歸根到底，音樂節是要“割一波韭菜就撤”還是當作長期IP打造，比拼的是團隊的專業程度和執行能力。當越來越多缺乏專業素養的主辦方扎堆涌入市場，無疑會打擊市場的熱情，也污名化著音樂節本身，竭澤而漁。

結語

復蘇伊始，我們對于演出市場寄予復蘇的期待，但很顯然，真正回暖注定要歷經一番坎坷。

倪兵指出，上述現象也應該倒逼著整個音樂演出市場的法制管理細則的出臺，“從主辦方角度考慮，只要能賺更多的錢且不違法，每一件事都是合理的，這些還是要從立法層面來去解決。”

同時，文化演出的審批程序也同樣需要優化，“國內所有音樂節最多只能兩次報批，一上手就幾百萬幾千萬元在手，且一次性公布陣容，所以內地音樂節主辦方的風險就是比國外音樂節大。因為我不能訂了兩個樂隊就馬上開始賣票，無法像Clockenflap音樂節那樣舉辦12輪演出，每一輪宣布具有針對性的陣容來面向更精確的群體進行售票，說到底還是一個文化管理、經濟運營的問題。”

在大多數樂迷眼里，線下演出就像是精神烏托邦，提供的是與現實社會生活截然不同的情緒價值和人生體驗，但當音樂節、Livehouse等演出所帶來的僅剩負面體驗感，也注定會令大批受眾抽身離去。

但實際上，如倪兵所言，經濟環境或許會成為影響受眾消費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在經濟低迷時期人們對音樂、文化是有著更大的依賴性，“如果這樣的情緒被（音樂節）出賣、輕易踐踏的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不過，隨著海外音樂人進出放開，內地音樂節的“賣不動”或許也會迎來新的轉機。這可能會降低演出成本預算，“把更多思路放到一些國際優質音樂人身上來制造差異，一來省錢，二來可能票房還會更好。”

總而言之，音樂節作為演出市場的重要構成有著不可替代性，但倘若放任脫軌、亂象頻出，這樣的短暫春天也注定會成為酷夏之中的“倒春寒”，注定難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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