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人口學會主辦的“人口負增長及其應對策略”研討會專家發言內容及《老有所養：資產年金化實現終生可持續收入》一書，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1月出版。
今天上午，國家統計局在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一項重磅數據：
2022年，全國人口約達14.1億人（不含港澳臺）。其中，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這一數據也就意味著，我國自1962年以來（即近61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重大歷史拐點！
此前早已有不少專家就曾預測，2022年或將出現人口拐點。
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教授、《老有所養》一書特邀推薦人原新認為，全國人口負增長表明我國人口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會為經濟社會系統帶來新挑戰，但也會提供相應的新人口機會。
這種新人口形勢會對國家發展帶來經濟社會負擔持續加重、宏觀經濟潛在風險增加、城鄉協調發展難度提升、社會各類關系矛盾凸顯等新挑戰，也會帶來短期內勞動力供給充足、低齡老人社會參與增加、教育發展格局拓寬升級、家庭政策助力生育率提升等機遇。
我國出生人口為什么持續下降和低迷？未來30年將有哪些新的人口機遇？
一、我國出生人口為什么持續下降和低迷？
中國近年來的出生人數和生育率下降速度驚人。根據七普數據推算，2017年出生人數1800多萬，2010-2017年基本上在這一水平附近波動。但是短短幾年到2021年就降到1062萬，2022年跌破1000萬。中國的生育水平已入世界最低行列。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陳衛教授在中國人口學會主辦的“人口負增長及其應對策略”研討會上表示，導致中國出生人數持續下降和低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出生人口規模首先取決于育齡女性的規模。
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不斷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育齡女性規模不斷減少。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的育齡女性規模從2010年以來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從2010年的3.7億下降到2020年的3.2億和2022年的3.1億，“十四五”期間都將持續下降。2017-2020年，育齡女性人數年均減少567萬，其中對于出生人口貢獻最大的20-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減少540萬。
其次，女性結婚年齡推遲是另一個影響出生人數的重要原因。
近10年來，女性初婚年齡加速推遲。七普數據表明，中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0年的24歲上升到2020年的近28歲。女性婚姻大幅度推遲導致結婚女性明顯下降，進一步減少了出生人數。2010-2020年20-24歲女性已婚比例從32.5%下降到19.6%，25-29歲女性已婚比例從78.4%下降到66.8%。全國結婚登記人數連續8年下降，從2013年的1347萬對下降至2021年的764萬對，減少了43.3%。其中，初婚登記人數從2386萬人下降至1158萬人，減少了51.5%。
另外，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也是影響近年來出生人數的因素。
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現上升趨勢，但是2017年之后轉而下降，進一步壓低了出生人數。
導致近年來我國出生人數和生育率低迷和下降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社會發展因素，導致群眾生育意愿較低。
中國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世界最低的，不僅低于西方國家，也低于日韓等生育率極低的國家。盡管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生育意愿高于更替水平。而中國的生育意愿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同時，中國年輕人群的生育意愿進一步降低。2019年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顯示，“80后”和“90”后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分別為1.82個和1.66個。
生育意愿低迷，促使生育率下降，與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特別是1990年代末以來高等教育擴張帶來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關系。
七普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3.8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時上升14.21個百分點。流動人口出現驚人的大幅度增長，達到3.76億，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增長69.73%。如此巨大的流動人口增長和快速的城鎮化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顯著促進生育率和出生人數下降。中國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長更是推動生育率下降的重大力量。七普數據顯示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的8930人上升為15467人，中國是高等教育程度人口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自1990年代實行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使得在過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加了10倍，已經超過50%。育齡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大幅度上升，而且年輕人群的高等教育出現性別逆轉，因此即使各類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變，整體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數也會明顯下降。
中國快速的經濟社會變化，對影響生育決策的一系列因素產生很大沖擊，其中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為最關鍵的影響因素。
生育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和照料負擔是阻礙家庭再生育的最大因素。城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越來越高的養育費用、公共托幼服務的缺位和市場養育服務的高成本讓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會高度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對教育存在過度追求的現象，學區房、課外輔導等精養型的孩子養育方式使得孩子的養育成本非常高。另外，社會對女性存在“母職+公職”的雙重期待，而市場環境對女性不友好，對女性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就業、升職等歧視，一方面加劇工作-家庭沖突，另一方面也帶來就業和經濟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加。
最后，新冠疫情也對婚育行為產生一定影響，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出生人數。
在疫情沖擊下，很多人的就業、收入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健康狀況也受到影響，被迫延后或取消婚育計劃，甚至對懷孕的女性增加流產風險。
二、未來30年有哪些新人口機遇？
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教授、《老有所養》一書特邀推薦人原新在“人口負增長及其應對策略”研討會上表示，聚焦未來30年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周期，在人口負增長挑戰進一步加劇的形勢下，更應該充分認識人口機會、挖掘人口機會、珍視人口機會、開發人口機會。
第一，人口負增長早期階段的人口規模依然巨大。
基本事實：目前是人口零增長階段，人口規模已達峰值14.1?14.2億人。
2022年人口負增長起步，2035年總人口依然在14億人以上，2050年仍在13億人以上，人口規模巨大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時期的基本特征。
人口機會：本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中國依然是全球兩個十億級以上的人口大國之一，潛在市場規模巨大，伴隨經濟持續發展，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能力強勁，帶來現實的超大市場規模不可估量。人口規模巨大和國土空間巨大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了人口基礎和人口機會。
第二，人口老齡化加速的早期階段具有典型的低齡老齡化特征。
基本事實：人口老齡化是全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人都在其中。第一，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持續縮減，但勞動力資源總量供給依然豐盈。2020年為8.9億人，2035年8.2億人，2050年6.5億人，總量比屆時發達國家總和還多。第二，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和老齡化水平翻一番，2054年分別達到5.2億人和40%以上，但是，這個時期的低齡老齡化特征顯著，60-69歲低齡老年人口規模從1.5億人增至2050年2.1億人。
人口機會：第一，充分就業的人口機會扎實。雖然勞動力資源稀缺性增強，但勞動力供給豐盈的數量型人口機會猶存，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勞動生產率提升，經濟產出能力增強，勞動力數量需求弱化和質量需求強化同在。第二，低齡老齡化特征開啟了長壽機會窗口，為實施老年人經濟社會參與創造了機會，如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老年人靈活、彈性就業、終身學習等，同時也為家庭內部代際支持、志愿者、互助、社工等非正式參與提供了條件。第三，老齡社會創新老齡產業新經濟增長點，有利于構建文化、健康、宜居、服務、制造、金融等老齡產業新業態。
第三，日漸雄厚的人力資本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
基本事實：健康大幅改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8.2歲，60歲余壽為21年，嬰兒死亡率、新生兒死亡率、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等健康指標均低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教育突飛猛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7.8%，進入穩定的大學普及教育階段；成人文盲率大幅下降，僅為2.76%；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到9.9年；累計受過高等教育人口2.4億人，占總人口17%；高等教育年招生和年畢業規模均超過1000萬人。
人口機會：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人口質量替代人口數量是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通行做法。我國人力資源大國正向人力資本大國轉型，質量型人口機會厚積薄發，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更加強勁和更加持久的新動力源。
第四，活躍的人口遷移流動提升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
基本事實：人口遷移流動性持續增強，2021年流動人口規模為3.84億人，占總人口27.2%，即四分之一強的國人在流動遷徙且向城鎮、向東、向南等經濟發展高地集聚，城鎮化水平達到64.7%，促進鄉村中國向城鎮中國轉型，既提高了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也促進了人力資本的空間再布局。
人口機會：人口遷移流動活躍和城鎮化水平攀升盤活了配置型人口機會。量大、地廣、長期的人口遷移流動，既激活了人口國內大循環，促進了人口空間的優化布局，也提升了城鎮化水平，提高了勞動力自身的勞動參與率和勞動生產率，促進人口大國的空間騰挪優勢發揮。
總之，人口負增長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是硬幣的兩個面。
在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要創新促進潛在人口機會轉化為現實人口紅利的新機制和新路徑，續寫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