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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來自統一大市場的規模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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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來自統一大市場的規模效應

而對于中國企業轉移東南亞生產的現象,黃奇帆認為“對大家都是好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2022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以及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等措施。

在4月19日“讀懂中國·灣區對話”專題論壇平行研討會上,國創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對“統一大市場”進行了解讀。

“統一大市場的定義,就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市場,而且能降低成本,具有銷地產、產地銷的新動能,而不是勞動力便宜的人口紅利,是規模效應產生的人口紅利。”

隨著大市場的形成,中國人口紅利優勢也從廉價勞動力轉向規模效應帶來的整體成本減少。在黃奇帆看來,國內市場仍有不少“笨拙的地方”,想要實現統一,需要從制度上首先建立一個“無形的市場”。

從廉價勞動力到規模效應

從“市場”到“大市場”,背后是中國人口紅利模式以及競爭優勢的轉變。

“同樣有世界最大的人口,但在三四十年前,我們沒有說自己是大市場,那時候只能說我們具有無限供給、超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形成的人口紅利,借此吸引全世界到中國投資。”黃奇帆說。

彼時,如果仍以14億人口計算,人均GDP僅200美元,加起來2000多億美元,比荷蘭GDP規模還小,算不上是大市場。

而隨著目前人均GDP達到13000美元,總和達19萬億,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第二大市場。

相比20年前,中國最低工資標準至少提高了4倍,也比東南亞,如越南等地區高出幾倍。與此同時,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退出,每年的缺口在400萬左右,20年即是6000萬,30年會減少一半勞動力。

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退出,但是人均GDP收入增加了90倍,也在趕超全球平均值。”黃奇帆判斷,中國不再是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這也是統一大市場的另一關鍵要素,即規模效應,“中國的市場特性出現了規模效應,且日益明顯,大市場作用越來越體現。”

十幾年來,一種獨特的現象出現在市場上,“made in China”的產品賣到世界,比起國際同行,成本可以降低30%,甚至50%。

比如挖地鐵用的盾構機,90年代從德國、日本、美國進口,每臺費用達到1億多美元。而2010年后,中國自行生產并銷往全球,現在全球盾構機是500萬美元一臺。

在生產上,制造業主要包括研發、固定資產投資、物流、采購、市場開拓和用工六種成本。

黃奇帆表示,由于大市場對制造業具備規模效應,能夠同時減少六種成本,“研發產品花費1個億,銷售1億個部件,平攤下去每個部件花費1塊錢;如果銷售了10億個,研發單位成本就從1塊錢降到1毛錢。”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成本。

“我們生產成本低,不是靠政府補貼或稅收優惠,而是因為規模效應。每個成本減少5%,綜合起來就降了30%的成本。”黃奇帆表示。

生產轉移東南亞“對大家都是好事”

“中國大市場還產生了兩個功能,‘銷地產’、‘產地銷’。”黃奇帆提出兩個概念。

銷地產指向市場功能,即生產的產品在中國銷售,例如特斯拉在上海生產銷售,市值從1000多億美元提升至5000億美元。產地銷則是中國制造產品銷到全世界,來自大市場攤薄的成本優勢。

2013-2022年,中國每年平均引進外資1400億美元,2020年-2022年平均為1700多億美元,并沒有疫情的緣故出現滑坡。

制造業關注的是20年、30年大資本的穩健,而大資本一定追逐銷地產、產地銷的概念。”黃奇帆認為,憑借這兩個功能,“世界的大趨勢是不會變的。”

一個現象是,近兩年有不少中國企業跑到東南亞投資生產,“東南亞十國的外資企業,2/3來自中國。”

黃奇帆表示“原因很簡單”:“美國對中國封鎖、加關稅,但對東南亞不加。中國企業在東南亞組裝好再賣到全世界,零部件、原材料都是從中國過去的,帶動了我們的進出口。這樣一來,盡管中國對美國的貿易有所減少,但跟東南亞貿易量增加了50%,成本也降低了,對大家都是好事。”

外貿內貿一體化

今年4月,國務院在《意見》中提出30條措施,從制度、標準等方面指向市場的統一。

在黃奇帆看來,國家提出要建設中國統一大市場,一是這個大市場逐漸變成世界最大,二是31個省不能變成31個小市場,避免印度自治邦或東南亞十國的割裂,“一旦統一的、單一結構的大市場形成,中國市場要比印度、歐共體、東南亞市場有效。”

不過,“中國的大市場還是有很多堵點,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這么大的系統,還有許多比較笨拙的地方,有些制度還不夠完善。”

例如,出口和內銷相對獨立。此前,國內貿易按常規來,出口有出口激勵、鼓勵政策和退稅政策。“發展了幾十年后,存在一個問題,出口的不會做內貿,搞內貿的也出不去了。本來這個產品是出口的,現在國際上沒有市場,想轉回內貿還不行。”黃奇帆說。

《意見》中,最重磅的一條是外貿內貿一體化,提出不管是內貿還是外貿的生產線,都應是統一的質量標準、管理方法、市場準入或準出制度。

黃奇帆表示“理應如此”。在我國,B2B、B2C企業每年淘寶電商可以達到20億元人民幣營業額,“把上海的貨賣到廣州很方便,但是賣到東京,手續極繁復。同樣還是這些B2B、B2C公司,十年下來,跨境電商只做了1000多萬美元,相當于貿易量的1%,但在國內能做到30%。”

“內貿和外貿兩種管理模式管制了電商公司的運營,只有把這樣的制度改掉,才能實現一體化。”黃奇帆提到,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就是改革的措施,關乎整個系統,“要把一個無形的市場建起來。”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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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來自統一大市場的規模效應

而對于中國企業轉移東南亞生產的現象,黃奇帆認為“對大家都是好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2022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以及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等措施。

在4月19日“讀懂中國·灣區對話”專題論壇平行研討會上,國創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對“統一大市場”進行了解讀。

“統一大市場的定義,就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市場,而且能降低成本,具有銷地產、產地銷的新動能,而不是勞動力便宜的人口紅利,是規模效應產生的人口紅利。”

隨著大市場的形成,中國人口紅利優勢也從廉價勞動力轉向規模效應帶來的整體成本減少。在黃奇帆看來,國內市場仍有不少“笨拙的地方”,想要實現統一,需要從制度上首先建立一個“無形的市場”。

從廉價勞動力到規模效應

從“市場”到“大市場”,背后是中國人口紅利模式以及競爭優勢的轉變。

“同樣有世界最大的人口,但在三四十年前,我們沒有說自己是大市場,那時候只能說我們具有無限供給、超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形成的人口紅利,借此吸引全世界到中國投資。”黃奇帆說。

彼時,如果仍以14億人口計算,人均GDP僅200美元,加起來2000多億美元,比荷蘭GDP規模還小,算不上是大市場。

而隨著目前人均GDP達到13000美元,總和達19萬億,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第二大市場。

相比20年前,中國最低工資標準至少提高了4倍,也比東南亞,如越南等地區高出幾倍。與此同時,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退出,每年的缺口在400萬左右,20年即是6000萬,30年會減少一半勞動力。

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退出,但是人均GDP收入增加了90倍,也在趕超全球平均值。”黃奇帆判斷,中國不再是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這也是統一大市場的另一關鍵要素,即規模效應,“中國的市場特性出現了規模效應,且日益明顯,大市場作用越來越體現。”

十幾年來,一種獨特的現象出現在市場上,“made in China”的產品賣到世界,比起國際同行,成本可以降低30%,甚至50%。

比如挖地鐵用的盾構機,90年代從德國、日本、美國進口,每臺費用達到1億多美元。而2010年后,中國自行生產并銷往全球,現在全球盾構機是500萬美元一臺。

在生產上,制造業主要包括研發、固定資產投資、物流、采購、市場開拓和用工六種成本。

黃奇帆表示,由于大市場對制造業具備規模效應,能夠同時減少六種成本,“研發產品花費1個億,銷售1億個部件,平攤下去每個部件花費1塊錢;如果銷售了10億個,研發單位成本就從1塊錢降到1毛錢。”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成本。

“我們生產成本低,不是靠政府補貼或稅收優惠,而是因為規模效應。每個成本減少5%,綜合起來就降了30%的成本。”黃奇帆表示。

生產轉移東南亞“對大家都是好事”

“中國大市場還產生了兩個功能,‘銷地產’、‘產地銷’。”黃奇帆提出兩個概念。

銷地產指向市場功能,即生產的產品在中國銷售,例如特斯拉在上海生產銷售,市值從1000多億美元提升至5000億美元。產地銷則是中國制造產品銷到全世界,來自大市場攤薄的成本優勢。

2013-2022年,中國每年平均引進外資1400億美元,2020年-2022年平均為1700多億美元,并沒有疫情的緣故出現滑坡。

制造業關注的是20年、30年大資本的穩健,而大資本一定追逐銷地產、產地銷的概念。”黃奇帆認為,憑借這兩個功能,“世界的大趨勢是不會變的。”

一個現象是,近兩年有不少中國企業跑到東南亞投資生產,“東南亞十國的外資企業,2/3來自中國。”

黃奇帆表示“原因很簡單”:“美國對中國封鎖、加關稅,但對東南亞不加。中國企業在東南亞組裝好再賣到全世界,零部件、原材料都是從中國過去的,帶動了我們的進出口。這樣一來,盡管中國對美國的貿易有所減少,但跟東南亞貿易量增加了50%,成本也降低了,對大家都是好事。”

外貿內貿一體化

今年4月,國務院在《意見》中提出30條措施,從制度、標準等方面指向市場的統一。

在黃奇帆看來,國家提出要建設中國統一大市場,一是這個大市場逐漸變成世界最大,二是31個省不能變成31個小市場,避免印度自治邦或東南亞十國的割裂,“一旦統一的、單一結構的大市場形成,中國市場要比印度、歐共體、東南亞市場有效。”

不過,“中國的大市場還是有很多堵點,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這么大的系統,還有許多比較笨拙的地方,有些制度還不夠完善。”

例如,出口和內銷相對獨立。此前,國內貿易按常規來,出口有出口激勵、鼓勵政策和退稅政策。“發展了幾十年后,存在一個問題,出口的不會做內貿,搞內貿的也出不去了。本來這個產品是出口的,現在國際上沒有市場,想轉回內貿還不行。”黃奇帆說。

《意見》中,最重磅的一條是外貿內貿一體化,提出不管是內貿還是外貿的生產線,都應是統一的質量標準、管理方法、市場準入或準出制度。

黃奇帆表示“理應如此”。在我國,B2B、B2C企業每年淘寶電商可以達到20億元人民幣營業額,“把上海的貨賣到廣州很方便,但是賣到東京,手續極繁復。同樣還是這些B2B、B2C公司,十年下來,跨境電商只做了1000多萬美元,相當于貿易量的1%,但在國內能做到30%。”

“內貿和外貿兩種管理模式管制了電商公司的運營,只有把這樣的制度改掉,才能實現一體化。”黃奇帆提到,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就是改革的措施,關乎整個系統,“要把一個無形的市場建起來。”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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