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趙孟 張倩楠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2022年，中國人口形勢發生轉折，出現自1962年以來（近61年來）正常發展狀態下的首次人口負增長。

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1月17日發布的最新數據，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為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口為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人口負增長是出生率水平低于死亡率導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在不考慮遷移流動的封閉情況下，總人口規模將由增加轉為減少，且持續而難以逆轉的人口發展過程。2021年全國人口增長48萬的數據公布后，人口學界就普遍預測中國可能在2022年或2023年出現人口負增長。

北京大學應對老齡化國家戰略研究中心教授陸杰華向界面新聞表示，雖然這一結果在預料之中，但“負增長”給社會帶來的觀念沖擊和全面影響將長期持續。對此，中國人口學會日前組織十多位學者，召開“人口負增長及其應對策略”研討會，學者們從人口負增長的內在邏輯、發展趨勢和影響，以及應對措施等多個維度，對中國人口發展的未來進行了解讀。

人口負增長的內在邏輯

中國近年來的出生人數和生育率持續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此前2010年-2017年基本上在這一水平附近波動。但是，2017年之后短短幾年出生人口就跌破1000萬。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生育水平已進入世界最低行列。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指出，近年來中國出生人數不斷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育齡女性規模不斷減少。“七普”數據顯示，我國的育齡女性規模已從2010年的3.7億下降到2020年的3.2億和2022年的3.1億，“十四五”期間都將持續下降。2017-2020年，育齡女性人數年均減少567萬，其中對于出生人口貢獻最大的20-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減少540萬。

育齡婦女不斷減少被認為是一孩政策的結果。20-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中有相當一部分為獨生子女，她們出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一孩政策實施的關鍵時期。

陳衛表示，女性結婚年齡推遲是另一個影響出生人數的重要原因。“七普”數據表明，中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0年的24歲上升到2020年的近28歲。女性婚齡大幅度推遲導致結婚女性明顯下降，進一步減少了出生人數。此外，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也是影響近年來出生人數的因素。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現上升趨勢，但是2017年之后轉而下降。

陳衛認為，導致近年來中國出生人數和生育率低迷和下降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社會發展因素導致群眾生育意愿較低。中國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世界最低的，不僅低于西方國家，也低于日韓等生育率極低的國家。

對于中國人口何時進入負增長，有關機構此前做過預測，但都晚于2022年。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2021年中國人口數據顯示，當年人口增加僅48萬。當時學界普遍認為，中國人口即將在2022年或2023年出現負增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宋健也表示，“由于生育率持續低迷，全國人口負增長到來的時間似乎比原先預計的要更早一些，人口總量達峰時間在逐年預測中不斷被提前，相應的人口峰值則不斷下調。”

但這并不是中國第一次出現人口負增長。宋健指出，歷史上中華民族遭遇過多次死亡主導型人口負增長，中國當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相較歷史上的死亡主導型負增長，人口形勢更為復雜，解決難度更大。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許穎認為，中國人口規模大，正負的慣性也大。1992年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內在增長已經由正轉負，人口變動主要是慣性增長推動的。

對于未來人口變動的趨勢，張許穎指出，依據“七普”數據，經過多情景模擬測算，預計“十四五”時期中國人口年均減少80萬，“十五五”期間人口年均減少230萬，2031-2040年均減少370萬，2041-2050年人口年均減少620萬。

“相對14億人口，2035年之前中國人口縮減規模較小，減少態勢平緩。”張許穎指出，但長期來看，人口負增長不斷提速，預計2050年之后，會出現年均減少1000萬的情況。

老齡化加劇與勞動力老化

張許穎介紹，據測算，2060年前中國人口負增長主要表現在少兒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持續縮減，老年人口規模持續攀升。

受60年代出生高峰期人口進入老年階段的影響，從2022年開始，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快速增長，2021至2030年期間年均增加1300萬以上，2025年達到3.21億，2032年將突破4億，2048年突破5億。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20年為18.6%，2023年時超過20%，2033年達到 30%，2050年將接近40%。

此次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也顯示，從年齡構成看，2022年60歲及以上人口28004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9.8%，較之2021年增加了1268萬，增長了0.9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一年時間總量增加922萬，增長了7個千分點。

陸杰華預計，伴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中國預計將于2035年前后也將從當下中度老齡化社會步入重度老齡化社會。

他特別提醒，隨著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與重度老齡化進程疊加的影響，一方面疾病擴張風險積聚、經濟生產活力弱化、公共財政收支失衡、養老福祉保障不足、社會不平等加劇已然是近期可預見的“灰犀牛”式風險；另一方面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諸如新冠疫情等“黑天鵝”事件也值得警惕。面對“灰犀牛”和“黑天鵝”風險并行的未來，中國社會有必要對老齡化演進過程中的重大風險加以識別，以形成清晰的認知和前瞻性的應對準備。

“過去關注老齡化，更多關注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少兒人口減少，但老齡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生命周期老化的過程。”陸杰華指出，這既是老年人口比例和規模的增長，同時還包括勞動力的老化，尤其是45-59歲，或者45-64歲人群的比例和規模在增長，這對社會經濟發展將是一個潛在重大挑戰。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童玉芬介紹，實際上，中國勞動力下降比人口負增長提前了10年。2012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達到了10.06億的峰值，隨后即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勞動力負增長，到2021年已經降至9.49億人，每年大約減少712.5萬人。

董玉芬指出，此前中國勞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十幾年前就開始的出生率和出生人數持續減少引起，隨著人口負增長趨勢出現和持續，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會繼續下降相當一個時間段，大概到本世紀中期甚至之后，同時勞動人口內部的年齡結構也會繼續老化，如果不考慮國際移民，相當時期內這一過程不可逆轉。

但董玉芬表示，今后中國勞動力是否會伴隨著人口負增長出現嚴重短缺和不足，主要取決于勞動力供需等對比，“我個人認為中國勞動力下降不大會出現勞動力的總量短缺，結構性短缺和素質短缺才是應該引起注意和改進的。”

首先勞動力雖然持續減少，但規模依然很龐大。據聯合國人口展望2022預測數據顯示，中國2022年勞動年齡人口為9.84億，世界排名第一，2035年、2050年、2077年分別為9.31億、7.59億、4.58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穩定在世界第二位，到2100年下降到2.82億，排名是世界第三。

此外，人口負增長時代，可以通過加快促進勞動參與率來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尤其是老齡人口中的低齡人口在今后一段時間還比較豐富，需要提高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利用率，例如通過延遲退休的實施和加強人力培訓，提高勞動參與率等等增加勞動力供給。

如何構建有效的生育支持體系？

三孩生育政策出臺后，中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勢必加速這一趨勢。

2022年8月，國家17個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從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各個方面，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為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提供有力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提出，“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界面新聞注意到，各地已陸續比照中央政策，制定本地的“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方案”，在住房、稅收、假期、就業等方面為生育家庭提供具體支持。對于備受關注的育兒補貼，目前全國已有10多個省份和地區出臺執行標準，漸成一項普惠政策，且補貼范圍正在擴大。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口發展研究中心教授茅倬彥強調，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形勢更為復雜，而中國生育支持政策還在起步階段，基礎較為薄弱。各地政策的實施力度、執行難度和落實難度各不相同，政策執行的銜接性以及內容設計的精細程度還有待加強。“過去抑制性生育政策形成的慣性思維在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民眾對當前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變化的認識還不夠統一，因而從抑制性生育政策轉為支持性生育政策的實施難度更大。”她說。

對于如何進行有效的政策設計，茅倬彥認為，關鍵是建立政府為主導的投入保障機制，真金白銀投入，健全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擔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段成榮注意到，通過對以往調查數據的分析，流動的育齡夫婦的生育意愿，相對城市本地戶籍人口來說是更高一些。他建議，讓流動人口能夠享受到同城市戶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務，通過構建流動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動女性育后的就業保障、以及嬰幼兒照料的政策機制，可以把這一部分沒有實現的生育意愿變成現實。

茅倬彥也注意到了一些新問題對生育行為的影響。近年來，中國人口形勢出現婚育年齡推遲、同居率上升、離婚率提高等新變化，帶來了新的生育問題。

她建議，未來一個時期，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還應該有步驟、分類別、精細化推進生育支持政策的不斷完善。可以考慮三大方面的發力，一是在經濟支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數量為依據的家庭個人所得稅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稅征收起點、降低稅率。二是在親職福利政策方面，明確獎勵生育假、陪產假以及育兒假納入生育津貼支付；根據女職工孩子數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擔機制，調動用人單位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積極性。三是在配套服務政策方面，將普惠性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疇；加大生育關懷力度，將生育相關醫療服務逐步納入基本醫療報銷范圍，探索輔助生殖技術服務商業健康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