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了2022年年末全國人口基本情況。自1962年以來，全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出生率持續降低。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14.1億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在《人類之旅》（The Journey of Humanity）一書中，以色列裔經濟學家、美國布朗大學教授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從宏觀視角出發，分析了人口增長曲線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

他將19世紀人類社會的增長與繁榮歸因于：迅猛的技術革新賦予教育更高的價值，家庭為此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資源精力，而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再能夠像以前那樣生育太多孩子——對整個社會而言，下降的生育率保證了生產力提高的成果不會被過快消耗殆盡，反而帶來創新和進步。這一良性循環持續至今，且蓋勒在書中樂觀地認為，人口下降不僅能使得生活水平繼續提高，并且可以減少碳排放。

《人類之旅》以30種語言在全球發行，具有成為像《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簡史》等社科暢銷書的潛質。蓋勒在書中展現出了對人類未來無比樂觀的態度。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專訪時，這種樂觀精神也溢于言表，例如他反復表達了對用更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彌合地區之間在制度、文化、地理和多樣性方面的差異，并因此縮小經濟差距的信心，盡管他自己在《人類之旅》通過諸多例子說明了文化慣性之強大。

在充滿了動蕩和不確定性的當下，他啟示我們從一種長期主義的視角中汲取信心與力量。考慮到氣候變化正在迫近，蓋勒認為，生育率下降能夠減少人類物種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為技術創新爭取更多時間，以便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

01 移民帶來的好處要幾十年或幾代人之后才會顯現

界面文化：千百年來，生產力停滯和人口增長對人類社會的繁榮形成掣肘，使人類總是在一段時間的增長與繁榮后陷入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是什么讓人類歷史的變革之輪在19世紀以更快的速度運轉，將人類帶入后馬爾薩斯時代的呢？

奧戴德·蓋勒：當我們回顧人類存在的歷史，我們會發現99.9%的時間里，人類的生活水平在溫飽層面上下波動——人均收入幾乎沒有什么變化，預期壽命在30萬年的絕大多數時間里在25-40歲這一狹窄區間內波動。大約200年前，人類社會突然出現了一個劇烈變化，19世紀初以來，人類的生活水平迅猛提高，全球平均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

3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遠古人類具有一個強大的工具：大腦。與其他物種不同，人類的大腦讓人類具有學習和創新的能力。最初的創新非常原始，比如用一種石質工具取代另一種石質工具、發現和使用火，但慢慢地，人類開始掌握越來越多的資源，這些資源讓家庭能夠養育更多的后代，并帶來人口增長。在人類存在的整個歷程中，這一互動都意味著技術進步支持著人口增長，更多人口帶來更多潛在創新者，推動更大的技術進步。這就是我所說的變革之輪：人口結構、人口規模和技術進步的相輔相成。

在30萬年的時間里，我們從石器時代進入蒸汽時代（工業革命）。在1.2萬年前的農業革命前夕，地球人口總數約為250萬人；在工業革命前夕，這一數字達到10億，增長了400倍。停滯時代存在一對有趣的對立：技術進步會帶來人口增長，但人口增長會吞噬技術進步的成果。

然后，技術環境的變化速度不斷加快，起初人們對此沒有多少意識，但技術進步不知不覺地突破了一個關鍵的臨界點，要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新情況，人們必須在孩子的教育上加大投資。但經濟資源是有限的，加大教育投資后就不得不削減其他方面的消費——很多時候這些消費涉及溫飽問題。為此，人們必須減少生育子女的數量。

于是我們看到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增長速度減緩，讓技術進步可以作用于創造一個更繁榮的社會而非僅僅帶來更多人口，這個社會轉型最終將人類從停滯時代帶入增長時代。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到，理想的社會應該存在一個“甜蜜地帶”——在該國的人口多樣性達到某一水平時，就能既促進創新，又保持社會凝聚力。要如何在社會異質性和社會同質性之間取得平衡呢？

奧戴德·蓋勒：人類多樣性和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是個非常有趣的話題。人類多樣性會對經濟繁榮產生兩種彼此矛盾的影響：一方面，人類多樣性能促進創意交流和創新，但另一方面，人類多樣性也會削弱社會凝聚力——多元社會通常更缺乏社會信任、在公共利益問題面前有更多爭議（比如一些人想改善教育，一些人不想；一些人支持左翼思想，另一些人支持右翼思想），而這會帶來沖突，沖突會降低生產力。這告訴我們，我們需要達到某種中間狀態的多樣性，才能有助于實現繁榮。過度多元的社會飽受內部沖突之苦，但同質性過強的社會又無法從創新中充分獲益。

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發現中古時期人口多樣性的“甜蜜地帶”存在于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當時的創新速度不像今天這么快，由社會同質性帶來的社會凝聚力因此是一個比擁有更多潛在創新者更有力的因素。但隨著我們進入現代，技術進步的速度大大加快，多樣性促進創新的因素就更加重要了，更多元的社會也因此占了上風。

界面文化：那么移民政策呢？在全球化時代，移民政策或許就足夠預測一個國家的多樣性情況了。

奧戴德·蓋勒：移民的確也是一種了不起的創造多樣性的力量，但正如我們在目前的歐洲所看到的，移民在短期內會削弱社會凝聚力，它帶來的好處往往要幾十年或幾代人之后才會顯現。從這個方面來看，是否采取開放的移民政策取決于一個國家對未來預期的偏好。如果一個國家愿意為了長遠利益等待，移民政策當然會帶來很大的變化。但就像我剛才所說的，移民有短期的負面效應，它的長期正面效應往往是延遲的。

02 沒有一種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增長政策

界面文化：了解了這本書提出的種種促進增長的因素之后，我們應該如何改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呢？

奧戴德·蓋勒：《人類之旅》提出的最重要洞見是，沒有一種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增長政策，政策制定應該因地制宜，每一個國家都有獨一無二的發展軌跡，都需要調和其獨特的歷史遺產，在進行政策制定時我們需要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

舉例來說，我在書中提到的一種促進增長的文化因素是未雨綢繆的心態。未雨綢繆（或者說積極規劃未來的能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質，因為它會影響一個社會的教育決策、儲蓄決策和技術應用。這種能力在不同社會中參差不齊，與每個地區的地理環境直接相關。

假設你來自一個適宜種植小麥或水稻的地方，這里的農民需要努力播種，半年后收獲稻谷，并為來年的種植做準備，這一農業實踐告訴他們如何延遲滿足，規劃未來。這種心態會世代傳承，并讓整個社會習慣于未雨綢繆。而在一個漁民社會中，最有利可圖的職業是漁業。漁業無需長期規劃，我們今天捕魚今天吃，或者賣掉手中的魚獲，因此漁民社會不像其他社會那樣重視規劃長期未來。

比如說中國就是一個非常重視規劃未來的社會，但很多其他國家不是。我之前發表過一篇論文，指出全球范圍內的投資回報率差異與未雨綢繆心態差異密切相關，那些更容易進行谷物種植的地方，未雨綢繆的心態就更顯著。

那我們要怎么做呢？地理環境注定了一個社會會永遠囚于貧困、永遠短視嗎？當然不是這樣。我們可以運用有限的資源改善教育，培養孩子們為未來規劃的能力，比如說鼓勵孩子去學習樂器——樂器的特性在于需勤學苦練才能奏出有意義的聲音，到那時你會發現投入非常值得。

我要再強調一遍，歷史不是無法改寫的命運，了解歷史，我們就能更好地設計教育政策：如果一個社會不夠多元，我們就要教育人們對他人更加寬容，減少社會分歧；如果一個社會同質性過高，我們就要教育人們進行批判性思考，打破陳規；如果一個社會缺乏長期規劃的能力，我們就要培養這種能力。

界面文化：我相信歷史不是命中注定，但我有點懷疑教育能起到多大作用。我的意思是，文化惰性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我們很難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文化或傳統。

奧戴德·蓋勒：的確，文化非常頑固，但我們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抗它。想一想在美國的華人移民吧，兩三代之后，他們就會和當地人別無二致，所以某種文化融合是可能出現的。雖然文化惰性很強大，我們無法完全消除文化的初始條件，但我們可以努力調和，為此，我們需要首先理解造成發展滯后的根源是什么，然后采取行動。我們不能確保100%的成功，但我們在理解了過去的遺產是什么之后能夠向正確的方向努力。

界面文化：在我看來，《人類之旅》的整體基調非常技術決定論，技術進步被認為是長期社會繁榮的保證。你在書中很少談到資本主義（無論是它的正面還是負面），但當今許多其他思想家將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長久剝削以及全球環境惡化歸咎于資本主義無限擴張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機制），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國家內外財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罪魁禍首。你對此是怎么看的？

奧戴德·蓋勒：我們需要區分技術進步對國家繁榮的作用，和技術進步對個體間的經濟不平等的作用。我的觀點是，當我們進入一個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國家的繁榮程度也隨之提升，全球各地的貧困狀況都有所改善，但是技術進步也會加劇國家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不平等。這是因為，加速變化的技術環境對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認知能力的回報也有所提高，但鑒于個人獲得的教育機會和認知能力是不均等的，技術進步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

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是促進機會均等。如果一些年輕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接受教育——比如他們住在教育系統不完善的偏遠地區，或父母沒有足夠多的資源——并因此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處處碰壁，那么我們需要創造條件，讓每一個人能夠盡可能發展自己的全部潛力，我們至少應該保證技術進步的成果能夠讓全社會享受到。機會均等無法阻止不平等，不平等依然會出現，但它不會像之前那樣激烈。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需要更加慷慨，這其中既有道德的考量也有經濟效益的考量——如果技術進步要求人們提高教育水平和認知能力，那些未能獲得這些機會的人應該享有某種社會安全網，維持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所以這里有兩方面：機會均等創造社會公平，社會安全網提升社會凝聚力、防止社會動亂。

另外，我想請你問問自己，我們真的意識到人類社會取得了多大的進步嗎？250年前，1/4的新生兒會在滿周歲以前死亡，一半的孩子活不到生育年齡。如今，無論在中國還是非洲，新生兒死亡都是罕見的，也就是說醫療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全球各個社會的托底能力。還有貧困問題，中國在消除貧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球范圍來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都在減少。雖然一些人從技術進步中的獲益比其他人多得多，但整體而言我們依然取得了進步。

03 降低生育率能夠幫助我們避免環境災難

界面文化：在東亞地區，生育率下降是一個日益嚴峻的問題，但根據你的理論，生育率下降能夠減少人類物種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為技術創新爭取更多時間，以便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

從長遠來看這種觀點或許是對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要如何應對劇烈變化的人口結構對社會穩定性的沖擊呢？對許多其他國家而言，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正在出現倒轉，老齡人口越來越多，新生兒和青年人口越來越少，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情況。

奧戴德·蓋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首先，我們需要意識到人類目前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是氣候變化危機，也許十年之前普通人對此還沒有充分認識，但在今天這個問題已經非常顯而易見了。為此，任何能幫助我們抵御環境風險的措施都應該被我們優先考慮。從這個方面來看，降低生育率、降低地球上的人口數量能夠幫助我們避免一場巨大的災難，這場災難有可能讓地球不再宜居，甚至導致人類滅絕。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要如何應對劇烈變化的撫養比率（dependency ratio），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在遠東社會比如中國，撫養比率在提升，也就是相對于勞動年齡人口，老年人口正在增加。問題是，這必然是一件壞事嗎？生育率如果一直下降，甚至降到人口替代率以下，就必然是一場災難嗎？我認為未必如此。當我們比上一代人有更少的孩子，就意味著我們能在每一個孩子身上做更多教育投入。

當我們思考撫養比率的問題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只想著年輕人群體和老年人群體的數量差異，而是對比兩者的質量（教育水平和謀生能力）差異。想想你自己吧，和你的父母輩相比，你的生產力是不是更高了？你父母輩的生產力和再上一輩相比是不是也提高了？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思考，我認為生育率下降的嚴峻程度還不是很清楚。

是的，人們擔心數量的失衡，但數字本身不能說明全部。考慮到氣候變化正在迫近，我認為最終我們需要降低生育率，把人口降到更低水平。我們不必為生育率下降過于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