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經歷了過去幾年的艱難,2023年,所有打工人的期待都是:多賺點錢。人們涌向最適合搞錢的北上廣深,或是遍布工廠的江浙滬,重新開始漂泊的打工生活,發誓要把曾經失去的找回來。不過,在“全員搞錢”的氛圍里,新的矛盾和內卷也來臨了。
文 | 徐晴
編輯 | 金匝
運營 | 劉璇
氣氛先烘托上
搞錢重新回到人們生活的中心,從它成為一種日常開始。
這個春天,走在北京街頭,戴著“錢”字樣發夾的年輕人行色匆匆,打開拼多多,這款“北京市爆賣”、售價9.9元的金色單品,已經被全國各地的網友拼單了至少10萬多次。類似的爆款,還有印著“暴富發財”“人間清醒,搞錢要緊”的手機殼,“存款超億元留念”的銀行帆布袋,銷量動輒1萬起步。就像網友在評價中說的,錢雖然還沒賺到,氣氛先烘托上。
▲“北京市大賣”的“錢”發夾。圖 / 拼多多截圖
某些時刻,搞錢也是一種信仰。每天早晨八點半,位于北京二環的雍和宮門口,會準時排出300米的長隊。根據官網公告,如今這里一天內預約接待的人數達到了6萬,甚至要提前9天放出預售票,相比去年同期限額的4萬人,足足增長了一半。來這里的大多是年輕人,他們“姻緣樹下嗤之以鼻,財神殿前長跪不起”,不談戀愛,一心搞錢。整個雍和宮,東配殿的財寶天王像前最熱鬧,為了“請”一個象征事業和學業的綠色香灰琉璃手串,有人愿意排隊三小時。連雍和宮地鐵站附近的野生算命大師,都學會了“你明年有大財”的話術,吸引年輕人駐足。
當搞錢的欲望足夠強烈,信仰就會變成行動。頭部VC投資人張夢溪今年多了不少出差的行程,曾經線上溝通、電話討論的項目,終于可以實地跑一趟。火車票也變得難買了,一共五站的路程,前三站他在8號車廂,后三站在3號車廂,只能這么分段換著坐。三月,他去見一家公司的高管,兩個人沒有提前計劃,但在蘇州、昆山、鹽城三個地方都碰了面——對方在三天時間里抵達三個地方見了十撥不同的人,張夢溪的行程一樣密集,“像兩條振動的線,恰好相交了三次”。
搞錢的熱潮下,連打工人痛恨的加班都可以接受了。《三聯生活周刊》做過一次問卷調查,關于“五一當天三倍工資你愿意加班嗎”,34萬人參與投票,57%的人選擇了“愿意加班,搞錢”,只有22%的人明確選擇“不愿意,要休息”。數據顯示,越是年輕的人越想搞錢,80后、90后、00后中,愿意加班的比例越來越高,分別是52%、55%、60%。
跳槽是搞錢的一條捷徑。北京的互聯網行業獵頭Tina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樣的陣仗——每天一睜眼,來自各大招聘網站的提示信息超過200條,都是投遞過來的簡歷,如果周末兩天沒上班,她再打開電腦,幾百條彈窗會讓電腦陷入卡頓。去年,她給一家招聘網站充了上萬元會員,才能保證正常的招人需求,今年并沒有充,但收到的簡歷比去年還要多30%。
投遞簡歷的人不只是年輕人,還有許多中年人。一位80后候選人告訴她,“公司在哪里不重要,我可以為了公司搬家”。Tina也是80后,在北京組建了家庭,她默默想:“剛畢業的人為了公司搬家不稀奇,這個年紀了,還愿意跟公司同進退,真的是蠻大的犧牲。”
2022年,前互聯網大廠員工李暮經歷了常態化裁員,她所在的事業部是不賺錢的職能部門,有一半同事被裁掉,她感到慌張,想要跳槽。去年下半年,李暮參加了7次面試,甚至拿到過一個漲薪10%的offer,考慮了幾次,最終還是留在了原公司。她很難做出決定,不敢接受變化,畢竟,到處都在裁員,萬一跳過去遇上業務變化,“還是在老東家被裁掉給的賠償多”。
但到了今年春天,不一樣了,一切都是新的開始,終于可以毫無包袱地邁開步子。李暮覺得,經濟環境會隨著放開變好,人要在有選擇的時候抓緊行動。過完春節,她迅速從北京辭職,帶著行李和一只貓搬到上海,入職了位于上海的新公司。雖然跟男友變成異地戀,但她對自己說:“30歲之前,最后卷一把。”
無法依靠跳槽賺更多錢的人,開始嘗試做副業或是兼職。一夜之間,烤淀粉腸的攤位像春天的新葉一樣,出現在各個地鐵的出站口、小區大門、學校、公園里或是橋洞下,淀粉腸特有的香味和滋滋的油炸聲,會吸引一個饑腸轆轆的加班人花4塊錢買上一根,用油脂和碳水撫慰心靈。另一個可以與之媲美的是擺攤照相,在各大知名景點,年輕人拿起單反相機賺錢,人像拍攝10元2張,如果需要調色和精修,每張照片價格上浮5-10元。
春節假期,臺州女孩小月數不清第幾次刷到了“轉行賣烤腸的”的帖子,同是會計,那句“成本500,一天流水400”讓她動了心。按照網友提供的模板教程,她在網上買了爆款推車、卡式爐、烤腸機器、淀粉腸和蘸料等原材料,2月下旬到大學附近出攤。白天,她坐在辦公室里核對賬目,晚上6:30到9:30是副業時間,第四天時,一天的流水超過了200元,小月非常興奮,按照每個月擺30天計算,副業的收入一定會超過她的工資。
對小月來說,賺錢是為了脫離原生家庭。她才25歲,但兩年前開始,父母催婚、相親都來了。去年冬天,她相了十多次,一次都沒成功。有一天,媽媽臉色凝重,說:“因為你沒有結婚,你爸失眠了,半夜坐起來問這可怎么辦。”她覺得父母用愛綁架了自己,心想,要是我能靠自己買車買房,他們還管我嗎?
▲小月副業賣淀粉腸的同時,把自己的經歷發到了小紅書上。圖 / 受訪者提供
與小月同齡的王小橘則是個“兼職卷王”。2021年,她大學畢業,從長沙到北京發展。經歷了兩份“很坑”的工作,她去年入職一家小型的收納公司,才干了幾個月,公司瀕臨倒閉,兩間辦公室退租了一間,僅剩的7個人跟老板在狹小的空間里大眼瞪小眼。
感染新冠后的那一周,王小橘陽了,居家休息時,順勢被公司裁了員。從年初到現在,她一邊找工作,一邊做兼職,前前后后做過展會禮儀、監考、試衣模特、舞蹈助教、導游和探店博主。兼職的報酬不一,最多的是展會禮儀,“一天青春值400塊錢”,最少的是監考,4個小時100元。有時會遇到奇葩的雇主,比如做導游的那一次,她先去北京周邊的景區踩點,但雇主一直沒有分給她游客,白跑了一趟。
王小橘把自己做兼職的經歷發在小紅書上,成了“爆款”。有大學生給她留言:我我周末有空,哪里有兼職?還有一個女孩給她發私信,說自己剛來北漂,沒有找到工作,生活費快花完了,“你能不能幫幫我,帶我賺錢?”一位40歲的大姐問她,能跟你一起做兼職嗎?連她吐槽某個兼職不靠譜的帖子,都吸引了一大堆回復“求帶”的網友。實在回復不過來,王小橘拉了兩個群,到現在,加起來有小1000人。她有些吃驚,“想搞錢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王小橘吐槽一個兼職的帖子,有很多人回復“求帶”。圖 / 受訪者提供
流動
幸運的少數人能夠擁有選擇搞錢方式的權利,但大多數普通打工人,只剩下進廠、開滴滴和送外賣的選項。網絡上流傳著一個村子里掛的紅色橫幅:“疫情后想致富,外賣小哥是條路。”今年2月,正是外賣行業的淡季,美團開啟“春風送崗”行動,新開放50萬個騎手、站長等配送服務崗位,斥資1個億,用各種方式招聘新騎手,但沒想到,用工荒沒有來,50萬個崗位以光速飽和。
來自山東的外賣員羅頌是在短視頻上刷到了廣告“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八”,因此來到了北京。在朝陽區一個不到120平的四居室,塞進了包括羅頌在內的30位外賣騎手,大家睡上下鋪,沒有公共區域,行李箱摞在床底。租住在這里,就像沙丁魚被裝進罐頭,找不到縫隙,也沒有隱私。
滴滴司機成野曾經在黑龍江老家的縣城開出租車,兩年前,為了和舅舅一起承包900畝地種大米,他借了幾十萬高利貸,但那塊地被漲起來的河水淹了兩年,高利貸沒還上,成野變成了“老賴”,妻子選擇跟他離婚。經歷了人生最大的震蕩,成野得出的結論是,“你真要過日子,過的是錢,不是感情”,他比任何時候都明白錢的重要性。
2021年初,聽說“去北京跑滴滴可以掙錢”,他借了幾萬塊錢,來北京租了一輛車,一個月的租金4800元。他計劃,一天跑夠800塊錢,一個月能掙兩萬。在西二旗附近的村子,成野租了一個月租800元、不到10平米的小房間,沒有Wi-Fi和熱水,洗澡要到公共的澡堂刷卡。房間里只有一張床,他因此稱之為“盒子”,“晚上回去,在盒子里睡一覺,第二天接著跑”。
剛到北京,成野以為疫情可以很快過去,沒想到會持續到年底。沒被隔離的時候,他在西二旗趴活兒,下班的時間,路上的人還沒有往常一半多。軟件上蜂巢狀的熱力圖一點都不熱,他把地圖放大再放大,尋找能接單子的地方,“只要是來一單,就說句不好聽,10塊、20塊錢也挺高興的”。
但如今,生機恢復了。行駛在西二旗后廠村的路上,成野指著軟件里的路線圖,“你看這一條紅色,幾百米的路,等二十分鐘”。他常年在北京西二旗趴活,親眼見證了嘈雜的汽笛聲、人聲消失后又回來,軟件里接新單的提示音叮叮作響,他嫌棄擁堵的北京,但接到單后又有掩飾不住的喜悅。
每天晚上7:00,各個互聯網大廠的班車還沒發出的時候,成野會把車停在離快手總部大約200米的一塊空地上,脫掉鞋子,橫躺在后排,開始“圍欄”——把出發地設置成西二旗,目的地設置成通州或者豐臺,等符合標準的單子派給他。如果是去年,可能需要等待兩個小時,甚至一整晚,但現在,最多半個小時,他就能接到滿意的長途單,然后在心里小聲慶祝:“釣到大魚了!”他給自己設置每天的賺錢目標是1000元,跑夠這個數再回家。
作為世界工廠,國內的電子廠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市值超百億元的汽車零部件企業,有一半辦公地址位于江浙滬,那里也是紡織業最發達的地區,遍布著大大小小近3.8萬個服裝廠,也是打工人的首選。
明蘭在南京一家勞務派遣公司工作,幫周邊大約100多家的服裝廠、電子廠招工,她發現,今年初六還沒過,就有大量工人陸續抵達了南京。三月的一個清晨,南京的一個勞務市場被黑壓壓的人擠滿,拿著安全帽、鐵鍬或是帆布袋的人還在往里擠,晚到的人只能在市場外的馬路上等待。
那些頭部工廠,比如東莞的華為、鄭州和深圳的富士康、上海的特斯拉和寧德時代,因為底薪和夜班補貼更高、加班時間可控,每個月的收入可以達到7000-10000元,是工廠中的金字塔尖。而工廠最密集的城市,要數聚集了三星、比亞迪、富士康等企業的深圳,每年能吸納70余萬搞錢人。
老家在達州的男孩顧山,去年剛畢業,曾在成都附近的德陽工作,當時因為封控,他連德陽的知名景點都沒有去過。他渴望外面的世界,想在20多歲的年紀體驗更多樣的人生,賺更多的錢。今年2月20號,他坐了28個小時的火車,到深圳尋找機會。
一下火車,林立的高樓、各地的口音、提著大包小包行李迅疾趕路的異鄉人,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家都走得很快,越接近地鐵,人越像是要跑起來。深圳不像德陽,白天的商場里竟然沒什么人,下班后才會有人逛街。這里太熱了,各個維度上的,顧山融入人群,把上車時穿的棉衣換成了T恤。
到深圳的第一天,顧山住進了四人間的青旅,一晚40塊的低廉價格讓它成為外地人來深圳的第一站。同房間的另外三個人分別來自河北、廣西和湖南,年紀在20-40歲之間,正尋找工廠、電銷或是信用卡催債的工作。顧山在那里住了4天,找到了一個月薪7500元的跨境電商運營的崗位。
如果有一張足夠大的地圖,可以看到人們向著深圳這個搞錢城市流動的軌跡。地鐵客流研究博主阿牛整理過一個數據,開年以來,地鐵客流量最高的五個城市中,深圳位居第四,其余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成都。今年2月17日,深圳地鐵客流量達到了848.73萬人次,刷新了2021年12月31日跨年夜創下的最高客流紀錄。時隔一年,終于有人再次在地鐵上撿到背包上的鑰匙扣,還沒吃完的半個包子,或是人字拖的鞋底,復習如何通過助跑擠進已經錯過了三次的地鐵。
回到水域
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個相互影響的系統。當人們走出家門搞錢,池塘里的水終于活泛起來,給不同生物提供更大的空間。
最先回暖的是基本服務的行業——衣食住行。不管是在北上廣,還是江浙滬,一到中午飯點,商場里全是人,所有餐廳都在排隊,叫號聲、收款提示音、人們聊天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在北京的國貿商城,中午已經很難找到一家不用排隊的飯店。
在廣州,錢靜開了一家傳統小吃+咖啡的新型餐廳,推出了一個打工人套餐,一杯咖啡加一份牛雜,價格29.9元,這成了店里最火爆的套餐,每個中午都能賣出去大約100多份,月銷量達到了3000份。南京新街口百貨的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今年3月,商場銷售額同比增長20%,客流增長了75%。
咖啡、奶茶作為打工人的必備好物,市場恢復得迅速。美團外賣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2月期間,咖啡外賣訂單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01.9%,在各餐飲品類中位列第一。三四線城市比一線城市的增長速率更快,比如,咖啡消費熱度最高的五個縣城分別是:延吉、義烏、昆山、張家港和江陰——除了“小首爾”延吉,其余都是搞錢的代表性地域。
90后林子華從事二手餐飲回收工作,主要回收的是奶茶設備。在貴州,他有一個大約600平的倉庫,今年開年,這個倉庫再也沒有裝滿過:他創建了小紅書、抖音賬號,每天都有人私信聯系他,詢問價格。一位30多歲、有餐飲行業經驗的男士,上午聯系他一起去店里看了機器,當場就把東西搬到了自己要開的新店里,那是林子華這三年來最快的一次成交。
去年還不是這樣的光景,有人連設備、裝修都準備好了,錢不夠了,店沒有開起來;還有人是之前剛找他買了設備,過了兩個月,店鋪關閉,又把設備賣了回來。今年三月,林子華店里的銷售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這意味著開新店的人也多了一倍。
賺了錢,才有消費。人們又重新在周末或假期里出遠門,去往長沙、大理、三亞,或是出國到東南亞。機票和酒店都漲價,泰國旅游局曾公布數據,來往泰、中的重點城市機票價格是疫情前的1.5倍,中國游客每趟旅行平均開支從5萬至5.4萬泰銖飆升至6萬甚至15萬泰銖——大約是人民幣1.2萬-3萬元。
外出團建都變多了。在京郊,90后艾博開了一家高端民宿,過去幾年來的都是帶孩子出游的家庭,現在變成了打工人組團。他的院子價格不低,全包下來,一天得兩萬多元,即便如此,預約的團建單子還是把整個三月占滿了。
房地產市場重新喧囂起來。1月和2月是樓市最好的時候,上海的房產經紀人文子連開了兩單,一個800萬,一個300萬,這給她帶來了大約3萬多元的收入——簡直是意外之喜。去年的許多個月,她是靠公司的保底薪資生活的,到手只有4000元。整個2月,上海成交了1.9萬套房,是2022年1月至今的單月最高成交量。全國的趨勢跟上海一致,根據易居房地產研究院數據,今年2月份,全國8個重點城市二手住宅成交套數為79438套,環比增長78%,同比增長96%。
掛出房子的房主、預約看房的買家出現在傍晚和周末,經紀人們開啟忙碌模式。每周二是鏈家的休息日,但文子的同事們都說,“在家待著太無聊了”,每個周二晚上,門店里燈火通明。
一位北京的貨拉拉司機在2022年倍感失落,活兒都少了,僅剩的單子來自一些公司。幾年前經濟環境好的時候,企業從外環往內環搬,疫情時是反過來,從內環往外環搬。“能搬到燕郊還算好的,說明還能繼續運轉一時半會兒,有的直接搬到一個農村,找個院子,把東西一放,門一鎖,基本就是不行了、倒閉了。”如今,從寫字樓的租賃情況中,可以看到新興公司正在大量涌現。北京一家物業管理公司的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去年年底,寫字樓帶看數量約為一周5組,但今年第一季度可以達到一周10-15組,甚至20組。還些城市甚至給新注冊的公司開辟捷徑,比如在武漢,新企業注冊的手續辦理從平均一天縮短到了半天,上午辦手續,下午完全可以拿到公章。
商會、政府,都盡可能讓水流向更遠的地方。去年12月,第一架包機落地日本,從96位浙江的紡織行業從業者參加亞洲紡織成衣展開始,載著中國商人出國“搶單”的飛機已經抵達過東南亞、南美、非洲、歐洲和美國。根據廣州日報的報道,有些運營商的客包飛行量同比增長了六七成,客戶大多是出海拓展業務的制造業企業,一個運營商遇到了兩年未見、如今重新聯系起來的老客戶。
各地文旅局長的競爭是白熱化的,這關系到當地最直接的消費。有的換上民族服裝,有的扮成神醫華佗,最會營銷的還是淄博,先靠著小餅夾燒烤成了年輕人周末必去的打卡地,又宣布清北在校生可以五一免費游淄博,只需要付來回的車票。連上了幾個熱搜之后,淄博開通了“燒烤專列”,增加了二十幾輛大巴專線,更是安排了一批局里局氣的“180+西裝帥哥”舉著廣告牌去接站。還沒到五一,淄博已經被游客擠爆了,火車站周末發送旅客量連創新高,上周末剛創下的紀錄,下周末就又被打破。
兩極分化
到了新的水域,也要面臨新的波動。在趨于穩定之前,水面像人的心態一樣搖擺不定。
3月,出國旅行的人流還沒有想象中那么多,河南焦作的導游宋宇帶了一個去泰國的團,人數只有十幾個,為了降低機票的成本,跟另外的五家旅行社拼一架飛機。為了盈利,旅行社把導游的薪資壓低到100-200元一天,宋宇的一個同事,帶團去了一趟香港,一個禮拜賺了不到1000元。但接下來的五一,出行的人驟然增多,從鄭州飛往曼谷的飛機突然增加到了5架,還出現了999元的特價機票,注定是人擠人的一個節日。
樓市度過了一個“小陽春”之后,又有回落的跡象,掛牌出售的房源、庫存的房源比買房的需求更多,想要把老破小置換成新房的人,等了一春天也沒有置換出去。文子說:“周末好好約個帶看都很難,好容易出來一組客戶,結果人家說還要對比一下新房,客戶的選擇性會很多,整個市場一直在變。”
錢靜覺得,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當下的餐飲行業,那就是兩極分化,那些離寫字樓、辦公室近的店面,租金漲了20%,而那些冷門位置,人流量少的地方,反而優惠了20%。
投資人張夢溪關注過這樣一組數據,今年1-3月,電動車的出口額比去年同期漲了120140%,但與此同時,有些航線外貿的海運價格跌到了去年的兩成。他關注過抖音上一位做貨車司機的主播,上海、寧波、舟山等地的海港,空置的集裝箱堆成一座小山,遠遠看去,像個巨大的像素塊。上海港實在堆不下了,有的空箱子被運到了南通。張夢溪不自覺地擔憂:“我們是世界工廠,但疫情過去了,大家都復工了,出口的訂單少了。”他覺得,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市場更撲朔迷離了。
普通人搞錢的同時,也變得保守了。錢靜在餐飲行業浮沉了5年,據他統計,在2019年,到店消費的客人有10%會使用美團的團購券,如今,這個比率上漲到了30%。而與那個月銷3000份的打工人套餐相比,他店里一個售價29.9的香檳咖啡單品,一天也就賣10份。在這兩個細小的數據中,他看到了人們消費習慣的改變——恢復的只有消費頻次,沒有消費水平,人們還是傾向于剛需消費。年輕人開始存錢、儲蓄、提前還貸,絕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吃上,恩格爾系數直接拉滿。
小企業的老板、創業者都更加謹慎。小月做副業的同時跳了槽,從月薪4000元的會計,轉行到銀行里做銷售,專門給工廠老板、小微企業主推銷貸款產品。這份工作不容易,每次給工廠老板們打電話,他們雖然不會立刻掛斷,詳細地詢問給多少貸款利率、有沒有優惠政策,但最后還是說:“暫時不需要,以后需要再找你。”
張夢溪發覺,幾年前,創業者與投資人聊天會說“明年營收翻3倍”,如今的談話焦點是:“如何保護我們脆弱的現金流。”錢最多的一級市場,投資人們的共識是:“要么保險賺錢,要么一次賺個大的,絕對不會干那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在AIGC成為新風口的此刻,張夢溪的投資邏輯是,要么投早,在公司剛成立、甚至沒成立的時候投,賭概率,一旦成功,拿幾十、幾百倍回報;要么投晚,投即將上市的公司,賭勝率,賺得可能不多,但大概率會賺。至于B輪、C輪、D輪,他會更少參與。
另一位投資人沈添親身經歷了募資的困難,一位出資人出了三輪錢,一輪比一輪少,到現在,已經不想再出了,對方表達了歉意,說“更愿意拿自己的錢提升自己的產業”。
內卷
波動之下,數量龐大的打工人涌入并不寬闊的河道,還要面臨更激烈的內卷。
年初,李暮開始新一輪面試,她意識到,大廠已經不再能跳一次漲薪30%,只漲10%-20%是常態。對崗位的要求變得嚴格和精準,學歷、經歷、職級、薪資,都有具體要求,而HR挑剔的態度代表著他們知道供大于需,總能找到符合標準的人。
天平逐漸向用人單位傾斜,求職者們很容易一腳踏空。Tina曾幫一家物流公司招聘高管,一位大約45歲的候選人已經進入談薪階段,想協商能不能加2-3k薪資,公司沒有理會,直接轉身去談下一個候選人。事實上,這個崗位去年一整年都沒有招到人,今年才突然出現了大量的應征者。“所以公司要求一下子上來了,能接受你就談,接受不了我就談下一個,就是這么快。”
因為打工人的涌入,深圳的崗位相對飽和了。顧山住的青旅附近有一個大廣場,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在等待招工、進工廠。第一天他去問,是進深圳本地的工廠,隔了一天再問,深圳已經不缺人了,這些人要先拉到廣州,再進廠。離開青旅之前,顧山聽說,有一個人已經在這住了十幾天,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這樣的狀況,在江浙滬一帶更突出。人多了,崗位卻因為去年工廠的倒閉潮變少,還有一些廠效益不好,往年招30人,今年只招5、6個填空缺,甚至有工廠內部裁員,裁掉高薪的老員工,換低薪的新員工。
3月,整個南京的工廠平均時薪從去年的25元下調到17元。有些汽車零部件廠的門檻再次抬高:身高不能低、不能太瘦、不能戴眼鏡。還有一些電子廠,曾經不需要經驗,進廠再慢慢學,現在“沒有經驗,人家直接面試都不讓你面試”。
跨越幾千公里尋找機會的工人們很難放低預期,他們會貨比三家,明蘭說:“這半個月我一直被放鴿子,前一天說好的我會去面試,第二天我在那等,人家不來了。”
她的工作越來越困難。去年招技術人員,工廠給的提成是2000元,今年變成800元或是500元,如果工人進廠上班不滿15天,沒有任何提成。為了維持收入,許多勞務派遣公司從只收客戶的錢變成兩邊收錢,像房產中介一樣,介紹工作成功,工人要給200元中介費。有些公司為了防止工人拿到名額但不去面試,還要工人交100-200元的押金。
工人們被分成兩半,一半在來的路上,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想在南京找個好工作。明蘭總是接到外省號碼打來的電話,一接通,對方開門見山地問:“包吃住嗎?”另一半已經來了兩個月,輾轉中認清了現實,要么隨便找到一個崗位進廠,要么回老家。老家工廠的待遇跟這里差不多,離家又近,生活成本能少一些。
某種程度上,打工人的心態是共通的,信息流通更快的互聯網人直接進入了接受現實的狀態。最近聯系Tina的求職者已經不再要求漲薪了,只要穩定性更高,能從小廠跳到中廠、大廠,或是從非核心崗位跳到重要的業務部門,他們甚至可以接受平薪跳槽,尤其是年紀大的候選人,他們唯一的目標是:不做隨時會被裁掉的螺絲釘。
但無論如何,那種強烈的不確定性消失了,自由的春天帶來一種希望感,就像掉進水里的人重新浮出水面,大口呼吸,想做些什么。張夢溪說:“形勢不敢說好,但是至少大家可以開始卷了。”
2023年的春節,成野為了多賺點錢,沒有回東北老家過年,而是留下來接了新年的第一單。想起那個單子,成野還是覺得開心,“半夜11點,從學清路打車到房山跟涿州的邊界”,客人是個公務員,值班結束,不想再趕高鐵,直接打車回家。70多公里的路程,讓成野掙到了200塊錢,跑完這趟,他回到村子里的出租屋,給自己買了兩瓶啤酒,開著短視頻跨了年。
最近,阿木在研究新酒單,研究可不可以在店里做一些文化活動,或者邀請會做烘焙的朋友入駐,在菜單里加上新產品。生意一天天好起來,他估計,到4月,這家小店就可以回本了;做二手餐飲設備回收的林子華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今年準備做個四五百萬。
在深圳,顧山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底薪比從前更高,還有加班費,一個小時25塊錢。他找到了一個城中村里的小公寓,月租1100元。由于房子太密,他住的二樓曬不到太陽,隔音也不太好,晚上跟爸媽視頻的時候,得小點聲。顧山的爸媽在東莞的服裝廠打工,出來的比顧山還早兩個禮拜。全家都出來搞錢了,達州老家的房子將會空置一整年。
民宿老板艾博和餐廳老板錢靜甚至在今年有了新的擴張計劃,艾博拿出了大約300萬的存款,準備再建幾個院子,原有的院子全部設備升級,泳池、影院、KTV全換成專業的,親子樂園也修建起來,他甚至愿意為此停工幾個月,為了“更好的未來”。錢靜則在廣州又開出了兩家餐廳,他覺得,這是機遇與危機并存的一年,不往前走,就可能被淘汰。
上個月,銀行銷售小月終于開了第一單。有個服裝行業的老板,疫情時候工廠倒閉了,他最近貸了大約10萬塊錢,“先放在手上,萬一哪天東山再起呢”。
▲最近,顧山去爬山,在山上看到了美麗的日落。圖 / 受訪者提供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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