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壹娛觀察 石若蕭

《狂飆》一路“狂飆”。

無論是網絡熱度、平臺收視率，還是各項口碑，《狂飆》毫無爭議地坐穩了開年第一“爆劇”寶座。

網端數據方面，《狂飆》早已打破愛奇藝熱度值最高紀錄，據云合數據顯示，其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已突破65%，創下云合數據單劇新高，而單日播放量已經突破3億大關，是第二名《三體》的十余倍。

目前，其豆瓣評分已經落在了9分大關，儼然邁進了現實主義國產劇第一梯隊。

事實上，《狂飆》并非孤立的產物。在“發揚現實主義題材”的感召下，自2017年《人民的名義》大火后，以反腐掃黑為主題的劇集就開始在熒幕上接連出現，頻次甚至可以用“密集”來形容。

在具體創作方面，這些劇集結合現實的同時，也在不斷融入各國犯罪類型劇的技法，不斷摸索，不斷迭代，不斷進步。

《狂飆》正是這一過程的產物，而這一過程不會停止。

以人物為本

《狂飆》的“大火”是張頌文燒起來的。

在《狂飆》火起來之后，許多網友將張頌文飾演的高啟強同《人民的名義》中許亞軍飾演的祁同偉相對比，短視頻平臺上出現了為數不少兩人同框的二創視頻。

單就反派人物的魅力，兩人的確足以一較高下。

但若是從劇集整體的角度來對比，同《狂飆》形式最為接近的卻并非《人民的名義》，而是2021年播出的《掃黑風暴》。兩者的共同點在于野心都極大，并非以案件偵破為主的犯罪懸疑劇，也不是重在描摹官場生態的官場劇，而是試圖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展示出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中國社會生態——此前的劇集要么聚焦于前者，忽略了官場生態，比如《破冰行動》《巡回檢查組》和一眾懸疑刑偵劇；要么主要聚焦后者，案件元素只是淺淺掠過，比如《人民的名義》。

《人民的名義》祁同偉（許亞軍 飾）

而無論口碑還是成熟度，《狂飆》都遠遠超過了《掃黑風暴》。

《掃黑風暴》借鑒了典型的美式懸疑劇技法，先從一場殺人案開始切入：一名上訪者攜帶舉報材料，試圖攔下中央督導組的車隊，卻被身后駛來的灑水車撞死并帶走埋尸。與此同時，這場謀殺背后的主使者卻仿佛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一般，正同受害者的女兒嬉笑玩樂。過程中選用的背景音樂《祝你平安》，給整件事都增添了幾分詭異感。

一場戲，就給劇集定下了基調：黑是黑，白是白，留給中間輾轉騰挪的空間便聊勝于無了。

也正是因為此緣故，整部劇最后搞得懸疑不夠，官場元素又淺嘗輒止，兩頭不沾，都沒講透，最終越到后面，該劇越被不少網友吐槽為“四不像”。

或許是吸取了這一教訓，《狂飆》沒有聚焦于案件，而是選擇了來回切換敘事時間的技法。

《狂飆》高啟強（張頌文 飾）

將重點放在人物的成長上——黑怎么成為黑，而白又是如何一天天蹉跎下去？

這樣的敘事技法，給黑白之間留出了足夠的灰度，也讓主角之外的一干配角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因學歷限制，多年求升遷而不得，最終誤入歧途的曹闖；比如沒有背景和后臺，多年隱忍的李響。

只不過，以人物為本的故事，大大增加了演員的表演難度。

拍攝時，導演還特意提醒演員“千萬不要照著韓國、美國的黑幫片給我演，一演就完了”。重點要讓觀眾相信這是自己身邊會發生的事，才會有共情。

早年導演們普遍有“向下兼容”的共識，即倘若要詮釋一個二十多歲的角色，只能找三十歲以上的演員來，因為后者的人生體悟足夠覆蓋前者，反之則不行，“奶油小生”在行業里幾乎是個貶義詞。以80年代大熱的電影《人生》為例，主角高加林剛畢業不久，只有二十四歲，而演員周里京在電影上映時已經整整三十歲了，面相青春不再，卻多了幾分滄桑。

可到了網劇時代，“向下兼容”的慣例被徹底打破。為保障收視率，平臺多愛啟用流量明星做主演，然而其閱歷和業務能力均不足以詮釋復雜角色，《掃黑風暴》中張藝興飾演的警察林浩就是明顯一例。

《狂飆》在演員陣容安排上的最大優點，就是完全拋棄了所有流量明星，并為男一男二號選擇了張譯和張頌文兩大戲骨來壓陣。張頌文演出了小人物步步做大的整個心路歷程，而張譯的表演也跨越了時間，既有年輕人幼稚的理想主義，又有中年人一夜白頭的滄桑，精湛演技下，國產劇常有的對正面人物刻畫單薄的缺點就被大大弱化了。

雖說整部劇以人物成長為主線，但結構設置上并未混亂，而是由嚴謹的三個單元組成，每個單元長度約十三集，各自圍繞一個核心事件展開，最終匯聚成一代人的命運。不少觀眾評價稱，一部《狂飆》，就像是美劇的三季連播。

不夸張地形容，在人物、故事和結構三個方面，《狂飆》都已經結合到了堪稱完美的程度，可以說達到了目前國產掃黑劇的一個小巔峰。

兩類劇的優點

中國刑偵警匪官場類現實主義題材劇集的興衰，有著極為明顯的時間分野。

90年代中后期，社會治安不佳，人心惶惶， 各電視臺播出了一系列由現實中單個突發案件改編而來的劇集。

比如《九一八大案紀實》《追捕二王》《西安大追捕》《濟南7.9大案偵破紀實》等。

這些劇集的共同點在于集數都不多，立意也普遍較淺，一方面為滿足觀眾的獵奇欲，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上的潛在犯罪者起到警示和震懾作用，但想再往上升華出什么立意來就難了。

同上述類型并行發展的是官場劇。

1996年《蒼天在上》開播后幾年，進入二十一世紀，相關題材熱潮涌現，2001 年有《大雪無痕》《紅色康乃馨》《忠誠》；2002 年有《黑洞》《當關》《省委書記》；2003 年有《絕對權力》《大江東去》《至高利益》；2004 年有《國家公訴》等，蓬勃發展，不亦樂乎。

這些劇集多數不來自現實案卷，而來自小說創作，陸天明、周梅森兩大官場小說作家貢獻了其中的半壁江山。

兩類劇集側重點各有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涇渭分明的：底層有底層簡單粗暴的犯罪邏輯，官場有更“高級”的一套犯罪邏輯。

雖然個別劇集，譬如《黑洞》中也出現了成體系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但劇中反派聶明宇身份貴為副市長之子，手下馬仔均穿黑西裝打領帶，戲劇性過強，離真正的社會底層犯罪生態刻畫依舊相去甚遠。

2004年，由于輿論擔憂影響社會團結，對青少年起到不良導向作用，該類劇集一度消失。直到2017年《人民的名義》取得空前成功，這一類型才終于重回舞臺。

警匪刑偵劇作為一個成熟類型，恢復速度最快。隨著《白夜追兇》《無證之罪》《沉默的真相》相繼大火，愛奇藝還順勢推出了“迷霧劇場”，將這一類型進行整合。雖說拍攝及敘事技法愈發精熟，但卻陷入了同質化的怪圈，無論創作者還是觀眾，都亟需新的突破。

帶有官場元素的劇集，其復興速度相對就沒那么快了。長達十三年的間隔，令許多老派創作者的技術都有些生疏。除了《人民的名義》這一擁有周梅森成熟原著托底的劇集外，其余作品大部分都沒有找到方向，還處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2018年《陽光下的法庭》、2020年《巡回檢查組》、2021年《掃黑風暴》以及2022年的《罰罪》和《對決》均難稱完美，各有各的缺陷所在。

直到《狂飆》出現，同時取了兩類劇集的優點，將它們完美融合到了一起。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狂飆》導演徐紀周直言，這兩年刑偵劇拍得挺多的，基本上都走懸疑路線，像《狂飆》跟民生貼這么緊的沒有。“我要是拍個奇案，拍個連環殺人，本質上還是獵奇。”

采訪中，徐紀周并未掩飾他的野心：“這部戲是想講中國20年社會變革，希望從人帶出來。警匪故事肯定是最極致、最好看的方式。確實是想描摹這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中國基層社會生態，老百姓環境的生態，包括權力生態。我希望京海能成為中國二三線城市的縮影，把中國20年里一些重大社會事件、社會變革，用警匪這樣一個最成熟的方式給講出來。”

未來何從

《狂飆》堵上了掃黑劇在技法上的幾乎所有漏洞，其成功自然令人驚喜。

可物極必反，大成若缺，走過一座小高峰后，觀眾也不免擔憂——未來，這種劇集還會再出現嗎？如果再出現，還可以在哪些地方進行創新？

縱觀全球，黑幫題材在電影和電視劇上體現出了兩種極端。

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更看重選題的時效性，伴隨著黑幫組織在全球各個主要大國的失勢，一直在衰落，2019年的《愛爾蘭人》幾乎成了最后的回光返照；可電視劇卻由于懷舊情緒的加持，一直在推陳出新。

在歐美各國，犯罪劇一直是熒幕上不可或缺的類型。從《大西洋帝國》《浴血黑幫》到《戈德曼家族》《黃石》《倫敦黑幫》《塔爾薩之王》等，雖然形式略有變化，但內核基本都大同小異。其中不少在彰顯拳頭和男性氣質的同時，還在服化道上猛下功夫，搞成了穿搭指南，令青少年產生了旺盛的模仿欲。

這一文化現象，背后土壤乃是國家機器無法有效制約組織犯罪。社會整體結構松散且缺乏集體概念，本質上是由社區、教會、家族、公司、工會、NGO等一個個相互博弈的組織咬合而成。而黑幫自然也是組織形式的一種，并且是在金錢、性和暴力等方面做得最為極致的一種。

正因此，歐美觀眾觀摩此類影視劇，除了窺視一種陌生的生活方式外，還暗藏了一點見不得光的“學做人”的心理動機，這是自70年代《教父》開始就逐漸養成的審美習慣。

如何在文化差異中令這一題材煥發出更大的生命力，更深入地反映上層社會的運行機理，并且引人深思，恐怕是接下來導演們面臨的主要課題所在。

而對于需要把主精品內容命脈的長視頻而言，從燒錢囤內容的軍備競賽到全行業都爭相“降本增效”，再加上用戶的內容審美趣味也在隨著內容品質的提升不斷水漲船高，“放棄單純迎合市場的內容、放棄沒有創新的內容、放棄懸浮的燒錢內容”這樣的理性放棄之下的內容產物，才能映照出長視頻的未來。

《狂飆》就是標桿性代表，而這一代表在未來十年里，必然只有被量化，長視頻才不會“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