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期主持人 | 潘文捷

1999年出生的女孩鄭靈華去世了，她更廣為人知的一個稱呼是“粉發女孩”。就在2022年7月，鄭靈華保研到了華東師范大學，她拿著錄取通知書到醫院，和病床上的爺爺分享這件喜事，并且拍攝了照片與視頻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留念。萬萬沒想到，僅僅因為她染了粉色頭發，這條動態一下子“火爆”起來，一時間，“陪酒女”、“夜店舞女”、“紅毛怪”等臟水不由分說地潑向了她；有人說“染發的都不是好人”，有人罵“你那頭發簡直丟華東師大的臉”，甚至有人指責她不該拿爺爺炒作，“老爺子走慢了”……許多網絡賬號盜取了這張照片，肆意歪曲事實，有人造謠說這是“老人帶病考取研究生，還娶了一個小女生”。事發后，鄭靈華試圖卸載這些社交平臺，把頭發染黑，她沒有放棄取證，決意進行反擊。但是謠言和譏諷帶來的傷害使她患上抑郁癥，并在今年因抑郁而自殺離世。

近年來，網絡暴力導致自殺的事件屢屢發生。根據聯合國《網絡欺凌及其對人權的影響》一文，“網絡欺凌”概念經常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現象，但實際上它是欺凌這一舊問題的延伸，“欺凌來自社會中潛在的偏見和歧視，對那些具有種族、宗教、性、性別認同和殘疾等受保護特性的人影響最大。”

但在某些情況下，一些人稱自己被“網暴”卻難以獲得輿論同情。例如，在江歌母親江秋蓮訴劉鑫生命權糾紛案中，劉鑫說過去五年持續的網絡暴力讓她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沒有辦法出去工作，希望網友幫忙募捐賠償款，而她的“網暴”遭遇并沒有獲得很多人的同情。去年，有網友稱中國量化投資協會理事長丁鵬在微信群發表駭人聽聞的言論，稱對兒子的期待是“不要求發財，只要求兒子多上幾個女人”。這一言論被散布后，丁鵬遭到不少批評，隨后他在微信群中稱：“都是一棒子女人受不了了，微博上網暴我。”（注：截圖顯示其原文中使用的就是“棒”字）表明自己成為了“網暴”的受害者。所以，關于“網暴”的經驗不被認同，或“網暴”被作為一種標簽使用時，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一概念？

敲完鍵盤就走人，只留下惡意飄蕩在當事人頭頂

尹清露：鄭靈華擁有一頭超級漂亮的粉色頭發，粉色既代表甜美和柔弱，也代表出格和叛逆；一方面是由男性施加的理想化樣貌，另一方面卻又被女孩拿來，挪用為發揮創造力的有效工具。《粉色：關于朋克、美麗和力量的歷史》的作者就認為，粉色一直是一種“過渡性”的復雜顏色，意義搖擺于尊貴和媚俗、溫順和越軌之間。而當本應該“乖乖待在它屬于的地方”的粉色（比如衣服，同時不能太暴露）出現在了頭發上，那個溫順的女孩形象竟然就擁有了令人不安的力量，甚至讓某些噴子擔憂“這還怎么為人師表”。

這也是大家稱鄭靈華去世的悲劇為“又一場獵巫運動”的原因，女性應該負責治愈和教育，女巫則通過烹飪毒藥顛覆了女性的基本職責，但為什么老師就一定要是循規蹈矩的樣子？進而言之，為什么老師就一定要按照框架去教那些“不會引起恐慌的東西”？從這次網暴事件開始，值得思考之處還有很多。 

在幾年前，我采訪了某位偶像的已經脫飯的粉絲，一些粉絲不認同那位受訪者的觀點，所以那篇文章慘遭圍攻，也有幾個人跑到微博上來罵我和受訪者。僅僅是這種程度就已經感到心有余悸，實在難以想象鄭靈華面對這樣的遭遇該有多痛苦。我當時的做法是“試圖表現得云淡風輕”，甚至給罵我的那條微博點了贊——好吧你說的都對，想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但我也深知這種方法在面對更洶涌的惡意時根本無力招架，網暴者敲完鍵盤就拍屁股走人了，只留下惡意飄蕩在當事人頭頂。為了保證身心健康，不被噴子摧毀，也許我們還是不要封閉自己從而走上恐懼的漩渦，多和親友聯絡，多從他們口中得知自己真實的樣子，應該會有所幫助。

葉青：我有限的（被）網暴經歷都來自王者榮耀這個游戲。是因為人在競技時戾氣會特別重嗎？我發現再小的事情都會引起某些隊友的不滿，因而對你進行辱罵，而且往往都發生在我選擇了女性英雄、被當成了女性玩家的時候。比較初階的就是說“女的就是菜”，更過分的會上升到人身攻擊，打出一些全是和諧符號***的字眼。在這種時候，我一般會選擇開麥和對方交流幾句，也很奇怪，對方在聽到我是一名成年男性，而不是他們想象中的小女孩時，又常常突然間開始走愛與和平路線，稱兄道弟，仿佛上一秒和我對線的網絡噴子不是他一樣。

潘文捷：在我看來，同樣是稱自己受到網暴，其中的差別是巨大的。比如說，丁鵬引發眾怒的言論和劉學州受到網暴的情況根本沒有可比性。

在《財經雜志-財經E法》的《少年劉學州之死：我們該如何制止網暴？》一文中，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王四新看到，對于劉學州來說，他“既有一個現實身份，也有一個網絡身份”，兩種身份在生活中密不可分，因此，網絡信息對他的現實生活構成直接影響，劉學州自述因在網上公開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圖、被“一些顛倒黑白的人說要求買房子”等經歷，而遭到網絡暴力，可見，對于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缺少親人關愛的他來說，網絡上的說法影響很大。

但是對丁鵬這樣的人來說，他除去中國量化投資協會理事長一職以外，還是CCTV特邀嘉賓、第一財經《解碼財商》資深解碼人、《財經》《財新》《中國金融報》等媒體的撰稿人，擔任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的講座教授。他在現實身份中的地位難以撼動，從泄露的群聊消息看，即使是在遭到批評之時，他的社交圈里還是不乏支持他觀點的男男女女。這也意味著，對于丁鵬這樣的特權人士來說，人們似乎只能在網絡上發起輿論攻擊“口誅筆伐”。

“炒作機器”、公共對話與具有迷惑性的正義感

林子人：網絡暴力毫無疑問是一種日益嚴峻的社會現象。在我看來，網暴的本質是一種由社會焦慮作祟引發的“越軌指控”。我們有理由相信，近兩三年經濟壓力增加放大了社會焦慮，讓人們對所有不符合主流價值觀判斷的他人都有了更強的抵觸和反對心理。我在評論“佛媛”、“病媛”事件時曾援引美國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在《偏見的本質》中的觀點：

“廣泛性的社會偏見與社會結構和文化格局息息相關。當社會的垂直流動性（每個社會成員被允諾潛在平等，被鼓勵通過努力和好運實現向上流動）給社會成員帶來激勵與恐慌，特別是在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加速崩壞的情況下，那些對個人境況不滿的人更容易對社會弱勢群體產生偏見。‘伴隨著對未來的不可預測性而來的焦慮感增加，使得人們傾向于將惡化的處境歸咎于替罪羊。’在社會失范時期，人群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被感知的競爭會被夸大，不滿之人由此產生敵對心態和攻擊沖動。奧爾波特認為，為了保持社會的核心穩固，大多數社會都會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鼓勵公開表達對特定‘女巫’群體的敵意，以此充當公眾發泄情緒的安全閥門。15世紀的歐洲社會和17世紀的馬薩諸塞州公開鼓勵人們獵巫即為先例。”

不少研究者認為，社交網絡是一臺“炒作機器”，有時會放大現實世界中原本只隱藏在隱秘角落的惡意。美國學者詹姆斯·道斯在《惡人》中提醒我們，注意身處群體之中對個人思考和道德判斷的負面影響。道斯認為，我們在群體中傾向于采取更極端的意見，對其他群體更容易產生競爭心理，更傾向于簡單的解決方法而非好的解決方法，更容易隨大流、聚焦在大多數人已經熟悉的信息，而不理會只有少數人提出的新信息。

更糟糕的是，我們會更注意陌生人的負面信息而非正面信息，對他者壞行為的反感強于對他們好行為的好感，更容易對他人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而且負面刻板印象的產生比正面刻板印象的產生所需的信息更少。

“在我們焦慮或缺乏安全感時，這種情況會變得更加嚴重。當我們處于這些情緒狀態中時，會更容易把別人刻板印象化，更容易表現出內群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認為內群體的成員比其他群體成員擁有更好的品質，更容易進行向下的社會比較（專找比我們差的人進行比較來安慰自己）。”

最極端的情況下，我們會專挑符合我們既有信念的信息，過濾掉那些對既有信念構成挑戰的信息，并且否認現實——這是為什么我們會發現許多網暴者在事后不僅拒絕道歉，而且幸災樂禍。

徐魯青：我沒有被網暴過，但我和身邊的人都有過一種感受，就是現在在網上發言需要特別小心，這種小心又不是邏輯嚴謹意義上的，更多時候是一種情緒、一種語氣。寫文章也是，做判斷的時候總要加很多副詞，可能、或許、似乎，這當然會更周全嚴密，但大多數時候反方觀點橫沖直撞，不怕舉報，被質疑就反扣道德帽子。

網暴很常用的話術是以陰謀論揣測發言者動機，批評《流浪地球》就是“別有用心”，寫環境問題就說“白左的走狗”。全嘻嘻的事也是網暴，揪著一個女性聲討她軟弱的地方。

這幾年很明顯能感到精彩的、觀點鮮明的評論性文章越來越少。我有段時間沉迷于早期的《鏘鏘三人行》，太好看了，不只是話題，還有話語場的氛圍，每個人都立場鮮明、論據充分。原來在舉報和網暴還沒有泛濫的時代，公共對話可以是這樣子的。

董子琪：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豆瓣小組評論區也變得不太友好，即使是探討學術問題的帖子，下面也能偏離主旨吵起來，好像本來要拉近人們關系、邀請人們分享生活的社交網絡，變成了彼此構陷的方便之所。但是，難道不能討論嗎？難道不能發言嗎？難道不能發帖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就我自己的體會而言，在想瀏覽大家對一張搖滾樂專輯的評價時，如果看到太多樂手品行的點評會覺得有點苦惱，苦惱的不是意見不好，而是噪聲如山呼海嘯。可是，噪聲不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多元化的象征嗎？噪聲中不也會誕生出美妙的樂章嗎？原來也會覺得更激烈的討論能彼此激發，經歷了許多噪音極大的討論，不由得對所謂的直抒胸臆保持警惕，很多發言看上去是非常正義的，只是這些正義的理由也相當地具有迷惑性，甚至能蒙騙了自己，我自己又何嘗沒有被自己的正義感蒙蔽過呢？聲張正義與宣泄不滿，要求平等與傾瀉嫉妒之間的種種界限，是不是模糊的、難以察覺的呢？或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當代社會人們追求的是平等激情而非優越激情，正因為人們知道在網絡上人與人的聲音都是平等的，所以大家要爭先恐后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展現自己的智慧，可這難道不會將人們導向對自己聲音以及力量的迷醉？

不要責備自己，惡言前請三思

潘文捷：烏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的書《羞辱的政治學》敦促我們思考：為什么宣稱追求尊嚴和尊重的人會持續地以羞辱他人為樂？她告訴讀者，羞辱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有一群共享同一道德規范的觀眾。一旦相應的道德規范遭到拒斥，羞辱的極端殘酷性也就不復存在了。可見，雖然“要求兒子多上幾個女人”的言論本來會羞辱女性，但如果當下的人們并不吃這一套，反而一致反對和聲討這種厭女言論，那么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就會感到被羞辱。如果在鄭靈華遭到網暴的時候，更多人并不認為染發有什么問題并為之發聲，也可以保護到被羞辱的當事人。

林子人：作為一個曾經遭遇過網暴的過來人，我最重要的經驗是“不要責備自己”，陷入“為什么被網暴的是我”的思維泥潭里。了解網暴的本質有助于我們在遭遇網暴的時候保持理智——你要知道，絕大多數網暴者實際上是缺乏理智的，他們甚至對你本人一無所知，他們對你的批評不對你的身份認同、個人價值構成任何有意義的評價。

能舉起法律武器與網暴者“正面剛”，當然值得鼓勵，這有助于凈化網絡風氣，但這樣做的確對被網暴者的心理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你覺得你無法承受這種心理壓力，也不要苛求自己，斷網一段時間，在線下生活的社會聯結中汲取力量與支持。網暴就像龍卷風，來得快去得也快，會沒事的！而對所有有基本的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來說，下一次因為某個原因想對網絡上的陌生人口出惡言之前請三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