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華商韜略 熊劍輝
當半導體走到嶄新的時代拐點，一手開創了時代的天才、巨人與教父們也紛紛走到自己的終點。3月24日，指引行業大半個世紀的一代傳奇，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也走了。
1929年1月3日，戈登·摩爾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出生。父親是警察，母親只有中學學歷，摩爾拿到的是典型的“窮二代”劇本。
摩爾細致縝密的個性，卻受到了爺爺的影響。爺爺曾在海上記錄航行日志，熱衷于測量、分析、統計，并將所有細節記錄下來，以隨時應對各種難以預知的變化。
這讓摩爾也養成了一絲不茍筆記、思考的習慣。
3歲看大、7歲看老。這樣的性格，讓摩爾足以沉穩地應對未來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
11歲的時候，摩爾的鄰家玩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圣誕禮物：一套真正的化學裝置和化學試劑。孩子們完全可以自制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包括炸藥。
這讓摩爾對化學徹底著了迷。1954年，他如愿從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獲得化學和物理學博士學位。
大學期間，摩爾與妻子貝蒂相知相遇，成為從大學牽手到相伴終老的深情伉儷。
1956年，摩爾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進入“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工作。
作為鼎鼎大名的“晶體管之父”，肖克利于1956年斬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能追隨這位天才人物，自然是無上榮耀。當時，肖克利將包括摩爾在內的八位青年才俊納入麾下，都摩拳擦掌憋著要干一番大事業。
但肖克利卻對公司管理一竅不通，而且自以為是，經營目標也一變再變。結果折騰一年多，什么也沒干出來。
性子急、火力壯的“八才俊”覺得，再也不能這么混下去了。
1957年9月18日，“八才俊”正式提出辭職，將這位學術泰斗惹得勃然大怒。肖克利認為，“八才俊”剛掌握晶體管技術就叛出師門，簡直“欺師滅祖”，直斥其為“八叛徒”。
▲著名的硅谷“八叛徒”，左一為戈登·摩爾
叛徒就叛徒吧！畢竟，世界是年輕人的。
“八叛徒”火速另起爐灶，成立了“仙童半導體”，短短半年后就開始盈利。但1959年，“八叛徒”也開始了分崩離析。
直到1968年，摩爾和諾伊斯、格魯夫才一起離開了仙童，創辦了一家存儲芯片公司。這就是日后威震世界的英特爾。
作為半導體行業的先驅，摩爾由此開始掀起了一場前所未見的芯片革命。
2005年，功成身退的摩爾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自稱其實是一位“偶然的企業家”。
共創英特爾摩爾和諾伊斯、格魯夫，號稱“三駕馬車”。其中，格羅夫掌管公司管理運營，是“踢屁股的人”；諾伊斯擁有堅實的芯片工程理論基礎；摩爾則是天生的實干家，善于將諾伊斯天馬行空的創意真正落在實地。
“三位一體”的完美架構，讓英特爾在微處理器領域橫勇無敵，為PC時代開辟了未有人走過的道路。
更有人認為，摩爾是“八叛徒”之中最具天賦遠見的技術領袖。
因為1979年，直到摩爾成為英特爾董事長兼CEO，才開始真正展現出其商業領袖的決斷能力。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半導體內存領域實現對美國的反超，導致英特爾高層在戰略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究竟是在內存領域發起一場“新太平洋戰爭”，跟日本人殊死一搏；還是另辟蹊徑，進行差異化競爭？
但這是一個爭論不出結果的問題。
1985年的一天，格魯夫走進了摩爾的辦公室。他凝望望著窗外向摩爾問計：“如果我們被裁，董事會請來一位新CEO，你覺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摩爾稍加猶豫答道：“他會放棄半導體內存。”
格魯夫想了想：“那就讓我們親自來做這件事吧。”
就這樣，英特爾壯士斷腕，徹底放棄了內存，將戰略沖鋒口集中在微處理器（CPU）上。
這不啻為一場“豪賭”。但事后證明，在這個英特爾生死攸關的戰略轉折點，格魯夫和摩爾“賭”對了。
兩年后，英特爾聯合康柏推出比IBM快三倍的386計算機，再次成為芯片霸主。
整個摩爾時代，英特爾在微處理器賽道上成了一騎絕塵的存在。
有人因此評價，沒有諾伊斯，英特爾成不了大公司；沒有格魯夫，英特爾難有高效率；沒有摩爾，英特爾則實現不了技術領先。
1989年，摩爾“深藏功與名”，從英特爾董事會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來。
但此后長達30多年的時光里，人們依然見證了英特爾從486、奔騰（Pentium）到i5、i7的強勢崛起。
因為整個半導體行業，根本逃不脫“摩爾定律”。
1965年，在創立英特爾之前，摩爾就提出了大名鼎鼎的“摩爾定律”，即：
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的數目，大概每隔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實際上，摩爾只是想通過“摩爾定律”傳達出一個重要信息，隨著芯片上的晶體管越來越多，電子產品都會變得越來越便宜。
雖然并不是物理定律，但半個世紀以來，“摩爾定律”成為了統治半導體行業進化速度的“天條”。
所有硅谷公司，都緊盯著“摩爾定律”這個“節拍器”。一旦你能跟上節奏，說明能取得成功；否則競爭對手將迅速超越你。
幸運的是，它幾乎完美揭示了半導體技術的進步速度。加上激烈的行業競爭，“摩爾定律”甚至成為驅動半導體行業指數級增長的動力，直接引爆了PC和互聯網時代。
對于“摩爾定律”的應驗，摩爾在2005年接受采訪時曾深表欣慰：
“能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方，真是太好了……從我們無法制造單個硅晶體管的時代，成長到將17億個硅晶體管放在一個芯片上的時代！這是一次非凡的旅程。”
但近年來，伴隨半導體工藝逼近物理極限，摩爾定律出現放緩，甚至不乏“摩爾定律已死”的聲音。
其中，又以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的看法最堅定。
在黃仁勛看來，芯片制程正接近物理極限，1nm對于硅基芯片而言就是終點。越先進的制程意味著越高的成本，摩爾定律已經不適用。
事實也確如黃仁勛所言。14nm以下的先進制程，晶體管密度增速在放緩，芯片主頻提升速度在變慢。2005年之前的20年，微處理器性能提升了近1000倍；但此后十多年，芯片性能的提升已然失速。
而對“摩爾定律已死”的說法，摩爾本人不但極盡謙卑，也不以為意。
2008年，當被問及“您的什么成就可以傳承”時，摩爾略加思索后表示：“只要不是摩爾定律就行。”
2015年，“摩爾定律”發表50周年之際，摩爾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再度直言不諱：“摩爾定律”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但英特爾現任CEO基辛格卻堅定不同意，認為“摩爾定律”依然“活”得很好。
哪怕摩爾大神仙逝了，基辛格在悼詞中依然表示“要持續不斷繼續研究它，直到元素周期表耗盡為止”。
為了證明“摩爾定律”活得越來越好，英特爾還提出IDM 2.0戰略，要開啟制程工藝大跨越，保持摩爾定律有效性，并在2025年重新取得制程技術的領先地位。
但其他人顯然不這么認為。
因為伴隨AI、量子計算等新技術的加速，人們對“摩爾定律”有了新的定義。
比如，IBM在2019年宣布量子性能的“摩爾定律”：如果要在10年內實現量子霸權，要每年將“量子體積”至少增加一倍。
伴隨ChatGPT爆火，“ChatGPT之父”、OpenAI 首席執行官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也在今年2月表示：“新版摩爾定律很快就要來了，宇宙中的AI智能每18個月要翻一倍。”
在“后摩爾時代”，超越摩爾定律，才是對摩爾最大的致敬。
1996年，正逢微處理器發明25周年，英特爾決定讓CEO格魯夫在世界計算機博覽會（Comdex）上發表一下對未來的行業預測。
本來是一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懇談會，但一聊到晶體管絕緣層厚度的專業問題時，格魯夫卻和一位憨憨的院士產生了巨大分歧，當眾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的交鋒，場面一度非常難堪。
最后，還是摩爾這位“大長老”親自出手，通過冷靜深邃地闡述洞見，讓所有人在心悅誠服中，終結了這場差點失控的論戰。
對于摩爾的人格魅力，英特爾全球研究院前院長王文漢博士的評價是：
“他是正派的好人，真正的大師中的大師。”
在英特爾，格魯夫強悍的統治風格，深深地烙印在企業文化的基因里。但與此同時，“摩爾定律”又是不容置疑的“公司圣經”。
這讓英特爾既具備格魯夫強悍進取的作風，使之極具前進的野心和動力，又不至于因為過于狂暴而翻車，因為摩爾的深邃冷靜能對其有所約束。
因此，摩爾才被英特爾視為最具卓越領導力和謙遜正派品質的靈魂人物。
這樣的評價，并非言過其實。
2022年，摩爾以95億美元財富，位列《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第214位。他大部分的財富，都來自英特爾的股權。
但早在2000年，摩爾就和妻子創立了“戈登和貝蒂·摩爾基金會”，不斷剝離資產，捐贈股票。2012年，摩爾更承諾將一半以上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
如今，摩爾駕鶴西去。基金會的總資產達到了80億美元，累計捐贈高達51億美元。
當然，摩爾的一生也并不是算無遺策。
上世紀80年代，張忠謀返回中國臺灣創立臺積電，創意出芯片代工產業找摩爾支持，摩爾毫不掩飾地給予了否定：
“你提過很多好主意，但這個概念不算。”
戲劇的是，三十年后，當臺積電不斷將芯片制程推向巔峰之后，張忠謀也直接了當：
摩爾定律已死。
[1]《94歲的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去世，為“摩爾定律”提出者》界面新聞
[2]《戈登·摩爾去世了，他提出的這條定律長久的影響著世界》第一財經
[3]《摩爾神話》：硅基經濟的掃地僧戈登·摩爾，四維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