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體力勞動可以減輕人的內耗與焦慮嗎？一些新聞報道為我們展現了這樣一種趨勢，不少年輕人想要從白領工作轉向輕體力勞動，體力勞動被認為可以減輕焦慮、改善睡眠。

一篇題為《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爭著去做保安》的報道以“這里沒有996、KPI”開頭，講述倦于職場的年輕人在保安亭里找到了安寧與快樂。在“輕體力活探索聯盟”豆瓣小組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類似的表達，大學畢業生想要去刮白膩子或做一個保安，不同于“卷生卷死”、與各種考核指標掛鉤的白領工作，保安、咖啡師這樣的輕體力勞動似乎代表著安逸和平的工作環境，從出人頭地的熱望中解脫的輕松心態，以及走出辦公室與不同人群打交道的機會。

事實真的如此嗎？下面幾部作品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得以洞悉體力勞動者的心態。

粗糙與憂慮同在

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記錄了胡安焉在多個公司做物流與快遞員的經歷。應聘時他就感到，招聘主管對他的文雅表現有所遲疑，后來才發現主管其實喜歡性格上更粗一點的快遞員。粗一點意味著沒有多余的自尊心，他在工作中也體會到，有時候自尊心確實是一種妨礙。

書中展現了將快遞員磨礪得更為粗糙的外部環境，日常訓話與懲戒就是其中一環。每天早上送貨前，主管都會對快遞員訓話，雖然訓話的內容總是重復的——像是“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快滾蛋！”“公司缺誰都行，你離開公司寸步難行！”——但主管的態度很威嚴，意思也很明確，訓話是想要大家明白，與非常成功的公司相比，快遞員只是隨時可以被替換掉的零部件。除了早訓話，每天還有抓紀律的晚會，目的是“把犯了錯的人拉出來當眾羞辱”?？爝f員的工資是計件提成的，所以參加訓話或晚會都沒有薪酬，但公司確實用這樣的方式淘汰掉了服從性差、自由散漫的人，留下來的人大多“能屈能伸”。

除了外部環境，作者胡安焉也向讀者呈現了他在工作時充滿焦慮的內心。在白晝變得短暫的十二月，他會因為時間過得太快而感到焦慮；考慮到電瓶車在冬天耗電更快，車子的每一次剎停和啟動都讓他憂慮；在樓棟門禁系統輸入房號時，他想象著房間里的人會不會被刺耳的鈴聲惹惱。  

憂慮是一條了解輕體力勞動者的線索。他對晝短夜長的憂慮、對門禁系統發出響鈴的警惕，都駁斥了人一勞累就沒工夫多想的假設，也反映了日常工作中面臨的重重不確定性。飽和艱辛的工作消磨人的敏感，這可能僅是表面，周遭環境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顯出真實面目，憂慮與焦慮如網羅一般籠罩住那個勞動的人。

韓國作家韓江的短篇小說《在某一天》也刻畫了一位從鄉下到首爾工作的快遞員的生活與心靈。表面上，他的感受變得麻木，因為每天要經過漢江八次運送書籍，起初面對漢江的心潮澎湃已經消退，如今只是呆呆望著江上反射的耀眼光芒；在空氣污濁的城市里奔波送貨使他灰頭土臉，他常用冷水洗臉，臉孔發紅皴裂出血；實際上他很清楚自己常處于強烈的焦慮緊張之中，因為需要規劃好一天內要去的地方、最佳路線與所需時間，即使是在自動販賣機買咖啡的幾分鐘里也焦慮不已。

將自己視為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時，人難免是緊繃與氣急敗壞的，因為總想要在無法確定與千頭萬緒中理出次序，當這樣強硬的介入、緊張的安排終于被放棄，才能獲得一絲解脫?！稇n慮史》告訴我們，世界的不安全感與偶然性助長了人的焦慮，可是人們需要考慮的不僅是風云變幻的外界環境，還有如何調動內心與精神的確定來適應這樣的環境。 《我在北京送快遞》里的胡安焉時刻面臨著被裁撤的風險，工作時的人際關系——不管是快遞員與同事及上級之間，還是與顧客之間——也非常淡漠，他盡量調動內心來適應這樣的環境，在被遣散的時刻，才終于真正看見了工作地和各個小區在早上的樣子。 

他們不和“我”說話

在小說《久別重逢》里，范雨素寫北漂婦女“我”背著小女兒在頤和園門口兜售潘家園的舊玉件，她感受到了路人的冰冷目光比他們的拒絕更冷漠，她對比著童年村莊里的幸福溫存與北漂的冷漠遭遇，想到這是因為她的身份與地位發生了變化。過去她是鄉村權威——母親的小女兒，別人總對她有著花團錦簇的笑顏，而如今她只是一個農民工與單身母親，所以人們看她的眼神如利劍：“因為我是農民工，因為我是單親母親，因為我不是富人，我看到的最多的是歧視和冷漠的眼神。”

范雨素將“我”的遭遇歸因為人們的趨炎附勢，并認為人們向來如此，只是自己太過遲鈍，直到今日才了解這點。這種思考是樸素的，可是比起嫌貧愛富這樣赤裸的緣由，城里人與“我”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更為微妙的關系。

小說中有一處細節是，二十年前“我”曾懷抱著哲學夢來到北大校園與哲學系教授攀談，當作為月嫂的“我”在雇主家說起這件事時，對方卻說這怎么可能，然而又接著感慨，過去的大學是象牙塔，如今則不同。雇主認為如今校園變得不像象牙塔，而只有在純潔美好的過去，月嫂才能進入學校跟系主任聊哲學——本質上，這與“我”對小時候鄉親待人友善的懷念如出一轍。

虛無縹緲、難以尋覓的過去，好像僅僅作為襯托現在的絕情勢利的背景而存在。僅僅在回溯之中，“我”才逸出了月嫂的身份，變成那個被無條件受歡迎的小女兒，或是與哲學家背誦偉大名字的求學者?；貞浿械泥l土情誼或學識教養，都賦予了“我”在如今作為月嫂的稀缺的尊嚴。

讓范雨素筆下的“我”困惑的大概是，為什么讀過大學的雇主有時候顯得那么固執？為什么他們對“我”與大學教授有交流的第一反應是不可能？但比起指責雇主狹隘，不如思索“我”與雇主開啟關于大學校園的對話本身，是否已經挑戰了雇主對月嫂身份的想象，所以她會不假思索地反駁月嫂的話。而令月嫂感到沮喪的也正是這點——雇主與作為月嫂的“我”之間那堵看不見的墻日益深厚，而當年的“我”與哲學教授之間還沒有這樣的差距。

2019年的布克獎獲獎作品《女孩，女人，其他》同樣描繪了雇主不和保潔說話的情形。非洲移民布米在雇主家里首先被要求少說話，因為她是來干活的，不是來社交的，這樣的要求令她火冒三丈，但還是強忍著答應了?？墒菦]過多久，雇主又自己打破規矩，開始跟她聊一些家里的事情與丈夫的惡習。

像《久別重逢》里為文化教養感到自豪的“我”一樣，布米畢業于大學數學系，然而第三世界國家的一等學位在新國家顯得一錢不值。她的丈夫一樣找不到匹配自己博士學歷的工作，只得開起了出租車，可是搭車的乘客總自認為高人一等，不與他說話。究竟是什么阻礙了正常的對話呢？從布米雇主的觀點來看，她與保潔的關系應當以能干活和效率來衡量，而非人際一般意義上的價值，比如誠實、友誼與友善。

上班時適用效率與利益的標準，下班再適用誠實與友誼的標準，這是《難逃單調》一書所指出的當代社會工作特征之一。只是這兩套價值體系差距過于巨大，在當中切換會顯得有點“精神分裂”。當保潔和月嫂與雇主身處一室、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時，這種分裂感就更為明顯，于是有些人——比如布米的雇主——表現得就像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