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如果把大灣區跟國內其他經濟區域進行比較，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大灣區有一個香港，國際化的優勢非常明顯。”在3月17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暨第二屆大灣區（黃埔）經濟峰會上，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安華表示。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成為人口超過8000萬、GDP達到2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這一經濟總量超過了韓國、意大利和加拿大。

丁安華指出，在過去半個世紀里，香港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進程當中擔任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帶動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全球舉足輕重的資本市場，具有港交所和深交所，創投一級市場非常活躍。

“長三角在國內統一的大市場框架之下，在人力、物力的吸引方面，規范比較一致。”丁安華提及，相比之下，憑借對標國際的準則，外向型的大灣區吸引投資力度更大。一國兩制模式下，大灣區在人流、物流、資本流方面顯現出截然不同的畫風。

中海晟融首席經濟學家張一提到，“在有科創板之前，中國有一批很優秀的、沒有營利的企業，包括生物醫藥和科技自主公司，全部是在香港上市，這是大灣區的資本優勢。”

“就高校的聚集程度來講，我們要承認，相比長三角、京津冀，甚至武漢中部地區，大灣區仍有差距。但你會發現，往往在深圳建立分校的北方高校，它的生源比本校好，體現了地區對人才的吸引力。”張一認為。

這也回答了一個熱門話題——為什么比亞迪、華為誕生在深圳？任正非、王傳福都不是廣東人，但相繼被吸引到開放創新的深圳創業。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關政府工作報告或規劃文件中，大灣區經濟合作相關內容都放在了港澳章節。丁安華認為，這也從頂層設計方面彰顯了跟長江三角區、京津冀或者成渝的另一不同。

“說明大灣區的特點還是在于港澳這樣一個核心，是港澳政策的一部分。”丁安華指出。香港和澳門的特殊性提供了很多優勢，但也帶來了不少挑戰。這種劣勢體現在內地和港澳在法律體系、監管方面沒有完全融通，面臨很多制度上的障礙。

不過他也表示，大灣區的發展是市場推動的，不完全能夠通過頂層設計實現：“這個區域的成功出于自上而下和市場動力的融合。當然其中也有一部分鴻溝，比如人均GDP。高質量的發展，恰恰要把頂層設計和整個社會生活自下而上的活力結合起來。”

在丁安華看來，如果要真正把灣區的潛力發掘出來，需要在融通方面多下功夫，例如提高灣區居民跨境的便捷性，簡化跨境支付和投資的程序。

花旗全球財富管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分析主管劉利剛指出，現時香港面臨著較大的空間制約問題：“這么小的地方有近750萬的居民，需要我們在發展過程中跳躍空間的限制。”

隨著前海、橫琴、南沙三個平臺在監管、稅收、企業治理上跟香港接軌，劉利剛認為香港可以釋放很多企業來到珠三角。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表示，一方面，香港的資本市場可以拉動一帶一路成為融資市場，包括中東國家大型的石油公司；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澳門跟全球葡語區，包括拉美國家、部分歐洲國家進行互聯互通。

從當年的自由市場到今天的大灣區戰略，四十年來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看到，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向新的閉環轉變。目前大灣區，特別是深圳主打科技，消費電子在全球領先，包括手機、半導體、5G方面。”楊宇霆告訴界面新聞。

根據規劃，香港政府將發展“北科技南金融”的策略。楊宇霆認為，香港可以從金融業出發對科創進行支持，其科技基礎研究，包括醫療、信息技術，可以跟珠三角有效對接，“未來10年大灣區的產業轉型在國內將呈現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