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理莫迪曾經表示,“人口紅利是印度的強項,印度青年為本國帶來巨大的機遇”。
時任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Piyush Goyal同樣表示,這個勞動力群體進入市場后通過消費和賺取收入能幫助印度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過去十年來,印度國內消費市場規模已增長近一倍至2.1萬億美元,從全球第十大消費市場躍升為第四。預計到2047年,印度的消費市場規模將增長九倍至18.5萬億美元,僅次于中國和美國。
根據喀拉拉邦移民與發展研究所的數據,隨著印度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該國國內將出現2億人口級別的鄉村人口流動并進一步拉動內需。
印度消費者經濟研究所PRICE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家庭年收入為50萬-300 萬盧比(即5700至4萬美元之間)的中產階級比例已從2004/2005年的14%增長至2022年的31%,預計將在2047年增長至63%。
去年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越曾經的宗主國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年的經濟展望也將印度稱為增長亮點,預計印度和中國將貢獻世界經濟增長的50%。印度還有望在2030年前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的管理合伙人Bob Sternfels在近期的一次訪談中就表示,“許多人說如今是印度的十年,但我更堅信這是印度的世紀”。
人口雙刃劍:低下的勞動參與率
印度人口紅利能否得到釋放仍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印度目前仍面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低下、勞動力素質較低,以及不同地區人口紅利窗口差異等諸多不利因素。
雖然擁有海量的勞動年齡人口,但是印度的勞動參與率始終十分低下。
根據世界銀行2021年的數據,印度的勞動參與率僅為46%,屬各大經濟體的末流,遠不及中國的68%和美國的61%。而國際勞動組織(ILO)的數據則顯示,印度的勞動參與率為52%,同樣遠低于中國的76%和美國的73%。
導致印度勞動參與率始終難以提升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印度女性的就業比例極低。
印度政府2019年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1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在農村地區僅為26.4%,在平權運動本應更徹底的城市地區更是低至20.4%。
而且,印度女性的就業狀況和意愿過去十年內在持續惡化。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從2005年的26%跌至2021年的19%。即便根據官方數據,該國女性就業率也從2004年的峰值35%一路下跌至2022年的25%——而根據官方定義,只要女性在一周時間內外出工作超過1小時即算作就業。
總部位于孟買的獨立智庫印度經濟監測中心(CMIE)在使用不同口徑的就業定義之后,統計認為2022年僅有10%的適齡印度女性參與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CMIE首席執行官Mahesh Vyas在一篇博文中寫道:“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青年人口。理想情況下,印度能把握這個難得契機來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不過,它好像趕不上這班車了。”
根據估算,即便印度能夠每年將勞動參與率提升至中國或美國的水平,未來25年內印度仍需額外創造約9300萬至9500萬個非農就業機會以吸納新增就業人口。若印度僅能保持目前的勞動參與率,該國在未來25年內則需要創造2.3億個非農就業崗位。
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就業市場乃至政治體系都將因此而承受巨大壓力。
即便是今日,印度商學院教授Chandrasekhar Sripada在接受CNN采訪時就估計每年約有2000萬至2500萬印度人進入勞動力市場,但其中僅有700萬人能夠找到穩定工作,剩余缺口之中的三分之一既沒有就業,也沒有接受教育或培訓。CMIE的數據顯示,印度去年12月的失業率為8.3%,明顯高于歐美發達經濟體。
如同其他尚未完全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印度超過45%的勞動力受雇于農業部門。而能夠吸納大量就業的制造業僅占印度GDP的15%。莫迪政府在宣布2023財年1223億美元的資本支出時就強調,支出將用于建設道路、學校和發展工業,主要目的是創造就業機會。
去年印度以6.7%的GDP增速成為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但印度儲備銀行(即印度央行)前行長Raghuram Rajan則認為“這種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無就業增長”。
根據商業信息提供商鄧白氏(Dun & Bradstreet)的測算,過去30年內,印度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會創造130萬個就業崗位。在此前提下,印度需要在2030年之前保持10.8%的年均經濟增長,2030年代需保持6.5%的年均增速,2040年至2047年則需要保持4.2%的年均增速才能確保創造2.3億個就業崗位以滿足勞動力供給。若以該增速計算,印度將在2032年成為10萬億美元經濟體,并在2047年成為30萬億美元級別的經濟體。
麥肯錫的一份報告也同樣顯示,印度需要在未來十年內滿足8%至8.5%的經濟增長以確保就業。
鄧白氏在測算中同樣指出,印度需確保其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FCF)達到經濟規模的約三分之一方能實現增長目標,這也意味著未來25年內印度累計資本需求高達120萬億美元,其中包括18萬億美元的累計凈資本流入,但該數字為目前印度外國資本總額的十倍以上。
此外,印度的人口紅利還受到勞動力質量,尤其是教育水平較低的限制。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25歲??以上印度人中有46%沒有完成小學學業。印度工業聯合會(CII)則在名為《利用印度的人口紅利促進增長》的報告中指出,該國只有3%的勞動力接受過正規職業培訓,并警告稱除非創造足夠就業機會并且工人具備從事這些工作的技能,否則人口紅利將成為印度的負擔。
自1947年獨立以來,印度的教育政策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上,很少有資源分配給學齡前或小學適齡兒童。印度 1570 億美元的教育預算中僅有三分之一用于該國3.5億名兒童,相當于每個兒童每年僅約143美元。
印度政策委員會(Niti Aayog)則更為務實地預測未來十年內零工經濟將吸納9000萬新增勞動力,但該部分就業群體將面臨低工資、無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問題。
未富先老:無法避免的魔咒?
另一個印度在釋放人口紅利過程無法忽視的問題則是人口結構的區域差異。
由于人口的異質性,各邦的人口紅利窗口大相徑庭。例如富裕的喀拉拉邦的人口已經開始老齡化,而比哈爾邦的勞動力預計將繼續增長到2051年。
總體而言,印度北部和東部各邦的生育率仍大幅高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而南部正在面臨老齡化危機,西部正在迅速經歷南部的老齡化進程,這導致了太多年輕人和太多老年人同時集中在該國不同地區的雙重挑戰。
事實上,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在持續放緩。根據印度人口基金會的數據,35個邦和聯邦直轄區之中已有31個已降至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南部各邦的低生育率正在席卷整個印度。目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各邦人口已占印度總人口的69.7%。
印度統計和計劃實施部在一份《2022年印度女性和男性》的報告中也指出,印度的人口紅利可能提前在2036年結束,此后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將開始穩步下降。由于人口區域不平衡性的存在,早在2031年,印度將有11個邦率先開啟勞動年齡人口下滑的趨勢。
至于印度14歲以下的人口也將從2021年的25.7%一路下降至2036年的20.1%,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則將在2036年增長至14.9%,相當于撫養比升至54%。
該趨勢在南部率先老齡化的喀拉拉邦已十分明顯。過去60年里,喀拉拉邦 60歲以上人口比例從5.1%猛增至16.5%。值得一提的是,喀拉拉邦93%的識字率也遠高于印度75%的平均水平。
未富先老,似乎印度也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