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鼠鼠我啊，月薪三千。”不少以“鼠鼠我啊”開頭的帖子，正流傳于社交網絡。從中我們可以讀到類似這樣的故事：“鼠鼠想改變，想要一個自己的家，鼠鼠也不想回到六十平米擠了三代人的出租屋，鼠鼠的父母也分開啦，沒有房子，沒有家庭，鼠鼠就像是沒有根的浮萍。”

“鼠鼠我啊”首先出現在孫笑川貼吧，發言者以男性居多，以略帶調侃的語氣自我貶低、自我嘲諷。接著，鼠鼠梗在百度各個貼吧流行開來，連所謂“精英”出沒的“985吧”都屢現鼠鼠發言，偶爾將自己就讀的著名學府比喻成“帶專”，哀嘆“脫不掉孔乙己的長袍”。

目前看來，“鼠鼠我啊”已出現在各個社交網絡平臺，發言者不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僅有打工鼠鼠也有精英鼠鼠。鼠鼠形象從較為底層的男性演變得更加多元，“鼠鼠我啊”這句開場白也發展出了比原始帖子更豐富的內涵。 

將自己比喻成老鼠，態度顯得過于隨和甚至自貶，意為我這樣的像老鼠一樣生存的人，本來就沒有什么前途，所以說這樣的話也不奇怪。我們對自貶文學并不陌生，杜甫在詩中還將自己比喻成喪家狗——“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可問題在于，人們為什么會對自我貶抑為老鼠生出某種體認，甚至自我代入和模仿這種視角講述經歷？我們或許可以從“鼠鼠我啊”的底層視角談起。

蝸居在陰暗面的恥感

“我是個老鼠，猥瑣地活著，在這個紙醉迷金的世界，他們來到我的身旁，不感到絕望或者一絲慌張，也不知道自己過來什么地方。他們赤裸地來到我的身旁，沒有一絲羞愧或者苦惱。”

在白皮書樂隊的《老鼠》里，打工送外賣的我被比喻成一只在城市里奔波的老鼠，在現實與他人的交錯中感到憤怒，漸漸迷茫，隨波逐流。老鼠是自我形象的比擬，也是對他人的激烈回應——正是在他人的眼中，我變成了一只老鼠，在他人的嫌棄目光中，我真正地完成了變形。

將自己比喻成老鼠，不僅與真實處境相關，比如在大城市中打工生活漂泊無根，更與自我認知、羞恥的感覺深度相關。許多鼠鼠將自己形容為地下室與下水管居民，事實上，藏匿與蝸居也最能剖開這種恥感。比如童偉格的小說《我》，描繪的就是在臺北做建筑工人的外來青年的生活。與其說要扎根城市出人頭地，不如說他們想要暫時隱匿。兩位青年住在水泥隔成的一間宿舍的上下鋪里，高個兒的要屈起身體，青年喜歡在房間里用偷牽的電視線看電視，也很好奇租借圖書館的藏書不還會怎么樣——對于界限的試探也展現了邊緣者的好奇。平常沒事的時候，他們就在平臺上抽煙，看看旁邊高架橋上的車流。 

日本作家北杜夫的一篇名為《為助叔叔》的小說也描述了類似的蝸居生活。事實上，“鼠鼠我啊”本來就源于“叔叔我啊”的諧音，這不禁引人遐想，叔叔難道都是不成器的人？小說中這位將自我不斷壓縮的尷尬叔叔，是家族里最小的兒子，也是兄弟中最具有奇思妙想、不務正業的一位。孩子們叫他叔叔，大人也跟著如此稱呼，調侃中略帶輕蔑。叔叔的特點就是栽培和養殖奇怪的東西，例如在廣口瓶里培養蘑菇啦，養出冬天也會飛舞的蝴蝶啦，或是養殖袋鼠占領澳洲。在這些創意想法一一破產之后，叔叔在家里的地位也變得尷尬，他的行為日漸謹小慎微，跟家里的嫂嫂們說話都用近乎卑微的措辭，然而屬于成功者的頑固自尊仍然統治著他的靈魂，只不過被鎮壓得縮小成了一團。為助叔叔自己都不知如何處置這樣經歷過膨脹又遭遇急遽萎縮的靈魂，最終成為了家族這部井然有序的大機器里的“怪異同居者”。懷有強烈的羞恥感，叔叔遠離了家人，“蝸居在人生背陰的角落”，他的亮相沒有人關心，也不會比收破爛的老頭更惹人注意。

蝸居在人生背陰的角落，這不正是許多鼠鼠的目標嗎？鼠鼠身處下水道，偶爾想要看看天，但總體上清楚自己沒本事，因此還是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了。

并不是所有處于蝸居狀態的都屬于鼠鼠一族。最近出版的作家徐坤的長篇小說《神圣婚姻》講的同樣是外地人在大城市（北京）扎根的生活，但其中人們的種種盤算，包括通過玩弄婚姻制度“鉆限購”的空子——主角之一、一位來自鐵嶺的中年女性已經到了拆散家庭，和一位專門辦理假結婚的本地陌生人領證假結婚的地步——并沒有讓人“自我變異”，以至于“神圣婚姻”這個標題看起來有些自我諷刺的意思。主角的自我認知仍然是條達通暢的，也沒有顯得羞愧的地方。雖然小說構建了足夠使她感到尷尬的情形：鄰居被他家爐子燒的黑煙熏夠嗆，懷疑房主是外地來的，因為北京市早就煤改氣了，只有外地人才不知道北京的規定，進而質疑男房主與她的關系。但即便惹出了如此事端，她也表現得非常適應，并不害怕袒露自己的真實情況，仿佛因為燒煤被針對為“外地人”并不尷尬，北京與鐵嶺的區別也并不要緊似的。與深諳世情的主角不同，鼠鼠一族對于曝光自己的真實狀況恥感十足。

歲月流逝等于包漿

鼠鼠文學中彌漫著一種過來人語調，一個常見模式是今昔對比，經歷了勵志成功、努力掙扎、遭遇挫敗的鼠鼠，以過來人的角度講述成功之不易，更多的人還是失散了，走失在人海茫茫中。歲月流逝也是令鼠鼠感到敏感或苦澀的東西，過去年少輕狂，而今認清真相，事到如今，別無他法。

對于這種深深的無奈，鼠鼠文學也做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回應。在B站視頻《獻給那些努力自律一生卻不快樂的鼠鼠文學》里，up主向觀眾強調，努力——成功——幸福三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各自獨立；如果將這個模型簡化為努力——幸福，就會讓無數的鼠鼠越努力越不幸福。這類觀點令人豁然開朗，畢竟前提肯定著鼠鼠的努力上進。 

努力卻不那么成功，是許多鼠鼠的心頭遺憾。毛不易的歌曲《像我這樣的人》如同對“鼠鼠文學”的注解，鼠鼠對應著人群里形形色色的人，“像我這樣的人”也有許多種，優秀的、聰明的、迷茫的、尋找的，都是我，這既是對自己的動情慨嘆，又有幾分對世界的感傷——像我這樣的人還有許多，所以無論怎么樣都沒有關系。就像網絡上廣為流傳的那句鼠鼠名言，“鼠鼠我呀即使是獨一無二的，但還是茫茫人海中最卑微的存在捏。”這樣的自我認知因為契合了許多人的經歷和感受，從而給人帶來某種撫慰感。

比起《像我這樣的人》，《少年》顯得更為自戀，文本的自我矛盾也更加顯著。歌詞一方面贊美著真我不容易被外部環境改變，還是充滿生命力與活力（“我還是從前那個少年，沒有一絲絲改變，時間只不過是考驗，種在心中信念絲毫未減”），另一方面卻講究通達瀟灑、隨遇而安，沒有什么值得真正執著（“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路在腳下，其實并不復雜，只要記得你是你呀”）。 

執著真我與隨遇而安在此奇妙地統一了，我是不會改變的，即使改變也是為了更加舒心快樂，外部環境無論怎么變遷都不會讓我變得復雜、丑陋或者衰老，歲月只如同包漿。與杜甫的“自覺成老丑”相比，這相當地撫慰人心。S.H.E的《你曾是少年》還提醒人們，“習慣說謊就是變成熟了嗎？……再過幾年，你也有張虛偽的臉，”一如鄭智化的《水手》對進入城市青年的勸誡，“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戲，說著言不由衷的話，戴著偽善的面具。總是拿著微不足道的成就來騙自己，總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陣空虛。”這些提醒和勸解基本化為了一種心理按摩，既然外部怎么都無法撼動真我，那么何必區分真假，虛偽與謊言不也一樣可以被寬恕嗎？墮落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真我是如此清晰。用毛不易《消愁》的歌詞來說，就是“寬恕我的平凡，驅散了迷惘”。 

可是，寬恕平凡、驅散迷惘真的有這么簡單嗎？20世紀美國著名批評家特里林在《誠與真》里批評了“文化庸人”的形象，這種人格的整個存在都是在捕捉社會輿論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力量發出的信號，總在力求步調一致，以至于根本不是一個自我，而像一只學舌鸚鵡。特里林提示道，這類人如果能借由藝術領略文化的能量，發現并堅信個人的意義，卻全然不是因為自主，而是因為來自他人的規則和意見，而結果就是將熱情用于扮演想象中的自我，從一個陳詞濫調的地獄走進另一個陳詞濫調的地獄，這與多愁善感的自我歌頌相通。

鼠鼠文學有時看起來略帶傷感，也是因為它不完全是自我貶抑，還有自尊自戀與自我膨脹的部分。或者說，“寬恕我的平凡”和“以歲月包漿”的想法，或多或少有一些安慰作用，對抗著年紀增長希望渺茫的殘酷現實。鼠鼠回顧小時候得過的榮耀、擅長的事，想象著在那個未曾失落的世界、未曾遠離的故鄉，當年的我向往著初戀的白月光，相信著努力就能出人頭地的夢想，對比成長后發現的事實，再輕輕調侃道，“別看鼠鼠我呀現在這樣，鼠鼠也想過出人頭地撿回兒時的榮耀。”而此時的解決方法，就像新褲子在《生活因你而火熱》中所唱的，經歷了瘋狂、難過、刻骨銘心的傷害后的“我”，不得不去大樓的角落上班，發現格子間的女孩時間久了也很美，平淡如水的生活也可以沸騰火熱。只不過，那個格子間的女孩想的可能是——再借用一句歌詞，來自小繆《血汗寫字樓》——“現在的我目標就是準點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