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丨閆桂花

2022年，中國人口迎來了61年來的首次負增長，比普遍預計提早了近十年。中國的負增長是典型的生育主導型，即生育率過低無法抵消死亡人數。從2000年到2017年，中國每年的出生人口基本在1700多萬浮動；但從2017年之后，每年出生人口就逐漸跌破了1000萬。中國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已降至1.3，遠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也低于很多歐美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水平。

人口學者通常都將生育率下降歸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對此，主流的解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等經濟學家在1960年代提出的“質量數量權衡”（quality-quantity trade-off）理論，即家庭的生育選擇會權衡成本和收益。該理論認為，當一國越來越富有，教育投資的回報越來越高，一個家庭理性的反應就是少生、多投資，尤其是增加教育投資。而當女性工作機會增加，她們的時間機會成本也會增加，養育孩子的成本因減少了工作時間，實際上也會變高，少育甚至不育就成了更理性的選擇。

長期以來，該理論在現實中得到普遍驗證。世界范圍內，窮國生育率相對富裕國家更高；同樣的情形也適用于一國范圍內，比如在中國，農村的父母們更傾向于選擇生育更多數量的孩子。

然而，就在中國出現人口劇烈轉型之際，在歐洲等部分發達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生育率現象：人均GDP越高，生育率越高；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高。這不僅僅是跨國別現象，在特定的一國內部也成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也顯示，大約從1990年開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的關系開始逆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女性，相比更低學歷的女性更愿意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