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鏡象娛樂 顧貞觀
《不止不休》上映前曾被外界寄予厚望，難得的現實題材，相似的孤膽英雄為弱勢群體發聲，人們都希望它能成為下一部《我不是藥神》。
遺憾的是，《不止不休》的成色并沒有《我不是藥神》般接近完美，在角色塑造、內核表達、弱勢群體關注上，它都缺了一份直擊靈魂的深入。但即便有缺憾，《不止不休》仍是一部難得的好電影，因為它回望的是一個時代的傷痛，也帶來了一份關于千禧年的記憶。
千禧年至今已經過去二十多年，過去幾年，這段時期的影像敘事在電影市場相對缺失，但如今，我們在越來越多的新生代導演的鏡頭里，看到了千禧年前后的的樣貌，看到了它留在大眾身上的印記。
《不止不休》里，紙媒的黃金年代與神舟五號的升空這些節點性微觀敘事背后，蘊藏的是繼第五代與第六代導演的代際更替后，新生代導演關于當下時代的現實表達。
回望的價值
《不止不休》中，前半段的敘事以記者韓東為主體，后半段的敘事以乙肝患者為主體，兩段敘事未能深度融合，衍生了一系列問題，使得影片的矛盾沖突、深刻感、力量感、刺痛感均沒有達到“不止不休”的程度。
同樣是普通人為了弱勢群體奮斗的故事，對比《我不是藥神》就可以看出問題。《我不是藥神》中，程勇從“商人”蛻變為“弱勢群體的共同體”，他的成長與轉身一直處于“求藥難”這一核心矛盾中。而《不止不休》的敘事是分散的，韓東的成長與乙肝患者的困境某種程度上是割裂的。
影片臨近尾聲的高潮戲份中，導演通過韓東與乙肝患者的對話將兩線合一，并以“學歷的歧視”與“乙肝患者受到的歧視”讓兩個群體達成共情，這一邏輯可以形成閉環，但缺乏說服力。因為韓東被歧視，源于這個社會約定俗成的能力衡量標準，而乙肝患者被歧視，源于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污名化，本質并不同。
而這，也讓韓東的成長線與乙肝患者的困境呈現都有些隔靴搔癢，一方面，乙肝患者與普羅大眾被置于絕對的對立面，置于單一的道德立場下，另一方面，在追逐正義的過程中，韓東內心的矛盾和認知的變化呈現不夠詳盡，這也導致他的人物弧光不像程勇一般飽滿。
此外，影片中還存在一大硬傷，即韓東所面臨的“前途與正義的抉擇”，是一個可以被推翻的戲劇前提：一者，兩家報社都在跟進代檢事件，撤稿與否并無區別；二者，韓東與黃江的對峙中，前者未講述撤稿原因，后者也未追問，客觀來看，作為資深記者，黃江不可能意識不到“乙肝歧視”這一選題的價值。
作為王晶的長片處女作，《不止不休》并不完美，但這并不妨礙它是當下電影市場難得的、珍貴的存在。這份珍貴，在于影片的寫實性與它的回望價值。
2003年，距離世界衛生組織病毒性肝炎專家委員統一乙肝名稱僅過去二十多年，影片里借醫生之口提到了一個關鍵信息，早期甲肝與乙肝甚至是被混淆的。當時，整個社會“談乙色變”，相關政策的滯后、醫療衛生知識普及的不足等等，共同導致了公眾認知的異化，于是，乙肝群體成為被歧視的存在，這是一個時代的傷痛。
影片開場，導演很巧妙地安排了一段“偽紀實影像”，虛構的電影故事和幾近真實的偽紀實影像融為一體，將觀眾從影院帶回了那段真實的傷痛過往中。
如今，雖然搜索“乙肝患者”，還會出現“一起吃飯會被傳染嗎”此類聯想詞，但整個社會對乙肝的普遍認知已經扭轉?；ヂ摼W的飛速發展，也讓醫療衛生知識的普及不再像二十年前一樣困難，這在新冠疫情期間便已體現。
但正如電影中所言：“這事上發生的事，有哪件是跟我們一點關系都沒有的呢？”，每一段時代傷痛，又有哪一個不足以帶來長久的警示？乙肝與艾滋病都曾被污名化，如今，乙肝已經被正名，但對于艾滋病的污名化與歧視仍在繼續。未來，或許還會有新的被異化的疾病與群體，屆時個體與社會又將如何自處？
《不止不休》沒有給出答案，電影也很難給出答案，但它通過回望乙肝患者的群體經歷，提供了一次思考的契機。
《不止不休》回望的不止是一個時代的傷痛，在“做記者，同情心只會影響你的判斷力”、“感想不是新聞，事實才是”這些臺詞背后，紙媒的黃金時代與一代人的新聞理想被淺淺帶出。如今人人皆是媒體，新聞行業曾奉行的準則被沖淡，新聞先驅邵飄萍貫徹一生的“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也被逐漸遺忘。
紙媒時代與自媒體時代的功過是非，電影并未觸及過深，但它對紙媒黃金時代的懷念，或許也在提醒人們，對當下的新聞與信息需保持應有的警惕。
電影敘事的代際更替
《不止不休》的珍貴之處，也在于它聚焦的是千禧后的時代，是更當下的電影敘事。紙媒的黃金年代、互聯網的崛起、非典、神舟五號發射，這些真實的節點性微觀敘事，是導演王晶的成長記憶，也是八零九零兩代人共同的成長記憶。
很長一段時間內，談起現實題材影片，我們都需要回望得很遠，《霸王別姬》《活著》《悲情城市》《三峽好人》等皆是經典，但這些老一輩導演的作品距今都已有時日，它們聚焦的時代也是更靠前的。談起近年來廣為人知的當代現實題材力作，似乎只有《我不是藥神》。
在不少人看來，老一輩導演電影主題的自我重復，是現實題材的聚焦點一度停滯的關鍵，但客觀來說，生活是一代人的影像，電影是生活的載體，每一代導演的創作都離不開自己的所處的宏觀時代與自身的成長經歷，這是再正常不過的。
王家衛1963年跟隨父母從上海遷往香港，所以他的電影中隨處可見對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著迷以及關于上海的鄉愁，而他初到香港時感受到的繁華與孤獨，則成為了他多部電影的靈感與主題，《阿飛正傳》《東邪西毒》《重慶森林》，講述的都是關于怕被拒絕、孤獨、逃避、歸屬感的故事。
百年電影史中，一代代導演們的電影敘事與價值立場一直處于不斷交替中，香港傳統電影導演與新浪潮電影導演，內地第五代導演與第六代導演皆是如此。《大紅燈籠高高掛》《黃土地》《霸王別姬》中，第五代導演聚焦的是一個時代的沉重與苦難，《三峽好人》《北京雜種》《蘇州河》中，第六代導演看到的是變革時代的微觀個體與邊緣人物。
如今，如張藝謀等老牌導演依然高產，他的《懸崖之上》《一秒鐘》也皆是佳作，但它們關注的仍是較遠的年代，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也需要更近的視角。
2021年的《愛情神話》是一部罕見的都市類型片，新生代導演邵藝輝的鏡，記錄的是當代人的生活狀態，是上海人極具煙火氣的市井生活。2019年的《春江水暖》，創作初衷源于新生代導演顧曉剛對家鄉富陽巨大變化的深刻感觸，在影片的中國式家庭故事背后，我們看到了近年來城市的變遷、代際生活觀念的鴻溝、城市中不同群體的生存方式。
新生代導演立足于自身體驗的寫實創作，續寫了現實題材電影的動態發展。
如今，電影行業并沒有“第七代”的說法，這也源于外界尚未在新生代導演身上看到更強烈的共性。確實，他們并不像第六代導演和香港新浪潮運動中的導演那般，受強烈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從而催生了集體標簽，但在他們的作品中，仍能清晰看到千禧年后的時代留下的烙印。
《不止不休》中，韓東手中承載著“理想與道義”的筆桿飛向太空，這在一部現實題材作品中或許略顯科幻，但它與現實中神舟五號的升空形成了鮮明呼應，個體的夢想與國家的前進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了文本的隱秘暗喻。
個體對于變化中的時代的認知，在諸多新生代導演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流浪地球》兩部中被稱贊最多的，是影片區別于好萊塢大片的中式哲思，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集體主義迸發出的光輝，都是當下時代孕育出的思想。
這種時代的烙印歷經沉淀后，或許會成為新生代導演的共性與顯著的身份標志，不過，即便他們的創作最終很難誕生整體的趨同性也無可厚非，因為這是一個分眾化和多元化的時代。重要的，是這些新生代導演關注的是當下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