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為何2008奧運會入場順序如此不同？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是由入場順序引發的。而這樣一個小插曲為我們揭開的，只是中文打字機歷史的冰山一角。

1949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為了進一步彰顯奧運會的世界性理念，對參賽國的入場規則做出調整，規定主辦方有權按照主辦國語言的字母順序組織開幕式的入場式。直到1998年漢城奧運會，入場式才首次采用非西方的字母順序。而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能說會道的外國電視解說員在解說入場式時突然被打亂了陣腳。

首先，他們了解到中文中是沒有字母的；其次，他們沒能解釋清楚為什么在希臘入場后，緊隨其后的第二個國家代表團是幾內亞。由于入場國家代表團的順序看上去過于“隨機”，一些西方觀眾甚至訴諸于陰謀論，認為美國廣播公司（NBC）篡改了奧運會開幕式。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入場式當然不是隨機的，它是奧運史上第一次不按照任何字母順序組織國家代表團入場順序的奧運會，依照的是漢字的二層排序系統。

在第一層排序中，按照筆畫數給漢字排序，幾內亞的第一個字“幾”只有二畫，因此排在土耳其前面（“土”有三畫）。由于很多漢字筆畫數是相同的，要進一步決定順序的話需要第二層級排序：所有漢字由點、橫、豎、撇、捺、挑、折、鉤八個筆畫構成，這八個筆畫從1到8編號。土耳其的“土”是由“橫/豎/橫”（筆畫順序記為2-3-2）構成的；而也門的“也”是由“下折/豎/上折”（筆畫順序記為7-3-7）構成的。2-3-2排在7-3-7之前，因此土耳其先于也門入場。

即便是對于作為漢字使用者的我們來說，這可能也是一套略顯陌生的漢字排序方法，用拼音字母排序似乎更符合我們的直覺。然而，按照筆畫數給漢字排序歷史悠久，拼音系統則遲至1950年代才出現。當時，中國大陸開發和推廣了一套借用拉丁字母的音標系統，自此以后，“漢語拼音”就作為一種平行文本技術輔助中文書寫。

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指出，在中文進入“字母時代”之前，“中文沒有字母，因此難以用打字機打出來”的狀況曾給中文書寫者帶來巨大的焦慮，這是一段長達150年的“中文信息危機不斷出現”的歷史。

在《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一書中，墨磊寧從北京奧運會的這段小小插曲出發，講述了關于中文打字機的這段歷史。它其實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文明如何存續的大討論中的一個重要卻被忽視的注腳，它事關一個關鍵問題，即中文是否能與大寫的現代性相容？

中文打字是不可能的？

如今我們對打字機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雷明頓打字機塑造的。雷明頓打字機公司成立于1816年，其前身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武器制造商，內戰結束后雷明頓調整了市場方向，于1873年推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肖爾斯和格利登打字機（Sholes and Glidden Type-Writer）。這是一種單切換鍵盤打字機，鍵盤上的每一個按鍵都對應著一個打字桿，其上的字母有小寫形式和大寫形式兩種，打字者通過切換鍵實現大小寫轉換。

隨著雷明頓打字機一步步搶占全球市場，其他的打字機機型節節敗退。墨磊寧指出，“早期多元的打字機技術生態正在逐步收縮，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被各種單切換鍵盤設計占據的一元技術語言生態……新一批發明家在構思外語機型時，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單切換鍵盤機作為其機械學起點。”

打字技術想象力坍縮的后果在于，人們在思考打字機的形式時形成了按鍵對應字母、所見即所得的思維定式。雷明頓打字機所謂的“全語種”，指的是可以和英文打字機兼容的字母文字和表音文字。更具挑戰性的是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復雜之處更多在于其書寫方向（從右向左），阿拉伯文中還有連筆的問題。

中文是“全語種”中的例外，因為中文根本沒有字母，異質性過強。同時，打字機的形制已被認為不可撼動，打字機研發者和制造商于是傾向于認為，中文打字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想法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譜系中早有端倪。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認為，中文書寫的本質“從一開始就是對科學發展的一大阻礙”，中文的語法結構培育出了某些排斥現代思想的習慣和傾向，用中文思考和交流的人將因此受限，難以登上大寫的歷史（progressive History）的舞臺。19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對中文持嚴厲批判態度，它們認為那些缺少名詞變格、動詞變形以及最重要的字母文字等屬性的語言是“發育遲緩”的。

“中文打字機”甚至成為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個梗，用以描述難以實現的荒謬狂想。1900年1月，《舊金山觀察家報》刊登的一篇文章稱，舊金山唐人街附近的杜邦街上，一家報社的庫房里存放著一臺中文打字機，它配有一個長達12英尺（約3.66米）的鍵盤，上面有5000個按鍵。文章旁邊的一幅漫畫中，四個并排坐的、拖著豬尾辮的中國人一齊操作這臺機器。次年，《圣路易斯環球民主報》也刊登了一張中文打字機的漫畫。它看上去和雷明頓打字機差不多，但尺寸大很多，“打字員”需要借助臺階爬上爬下苦苦尋找字符。1903年，攝影師兼專欄作家路易斯·斯特爾曼為這一從未在現實中存在過的打字機取名為“嗒記”（Tap-Key）。這是一個巧妙的雙關，聽上去既像粵語，也像敲打鍵盤的聲音。墨磊寧寫道：

“自1900年首次出現以來，這種巨大的中文打字機很快就頻繁出現在各種流行文化作品中，比如書刊、音樂、電影和電視節目，而且每次都是為了體現以漢字為基礎的中文書寫在技術上的荒謬感。針對中文和中國人的這種充滿挫敗感的幻想和描述，并不僅僅是過去那段苦澀歷史的殘跡，它還一直延續到如今。”

中文打字機是如何發明進步的？

從19世紀開始，西方人試圖解析“謎一樣的中文”，找到中文書寫的規律，讓海量的漢字不再成為學習和信息交流的障礙。三種中文解謎的方式出現了，分別為常用字、拼合字和代碼。

1880年代，歷史上的第一臺中文打字機由美國傳教士謝衛樓發明。1899年3月6日，《科學美國人》刊登了一幅謝衛樓發明的中文打字機圖片，它看上去與雷明頓打字機截然不同。這臺打字機由一個大圓盤構成，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了30圈漢字（總計4662個），這些漢字按照使用頻率進一步分入四個分區。所謂“打字”，實際上是打字員用手操作選字桿，擇取所需的漢字。這一發明雖然令謝衛樓倍感自豪，但它一直停留在原型機的階段。

第一臺接近商業化生產的中文打字機由旅居美國的工程學專業中國學生發明。1914年5月，周厚坤發明了一臺滾筒長16-18英寸（約40.6-45.7厘米），直徑約6英寸（約15.2厘米）的中文打字機。滾筒上近3000個漢字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筆畫系統排布，打字機上方有一個網格化的矩形平板，所有漢字被印在上面幫助檢字，操作者使用一根金屬檢字桿查找所需漢字。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中國留學生祁暄發明了另外一臺中文打字機，滾筒上除了4200個常用漢字外，還包括一套包含1327個漢字部件的鉛字，打字員可以用這些部件拼合組裝出一些不常用的漢字。但其低效的打字速度更加深了美國人對中文打字機不可行的刻板印象，《紐約時報》的報道標題是這樣的——《新型打字機上的4200個字符；中文打字機只有三個按鍵，但有50000種漢字組合。2個小時100個字。紐約大學學生祁暄的發明專利堪稱同類產品中的首創》。

后來，工程師舒震東拋棄了漢字滾筒，改用長方形平面字盤，字符可以自由移動和替換。舒氏打字機實際上是一種活字打字機，中國第一部動畫片《舒震東華文打字機》就是它的廣告片。它最快每小時可以打2000多字，比手寫速度快三倍。因為幾乎沒有按鍵，許多人還是認為這不算是“真正”的打字機。

歷史上最廣為人知的中文打字機“明快”中文打字機，實際上是由林語堂在1940年代發明的。它有72個按鍵，看上去很像一臺“真正的打字機”。墨磊寧認為，“明快”打字機在中文打字的技術發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它開創了“輸入”的人機交互方法，即放棄“按下按鍵-漢字直出”的設計思路，而是通過三次按鍵縮小檢索范圍，直至選中所需漢字，把打字過程轉化為搜索過程，與如今我們使用的拼音打字法思路頗為接近。

墨磊寧最有趣的研究發現是指出了毛時代對當今所謂“預測文本”（predictive text）信息技術的實驗和運用，這種技術形式如今已成為中文搜索和輸入法的普遍特征。為了提高打字速度，當時的打字員會試著改變字盤中漢字的編排方式，不再完全遵循部首-筆畫編排法，而是將常用詞匯組合中的漢字編排在一起（例如“革命”“社會主義”“政治”等）。這種編排方式能讓打字員每分鐘最高打70個字，至少比民國時期快三倍以上。此類創新實踐終于奠定了中文打字的底層邏輯，“中文輸入是一種檢索-組合過程，而非打字的打字-組合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