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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鄭永年:為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大灣區需加速人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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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鄭永年:為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大灣區需加速人才融合

不管是大灣區還是全國,都面臨要從“從1到10”的應用型技術轉向“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的命題。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4月18日,“讀懂中國·灣區對話”專題論壇在廣州舉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在論壇上接受采訪時表示,珠江三角洲企業轉化能力是最高的,香港的優勢在于科研創新和人才體系,大灣區11個城市結合起來,“大家都能出彩”。

不管是“十四五”規劃,還是開年后的第一會,“高質量發展”頻頻被廣東提及。鄭永年認為,不能簡單地把GDP的增長等同于高質量發展,不應再追求以前簡單的、數量擴張型的GDP增長,而是追求增加國民財富的GDP增長,“比如,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的水平有沒有切實地提升。”

而經濟高質量發展更核心的要素在于“技術進步,以及隨著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他指出,目前從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的角度看,中國還處于中等技術水平,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之一就是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按照鄭永年的分析,中等技術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但長期下來,由于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又不能成功打開技術趕超的空間,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以珠三角為例,“珠江三角洲的制造業非常發達,在過去30多年里主要是以應用技術為主。假設我們現在的中等技術水平大概在4到7級,下一步就是要在應用技術上再進一步,做到8到10級,同時又要努力實現0到1的突破。”

鄭永年提出,高質量發展有三大條件,“第一是必須擁有一批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跟機構;其次,必須有一大批能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跟機構;第三具有支撐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的金融機構。”

而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各地能夠加強融合,恰好就具備了這三大條件。例如香港具備完善的科研創新體系,多所高校排名全球百強以內,是大灣區人才輸送的重要來源。

在應用技術方面,珠三角企業擁有很高的轉化能力,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

不過內地灣區在金融方面相對是短板。這一短板或許可以通過香港補上。香港在國際上的金融地位和競爭實力可以和華爾街媲美。在他看來,“粵港澳大灣區跟中國其他區域相比有比較優勢,這個比較優勢是香港。”

“現在的世界是,人才去哪里,資本就去哪里。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關鍵是資本和人才,人才是最重要的。”鄭永年觀察到,美國2/3的獨角獸初創企業,由第一代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創辦,移民帶來的思想文化沖撞,是激發創新的重要因素。

目前,不管是大灣區還是全國,都面臨要從“從1到10”的應用型技術轉向“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的命題,推動自主研發、促進產業升級尤為重要。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率先探索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區域,發揮三地各自的優勢, “11個城市融合發展,在科技創新、教育人才和金融方面持續發力,大家就都能出彩。”

與此同時,內地灣區也正加速發展新興領域。此前,深圳發布了“20+8”政策,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未來產業。擁有根基雄厚商貿基礎的廣州,也在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方面培育出一批獨角獸。

在鄭永年看來,廣州甚至可以將趕超國際先進城市作為目標,“叫板”比自己更先進的城市,例如紐約。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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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鄭永年:為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大灣區需加速人才融合

不管是大灣區還是全國,都面臨要從“從1到10”的應用型技術轉向“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的命題。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4月18日,“讀懂中國·灣區對話”專題論壇在廣州舉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在論壇上接受采訪時表示,珠江三角洲企業轉化能力是最高的,香港的優勢在于科研創新和人才體系,大灣區11個城市結合起來,“大家都能出彩”。

不管是“十四五”規劃,還是開年后的第一會,“高質量發展”頻頻被廣東提及。鄭永年認為,不能簡單地把GDP的增長等同于高質量發展,不應再追求以前簡單的、數量擴張型的GDP增長,而是追求增加國民財富的GDP增長,“比如,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的水平有沒有切實地提升。”

而經濟高質量發展更核心的要素在于“技術進步,以及隨著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他指出,目前從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的角度看,中國還處于中等技術水平,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之一就是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按照鄭永年的分析,中等技術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但長期下來,由于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又不能成功打開技術趕超的空間,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以珠三角為例,“珠江三角洲的制造業非常發達,在過去30多年里主要是以應用技術為主。假設我們現在的中等技術水平大概在4到7級,下一步就是要在應用技術上再進一步,做到8到10級,同時又要努力實現0到1的突破。”

鄭永年提出,高質量發展有三大條件,“第一是必須擁有一批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跟機構;其次,必須有一大批能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跟機構;第三具有支撐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的金融機構。”

而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各地能夠加強融合,恰好就具備了這三大條件。例如香港具備完善的科研創新體系,多所高校排名全球百強以內,是大灣區人才輸送的重要來源。

在應用技術方面,珠三角企業擁有很高的轉化能力,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

不過內地灣區在金融方面相對是短板。這一短板或許可以通過香港補上。香港在國際上的金融地位和競爭實力可以和華爾街媲美。在他看來,“粵港澳大灣區跟中國其他區域相比有比較優勢,這個比較優勢是香港。”

“現在的世界是,人才去哪里,資本就去哪里。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關鍵是資本和人才,人才是最重要的。”鄭永年觀察到,美國2/3的獨角獸初創企業,由第一代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創辦,移民帶來的思想文化沖撞,是激發創新的重要因素。

目前,不管是大灣區還是全國,都面臨要從“從1到10”的應用型技術轉向“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的命題,推動自主研發、促進產業升級尤為重要。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率先探索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區域,發揮三地各自的優勢, “11個城市融合發展,在科技創新、教育人才和金融方面持續發力,大家就都能出彩。”

與此同時,內地灣區也正加速發展新興領域。此前,深圳發布了“20+8”政策,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未來產業。擁有根基雄厚商貿基礎的廣州,也在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方面培育出一批獨角獸。

在鄭永年看來,廣州甚至可以將趕超國際先進城市作為目標,“叫板”比自己更先進的城市,例如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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