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顯微故事 申宏
編輯 | 卓然
最近，Vista看天下的一篇文章，將“縣城大小姐”帶入了人們的視野。
這指的是一群逃離大城市回到老家，過上朝九晚五穩定生活的女孩，在原生家庭的支持下，即使拿著三四線的工資，也依然能保持北上廣的精英白領的生活水準。
但不久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回到的，也并不是一個田園烏托邦。
這次，攔在歲月靜好路上的絆腳石——
不再是工作和房價，而是婚戀。
看見自己留在縣城的閨蜜們，北上廣深的打工女孩們突然覺得大城市的生活不香了。
明明都是畢業不久的年紀，閨蜜們已經開上了Mini Cooper，住上了百來平米的大house，用著最新款的蘋果手機，每根頭發絲都散發著精致。
你看著她們在無競爭狀態下浸潤出的松弛感，又看了看自己散發著疲憊的黑眼圈，突然就明白了一句話：
這個世界不只有遠方和茍且，還有眼前的詩。
不過，真實情況可能并不像上文描述得那樣無憂無慮。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離開城市回到縣城，不過是從一個圍城進入另一個圍城。
一個生活節奏越慢的地方，人生節奏反而會越快。如果你是一個25歲研究生畢業回老家找工作的大學生，那么你可能面臨的第一個震撼，便是得知自己的初中同學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爹/媽了。
當年一起上課開小差的朋友們已為人父人母，你還在因為晚上熬夜打游戲，被媽媽拎著耳朵罵。
鄉里鄉親們看多了這樣飆車進入人生新階段的年輕人，自然會對“大齡單身“的你千催萬促。
小縣城擁有大城市沒有的安逸和舒適，卻沒有大城市的多元和包容。被催婚是縣城大小姐躲不開、繞不過的命中一劫。并且，沒有了讀書、考研、工作這些逃避的契機和借口，這個原本只有過年才需要承受的折磨變成了一種生活常態。
催婚并不一定是雷霆萬鈞式的，它更像是潛伏著的不講武德的怪物，在你大意的時候就出來偷襲。無論是家人親戚，還是同事朋友，甚至是路口乘涼的大爺大媽，都有可能在不經意間向你發出：“有對象了嗎？什么時候結婚？“的靈魂拷問。
當然，婚戀困境并不只在縣城。
一份針對“Z世代”的婚戀意愿調查顯示，“Z世代”青年結婚意愿呈現下降趨勢。聯合國人口司發布的世界婚姻數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20～29歲處于婚姻狀態的人群比率為69.2%，將比2013年下降8個百分點。而其中，女性表現出更加強烈的婚姻猶疑態度，女性表示“不結婚”和“不確定會不會結婚”的人數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
據國家民政局數據，2021年結婚登記對數從2013年的1346.93萬對下降至763.6萬對，連續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齡大幅推遲，晚婚成為常態。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齡分別為男31.89歲，女30.73歲。適齡單身人口不斷上升、結婚率和生育意愿下降，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
由此不難想見，年輕人與家長之間因催婚展開“貓捉老鼠”的游戲已是社會常態，只不過縣城女性因為離父母更近，所以受到的催促更頻繁；因為縣城對女性年齡要求更加苛刻，所以受到的催促更急迫。
如果說，一年被催婚一次還能拿出來笑侃，那么天天被催一定會成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畢竟，沒有幾個人可以真的做到下班回家準備舒舒服服刷劇的時候，聽到老媽的長吁短嘆而無動于衷。小縣城的年輕人，只能或與之抗爭，或與之妥協。
這件事最難處理的地方在于，通常催婚最急，給予壓力最多的，恰恰是最親近的人。但同時，又因為代際之間成長環境的迥異，爭吵往往只能傷害感情，而不能促進理解。
對家長來說，人生就應該按部就班地過，錯過年輕時找對象的窗口期就會孤苦一生；而年輕人早已接受了“結婚生子不是人生必選項”的觀念，如果一個人也能過的很好，為什么非要找一個人相互內耗？
所以，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工作穩定、生活富足，不該再有煩惱來沾邊的縣城大小姐，也可能因為催婚和父母吵架，坐在父母掏錢買的BBA里，心里想著世界毀滅吧。
在小縣城，選擇不結婚需要承受極大的壓力。這里是熟人社會，每家每戶的私事都被攤在陽光底下。并且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觀念中，不婚不育還需要面臨沉重的道德譴責。
當然大多數人并非不想戀愛結婚，只是還沒有遇到那個心動嘉賓，不想將就。
不過事實是，希望在小縣城找到一眼萬年的Mr.Right，其難度并不亞于在大城市拿到百萬年薪走向人生巔峰。
縣城的常駐人口不過數十萬，對于從小在這長大的人來說，身邊來來回回就那么幾張面孔。轉角遇到愛的概率，遠大于轉角遇到前任。如果再加上一個見到陌生人就尷尬，不愿主動社交的性格，可能唯一的脫單途徑就只剩下相親了。
哪怕是相親，碰到自己小學、初中、高中同學，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對方對你知根知底，還知道你上學那會追了幾個男孩、女孩，給誰送過奶茶、買過早點。好不容易碰到幾個不是自己同學的，還得又陷入“前任”和“朋友的前任”的怪圈里。
曾以為年少的自己放棄了一棵樹，還能收獲整片森林，結果人到婚齡，發現原來森林里本來就沒有幾棵樹，絕大多數還已經早早被人承包了。
即使不會遇到熟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相親也不是一種美好的體驗。這是一場目的明確的“婚姻買賣”，每個人都依據著年齡、身高、相貌、經濟條件等維度被明碼標價。“銀行職員、月入過萬、有房有車、大學本科”……
許許多多年輕人被框定在這些標準化的空洞短語中，張貼在縣城某個公園一角，像極了超市貨柜上一排排陳列著的商品，沒有面孔，也沒有情緒。
就像是商業廣告存在虛假營銷一樣，那些在媒婆嘴里被夸出花來的“優秀青年”，可能只是個被過度美化的幻象，具體如何還是要“以實物為準”。
媒婆口中“長的精神”，潛臺詞可能是五官齊全；“心直口快”，大概率是個鋼鐵直男；“見過大世面”，極有可能只是去大城市打過工。媒婆們也許從未在職場摸爬滾打，但一定深諳求職簡歷的書寫套路。
更何況，像“性格”這樣的軟性指標并不能被量化，兩個人相處的“來不來電”只能全憑造化。對于還沒有完全向現實妥協的年輕人來說，在相親之路上一路狂飆最終可能顆粒無收，畢竟婚姻還是應該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而不是單純的“兩個人搭伙過日子”。
說來說去，相親或許真的能帶來一個優質的結婚對象，但若渴望在相親里尋找愛情本就是緣木求魚。
相親是理性的選擇，而愛情是感性的產物。常常見到社交媒體上，深陷婚戀焦慮的縣城年輕人發帖求助。他們將相親對象們的各項條件一一羅列，從年齡、身高、體重、顏值等基礎信息，延展到家庭背景、工作性格，不一而足，有的甚至畫成excel來橫向對比，讓素未謀面的網友幫助挑選。
但當人們將彼此的條件陳列出來，反復比較時，就已經殺死了可能產生的怦然心動。
在傳統式相親屢次碰壁之后，縣城的年輕人們開始使用約會交友類軟件。
這類軟件的交友屬性介于微信和相親網站之間。和熟人社交的微信不同，約會交友軟件會不斷向使用者推薦新的聊天對象，擴大使用者的社交圈；和直奔目的的相親網站不同，約會交友軟件的側重點還是在“交友”，而不是“結婚”，還保留了相互試探的余地。
相比傳統式相親，約會交友類軟件既能夠幫助尋找合適的約會對象，讓雙方有循序漸進的了解階段，也能順便拓寬社交圈。這類軟件高效的產品機制促使其吸引大量用戶，從時髦人士的嘗鮮品，延伸到不同圈層的必備社交產品。
大學生愛用“她說”，職場人士喜愛“青藤”等，縣城青中年則喜歡“心遇App”。中國某研究機構去年10月開展的調查中，8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使用過這類軟件。
過去幾年來，約會交友類社交軟件在中國蓬勃發展。據《紐約時報》報道，2022年在中國下載量超過1000次的約會App從2017年的81款猛增至275款。
與此同時，2021年中國約會和社交網絡公司獲得的注資超過53億美元，這個數據在2019年是3億美元，漲幅驚人。
在社交軟件苦苦尋覓更好盈利模式的當下，1對1模式的約會軟件率先抓住了年輕用戶婚戀交友的真實需求。以上面提到的心遇App為例，在我們和心遇App相關人士的溝通中，對方表示，心遇這類1對1模式社交類產品的走紅，就在于找準過去被市場忽視的城鎮青年群體，著力于幫助下沉人群小鎮青年脫單。
該心遇App人士表示，心遇目前已經幫助大量小鎮青年找到真愛，其中領證，曬娃的不在少數。同時，心遇通過舉辦線上婚戀活動幫助城鎮用戶交友，例如聯合相關婚姻協會推出情人節專題節目，邀請婚戀與心理專家分享婚戀相處問題。
回到縣城婚戀的話題，從某種程度上說，并不是小縣城脫單難，而是在小縣城的優質女性脫單難。
很多研究和報告都指出，小縣城中恰恰是中產家庭的優秀女性最容易被“剩下”。那些高學歷、體制內工作、家庭殷實，外人看來的“婚戀天菜”，反而成為了久覓佳偶而不得的那一批。
中國人傳統的婚姻觀念是“男高女低”的模式。因為女性默認承擔了更多的生育和家庭義務，所以她們往往期待經濟上更優秀的男性作為婚配對象，而男性更可能在收入和學歷上向下兼容。即使在家務分工更合理的今天，女方對男方的要求也是至少能做到勢均力敵。
除了客觀條件的登對，婚姻還要求三觀的相合。沒有共同話題的兩個人很難產生有效的溝通；思維方式的不同也使得雙方行為模式迥異，很容易相互冒犯。
而縣城的情況是，相對優質的男性更傾向于出門闖蕩，從數量或是質量上都較難滿足女性的擇偶需求。
前述心遇相關人士表示，他們在產品設計之初就關注到縣城婚戀的資源錯位問題，同時發現，現有的約會交友軟件不能很好地匹配這部分人群的交友需求，因而果斷將心遇的用戶定位到縣城小鎮青年。他們希望通過高效精準的產品匹配機制和豐富的線上線下交流活動，幫助這部分人群解決交友圈子窄、婚戀交友經驗欠缺等問題。
他們希望為仍然期冀愛情的縣城女孩構建更多現實的可能性，讓她們知道，自己堅持尋找的生活并不是幻夢，并不是父母眼中的不切實際。
其實，無論是留在城市還是縣城，無論是否進入婚姻，和誰進入婚姻，都無對錯高下，因為這都是朝著心中理想終點的探尋。或許那個終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路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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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爽,蔡圣晗.誰被“剩”下了?——對我國“大齡未婚”問題的再思考[J].青年研究,2015(04):76-8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