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期主持人 | 潘文捷

世界讀書日到了！在疫情放開之后的第一年，和讀書相關的活動似乎分外熱鬧。今年春天，我做過一篇題為《三年沒見，2023年北京圖書訂貨會首日人氣爆棚》的現場報道，在訂貨會上，我聽到不少參與者發出了“今年的人真是太多了，是平常的兩三倍”的感嘆。4月的郎園Vintage北京圖書市集再次出現了人擠人的盛況，此后北京又迎來了做書市集、2023北京書市等等與圖書相關的線下活動。買書、讀書、參加現場活動成為了今年春天的流行之事。

回想2021年的世界讀書日，我做過一個報道，說的是北京三里屯街頭建起了一間透明“廁所”，內有馬桶，還懸掛著各式各樣的圖書，“廁所”外側則掛滿了印有作家金句和書單的卷紙，過往行人可以自行取拿。這一間街邊“廁所”的靈感來自于《2021中國書房與閱讀現狀洞察》報告。

報告發現，中國人均書房面積僅0.65㎡，不足一個馬桶大小。報告調研了各地書房的花費成本，顯示全國實現“書房自由”的平均成本為29萬元，其中深圳、上海、北京的書房成本位列前三甲，分別高達近110萬元、78萬元、75萬元，一線城市近9成家庭沒有書房。從這個角度來看，讀書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

該調查還顯示，雖然讀者似乎愿意購買“風花雪月”的書籍，但真正閱讀的還是那些可以帶來實際利益的圖書。在有書房的家庭里，收藏率最高的圖書類型是人文社科類圖書，但被閱讀得最多的則是經管、考試、工具、教輔、專業書籍、童書等“經世致用”的書，合計占比高達68%。其實，書房里的很多藏書沒有被翻閱過，在73.5%的家庭書房里，一半以上的書都沒有看過。

公共書房理應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林子人：文捷2021年做的那個世界讀書日報道我印象挺深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讀書對于中國人來說略顯奢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價。但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現在太過輕易用經濟原因去為自己不參與文化活動找理由了。讀書其實是成本最低的文化活動，并不必然要求你擁有一間房、萬卷書。辦一張圖書館讀者證基本不需要花什么錢，然后你就有無限的書可以借閱了呀。再加上現在電子書那么多，從出版行業的角度來說，電子書的普及肯定是在削弱作者和出版社的收益，但從讀者的角度來說它絕對是一個窮人好幫手，極大地降低了閱讀的成本。

能擁有一間自己的書房當然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對許多愛書者來說它非常重要。就我個人而言，書架上排放整齊的書就像樹的年輪一樣記錄著我的智識成長，在寫作時我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在書架上尋找那些可能用得著的書。而從一個或許有些膚淺的層面來看，你擁有的圖書收藏其實也在向他人展示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你的品位如何、興趣何在。所以每次有朋友來我家拜訪，我都會特別樂意他們去參觀書房（文化記者的虛榮心！）。

去年我讀過一本很有趣的書《藏書·家》，書中介紹了32位屋主的圖書收藏，其中一位是3.1 Phillp Lim的創始人林能平。他說的一句話我還挺認同的：

“書能提供給你知識，但之后它們就變成了裝飾。對真正的愛書之人來說，這可能聽起來很可怕，但我認為讓它們成為我美學世界中的一部分也是尊重它們的一種方式。”

尹清露：說到自己的書房，我回想起在日本退租房間時，最難處理的不是平裝書而是裝幀華麗的雜志。日本雜志的分類之細堪稱世界少見，但是它們既貴又沉，轉賣給二手網站時也往往拿不到高價，所以我在看到喜歡的雜志時也不免會猶豫一番——這么說來，判斷一個人的生活條件是否穩定、書房是否堅如堡壘的標準也可以看ta擁有雜志的數量？

徐魯青：我記得作者遠子以前說，在中國當文青其實成本挺低的，因為書便宜，電影票現在可能漲價了，但對比國外也算便宜，網上“白嫖”機會更多。我挺不認同這個說法，成本當然不能只看邊角料的買書電影票，光是書房占有率就可以看到生活必要開支的成本有多高，另外也不妨統計一下在工作之外人均能自由支配的時間還剩下多少。 

私人書房是奢侈品，我對這件事沒什么執念。前段時間采訪《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他在上海便利店上班的時候房間很小，一張床加一張桌子就滿了，用桌子的時候人坐在床上，我第一反應是這樣坐久了會背疼，看書估計是躺著看，因為在中國香港地區我也經歷過類似情況，但想看書總會看的。

我倒覺得更值得在意的是公共書房面積——實體書店、圖書館、社區自習室——如果調查我們在這一方面的人均占有面積，不知道會比馬桶大還是小，它們理應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中國香港地區或許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擁有書房，但去街道的公共閱覽室或大學圖書館登記一下，也能在有水有空調的地方坐上一天，它們大多敞亮方便，椅子坐著不會背疼。

有用與風雅之間并不是互相絕緣的

潘文捷：因為社恐，我會閱讀一些關于如何與人交流的“經世致用”的書籍（順便說一句，不如直接在和人打交道中學習有用），但是看完之后往往不好意思和人討論，但讀了比較“風花雪月”的書，我是很愿意讓大家知道的。在你們看來，閱讀有高低優劣之分嗎？

林子人：我覺得那個愿意購買“風花雪月”書籍、但看最多的還是“經世致用”書籍的調查有些無聊，是想諷刺那些人附庸風雅，其實不過是祿蠹嗎？有書房的家庭愿意收藏人文社科類圖書，就已經在用消費為出版市場做貢獻了，而且也說明了他們至少有追求文藝的心。

在伸手可及的范圍內，有書總比沒書好，指不定出現了什么機緣，讓你打開了一本蒙塵已久的書呢。讀書有時候需要機緣——比如疫情期間很多人開始讀此前絕對不會打開的大部頭俄國文學名著——有時候也和人生階段、身份改變有關。之前和一位我們的前同事聊天，他離職后創辦了一家公司，他說過去一年明顯感受到，因為自己的企業經營者身份，開始讀很多此前完全不感興趣的經管類書籍，并且受益良多。

“風花雪月”也好，“經世致用”也罷，在閱讀趣味上建立鄙視鏈沒什么意思，在自己的興趣和需求基礎之上，建立定期閱讀的習慣，就是一個好讀者。

徐魯青：閱讀趣味會隨著際遇流動，這一點我也好有感觸，隱喻世界里閱讀是尋覓寶藏，是舔舐蜜糖，但我反倒覺得，用對話、擁抱、較量這類雙方都在參與互動的詞語做譬喻更為合適，一本書的價值是作者與讀者共同決定的，這樣來看陽春白雪與經濟適用的劃分就變得無意義了起來。

當然，閱讀還關乎可愛的虛榮心，或許虛榮心夯實了有用與無用的品位階序。前幾個月我感覺自己時間計劃能力堪憂，看到有人推薦《為什么精英都是時間控》這本書，陽春白雪的虛榮心阻止了我在豆瓣上標記它，只是猥瑣地在多抓魚下單偷偷讀。這本書后來對我很有用，希望它大賣。

董子琪：我記得在初高中時，說去書店，就是去買教輔的——只有皖北書城（現已不存在）這樣的書店會有世界名著當代文學的書架，其他書店全都是考試書店。那些書的封面上寫滿醒目的廣告語，來證明自己有多有用，標題采用的也都是秘卷、秘籍、特輯等字眼。我想，它們兜售的并不僅僅是解題方法吧，而是一種化腐朽為神奇、將笨蛋郭靖鞭策為武林大俠的夢想。

其實許多大學書店里也是考公考研英語等級類的書居多，有用的書之間也是有等級的。韓國作家金愛爛就寫過，首爾大學附近的考試書店公務員等級是從七級起的，這讓以九級為目標的姐姐有點羞愧。我原來和一個讀會計專業的同學一起在復旦北區書店買過CPA的書，因為她說這里的比較齊全。難道復旦的書店就比一個普通二本學校的書店更令人接近成功？如果把這些販賣有用之書的書店看成小型夢想集散地，應該能理解這里的成功與焦慮的氣息吧。

女詩人茨木則子寫她去書店買詩集，結果店員帶她去了刺繡專架，因為在日文里兩者讀音相同。她幽默地寫，無論是詩集還是刺繡，終歸都是禁令也無法消除的無用之物，沒有人可以阻止一個人在內衣上繡花，詩人也是用語言刺繡的人。所以，有用與風雅之間并不是互相絕緣的。

尹清露：的確像子琪所說，“經世致用”和“風花雪月”彼此滲透，無論是教人說話的情商書還是教人制造爆點的營銷書，都會強調其觀點背后的社會意義，或者旁征博引理論家的雋語，不再只是粗暴地羅列清單和守則了。另一邊，文學bot上摘抄的詞句則像是magic words和日常強心劑，讀過就仿佛擁有了面對生活的勇氣，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實用性？

當然，這意味著“無用”的書在今天也必須發揮明確的功效，不禁讓人嘆息；但是另一方面，這也說明偶爾購買文學書籍的人絕不是什么“附庸風雅”，即使平日很少有時間閱讀，他們也想在買書（甚至是隨手點開互聯網文學金句）這個單純的舉動中把觸角伸向另一個世界、獲得些許喘息空間啊。

即便雜志既貴又沉，我還是經常流連于大型書店的一樓雜志區，買過很多《BRUTUS》《Switch》這種文化向雜志，它們又算是“風花雪月”還是“經世致用”呢？大概兩頭都不靠。講述日本書店從業現狀的《書店不屈宣言》認為，雜志是“看似無用但過后又能起到效果”的書，既有立馬能派上用場的新聞，也可以通過索引了解其他相關信息，可惜的是現在的世界更傾向于信息的“直接、高效、速度和傾銷”，被用心整理排版好的雜志也不敵SNS和推特熱搜，唉，看來這即使是在讀書看報風氣濃厚的日本也是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