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戴晶晶

近兩年，在疫情、地緣政治沖突和極端天氣等沖擊下，糧食和能源危機、高通脹等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蒙上陰霾。

繼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之后，歐盟又于3月16日推出了《關鍵原材料法案》。這些政策加速了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大國間關鍵行業進出口管制頻現，全球產業供應鏈挑戰加劇。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曾悲觀地表示，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世界運作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與此同時，地區間也出現了部分行業的深度合作，如歐美間擬組建“關鍵礦產買家俱樂部”；以寧德時代(300750.SZ）、晶科能源(688223.SH)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將在美國清潔能源領域展開合作。

博弈與合作仍然并存，全球供應鏈格局卻已開始重塑。在這樣一個時代，有必要重新梳理供應鏈變化，反思全球化的內涵。

界面新聞就近期熱門問題專訪了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加里·格雷菲是杜克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美國杜克大學全球價值鏈中心主任。他也是全球價值鏈（GVC）體系創始人之一，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升級理論奠基人。

全球價值鏈是指為實現商品或服務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流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它包括所有參與者和生產銷售等活動的組織及其價值、利潤分配。

格雷菲出版了十幾本關于全球化、全球供應鏈和經濟、社會的書籍，并發表了大量論文。2018年，他在中國出版了論文集《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發展：理論框架、研究發現和政策分析》。

格雷菲也長期關注中國的產業升級，主要涉及電子產品、電商、電動車電池等。2022年9月，他以主編身份出版了書籍《中國的新發展戰略：全球價值鏈的自上而下升級》。

以下為采訪內容，刊發時有所刪節。

關鍵產業將有國際競賽

界面新聞：您去年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新發展戰略的新書，是什么促使了您寫了這本書？

加里·格雷菲：中國的產業多元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著時間推移，中國打造了多條出口產業鏈，涉及傳統消費品、中等技術產品，以及高科技領域。但中國在多元化方面如此成功的原因，似乎并沒有被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等地方充分理解。

一直以來的研究似乎過分強調了中國自上而下、政策導向的發展戰略。我認為，還需要用自下而上、從市到省的視角看待問題。同時，也必須嘗試研究企業發展戰略，以及中國企業如何在多個領域與跨國公司競爭。這需要運用全球價值鏈的方法，觀察中國不同地方所有的特定行業。

過去兩年，全球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巨大影響，但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說，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有能力在全球范圍內生產，并迅速改變其生產體系。

界面新聞：您近期在關注哪些產業價值鏈？

加里·格雷菲：2021年，拜登政府發布了《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提到了半導體、電動車電池、關鍵礦物和制藥四大關鍵領域。半導體是非常頂尖的產業，每個人都對半導體領域發生的事情感興趣，我也在追蹤這個行業。我同時在關注制藥工業，對疫苗技術的突破和全球分配的問題很感興趣。

此外，我也被中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產業吸引。中國電子商務領域非常有活力，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公司已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中國人口的互聯網使用水平可能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所以能激發出很多創新。

最后一個是人工智能，這是未來關鍵產業之一，就其發展潛力而言，目前還處于新生狀態。

圍繞上述產業將有大型的國際競賽，許多公司都將試圖推出新技術和新產品。

界面新聞：寧德時代是目前全球最大動力電池供應商，近期宣布將為福特公司在美電池工廠提供技術。這將是一種普遍或合理的合作嗎?

加里·格雷菲：這是合理的，也可能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對于動力電池技術，中國和美國，或中國和歐洲公司之間的合作關系，對任一方都非常重要。

這一合作表明，在某些領域中國已經成為領導者之一，國際公司也已經認識到中國這些技術成果的重要性。

領先國家經常會陷入的危險是，由于想要保證自己的領導地位，有時會試圖自己完成一些事情。但技術前沿的變化令人難以置信地快，技術的輸入可以來自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

任何國家或公司如果不與其他技術領導者建立聯系，并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幾乎不可能長期保持領導地位。

福特的電動汽車生產戰略可能并不是汽車行業最佳，但通過與中國公司合作，福特將有機會在生產規模或者某些技術、系統投入方面迎頭趕上，也能進入全球市場。

我是這些技術合作的忠實粉絲。但這很困難，甚至國家之間的合作比在國家內部更容易實現。例如，英特爾和微軟建立合作關系就比較困難，因為它們都是美國的行業領導者。但如果其中一家公司與另一個國家的領先公司合作，就會容易一些。

在重構中增加供應鏈韌性

界面新聞：過去幾年，疫情、地緣政治沖突和氣候危機等為世界帶來許多不確定性。如何看待俄烏沖突下，歐洲面臨的制造業壓力？

加里·格雷菲：在一些大型戰略產業方面，歐洲或已落后于北美和東亞，如半導體、互聯網產業，和人工智能等。俄烏沖突無疑讓歐洲在難民危機和能源封鎖等方面感受到了更多的負擔。

整體來看，歐洲正在通過歐盟委員會制定歐盟層面的戰略，以試圖在某些關鍵領域變得更有競爭力。

但歐洲仍然很不穩定，英國脫歐（Brexit）對英國和歐盟造成了傷害。歐盟面臨著內部分裂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難民、移民問題引起的。

不僅是俄烏沖突，敘利亞戰爭下阿富汗和敘利亞難民也在持續涌入歐洲國家，給歐洲部分地區的政治模式帶來了挑戰。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等北歐國家的福利國家模式，開始承受很大的壓力。

歐洲有眾多國家，均存在各自的國界和政府政策。這導致歐洲沒有單一的大市場，研發和項目投資分散在各個國家，比美國和中國等獨立國家更難發展整體經濟。歐洲無法像美國和中國一樣擁有像亞馬遜或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型互聯網公司。

不過，歐洲仍然有非常強大的公司和具有競爭力的領域，如汽車和航空等關鍵行業。盡管存在著協調方面的挑戰，歐洲必須努力從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角度來解決問題。

界面新聞：疫情等“黑天鵝”事件讓我們看到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如何提升價值鏈或供應鏈的韌性（resilience）？對中國企業有什么建議？

加里·格雷菲：一是在不同的行業中發展伙伴關系，這能夠保持技術聯系；二是制定有助于處理全球范圍內信息收集和交換的新法規。

實際上，歐洲擁有非常強大的有關數據隱私的法規。這挑戰了美國的大公司，比如Facebook和谷歌。這些公司從個人用戶側收集了大量信息，并將這些信息用于改進公司策略。明確私人和公開信息的新國際標準，將非常重要。

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挑戰之一也在互聯網領域。中國在電子商務方面有很多創新，但需要為進入更激烈的外部市場做好準備。所以韌性問題不僅在能源密集型產業，還需要針對信息密集型產業制定戰略。

再全球化、重構全球供應鏈，也能夠加強供應鏈韌性。選擇性回流是一方面，與合作伙伴建立多元化的聯系則可能超越地區，回到全球層次。

美國和日本或韓國并不相鄰，但它們也有很多技術上的合作。中國一直在追求多元化的國際戰略，“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開始利用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非洲、中亞，甚至歐洲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國供應鏈韌性的很大部分在于它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

界面新聞：關鍵礦物供應鏈中斷，將影響全球產業鏈，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礦產安全問題，您如何看待？

加里·格雷菲：關鍵礦物的重要性已經被提升了，這個領域正在發生變化。首先，人們對鋰、鈷和鉭等關鍵礦物質的關注度越高（編者注：鉭在軍工、醫療、工業方面是很重要的稀有金屬），越多的國家開始尋找這些資源儲備。澳大利亞是許多礦產的主要生產國，他們還在尋找更多。美國和加拿大也找到了一些。

但這存在兩個問題。首先，開采礦物只是第一步，加工它們一直是個大問題。即使是澳大利亞或美國等擁有礦藏的國家，也通常把它們送到亞洲等地進行加工，因為其中往往存在污染環境。為了閉合礦產供應鏈，發達國家需要提供清潔的加工技術，但目前這些技術非常昂貴。

我認為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在一些開采地直接進行礦產加工。現在礦產處理遇到的一個瓶頸是，采礦國家可以分散到世界各地，但處理國家少得多。

對于美國而言，如果礦產仍需要其他地方加工，那供應鏈始終存在依賴性或脆弱性。

更大的問題是，當獲得礦產存在限制時（如非洲存在沖突的礦產），有公司會開始嘗試技術創新，讓這些礦產不再被需要。例如，我研究了很久的智利，它多年以來都是銅主要供應國。銅的主要消費行業之一是銅傳輸線，但后來人們發展了玻璃纖維工業，取代了銅來傳輸信息。由于這項技術創新，30%-40%的銅需求在一夜之間消失了。

在半導體領域，硅一直是重要的原材料。但因為硅已經達到了加熱以及芯片之間連接尺寸的極限，有機構和公司已經在開發完全不使用硅的更小更快的半導體技術。

所以短期看，任何開發出清潔處理技術的國家或者公司，會擁有一定優勢。最終，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場技術競賽，導致稀土元素或一些礦物在未來變得不那么必要。

區域價值鏈與過去的全球價值鏈同等重要

界面新聞：您如何看待美國《通貨膨脹削減法案》這類具有一定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對中國有何影響？

加里·格雷菲：這是個好問題，它會伴隨我們一段時間。

實際上，在拜登政府之前，從特朗普甚至奧巴馬政府開始，由于中國對頂尖技術進行了布局，美國就認為需要與中國展開戰略性競爭。

當拜登政府發布關于四個行業的《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時，基本上是在表示，供應鏈是國家安全問題，而不僅僅關系到經濟的繁榮。

過去特朗普政府發布進口管制、與中國有貿易摩擦，主要針對的是消費品，而不是高科技產品。目前，我認為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部分行業，中國和美國都不太希望合作或達成協議，因為這些行業與國家安全問題息息相關。

回到我之前的觀點，單個國家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困難，在所有領先的行業，仍需要技術合作伙伴。美國正在努力在這些關鍵行業中尋找可能的合作伙伴，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兩三年。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貿易和技術委員會，來試著確定合作伙伴。

我認為美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陷入去全球化的陷阱。有人覺得，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聯系過分廣泛，已經損害了本土的制造業，應當將產業遷移回美國。

這是一種反全球化運動。但將大型、復雜的產業，或像運動鞋或自行車這樣的傳統產業，都從全球搬回美國，是不現實的。美國必須非常謹慎地決定將哪些產品的生產搬回美國。

在半導體行業，美國頒布了價值500億美元的芯片法案，同時也會在制藥行業看到美國的回遷現象。但在大多數其他行業，我認為合作關系將持續。

美國和中國之間仍有一些重要的合作領域，例如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等這些更大的議題。兩者可以做的是找到能符合各自利益的領域，健康和循環經濟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界面新聞：您如何看待關于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爭論?

加里·格雷菲：我們所處的時代，區域聯盟和區域價值鏈變得更加重要，甚至與過去的全球價值鏈一樣重要。與其把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爭論看作是對國家經濟的回歸，不如把它視作區域經濟、區域體系和區域價值鏈的增長。

東亞的電子產品擁有非常強大的區域價值鏈；歐洲在飛機工業方面存在非常重要的區域價值鏈；美國在汽車工業等產業，與墨西哥、加拿大等國聯系非常緊密。

我們即將看到，不同類型的區域伙伴關系、貿易和投資，其中每個大國都將尋找他們覺得更舒服的、不涉及戰略問題的鄰國進行合作。

界面新聞：您能否用幾個關鍵詞來總結您對未來全球化趨勢的預測？

加里·格雷菲：對我而言，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區域供應鏈或區域生態系統將是其中的一部分；戰略國際伙伴關系是其中的另一部分。

與去全球化相比，我認為再全球化才是真正的思考方式，即如何以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供應鏈，而不是舍棄它們。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新加坡官員說的“全球化黃金時代已經結束”的這個觀點。在很多領域，比如氣候和移民問題，國家之間的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我無法想象退回到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可運行的世界。

此外，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優勢之一是它有很多大學。如果美國對國家安全的擔憂，阻礙了人員和思想的流動，那它將是失敗的。

這可能是全球化仍然重要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人口和思想的流動以及跨文化的豐富，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富有。我不希望經濟、軍事或技術上的戰爭，削弱世界各地人民相互聯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