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的專業學術期刊《社會學研究》發表一篇題為《供需與結構：中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構的邏輯》的論文指出，中國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面臨的諸多突出問題中，最為重要的是養老服務體系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包括供需結構、供給主體結構和政策體系結構失衡等。

“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從2010年-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與上個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別提高了2.51和2.72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明顯加快。另一方面，根據民政部資料顯示，2019年我國各類養老機構和設施數量達到20.4萬個。

該論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教授趙一紅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聶倩。論文數據來源于對南京、杭州、上海、哈爾濱、長春和昆明6個城市15家養老機構的實地調研和對162位老年人的面對面抽樣調查。

論文指出，近幾十年來，中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國家戰略不斷發展并逐步成形成，但從迄今為止出臺的各項養老服務相關政策以及基于這些政策建立的養老服務制度來看，目前的養老服務體系在頂層設計、整體部署等方面仍然存在明顯不足，尤其欠缺從供需結構平衡角度進行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再加上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較快，導致出現“未富先老”“慢富快老”矛盾，較突出的表現主要有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甚至不同社會群體、社會階層之間不平衡等，即養老服務非體系化現象。

論文介紹，在調研的養老機構中，入住老年人的性別結構中女性居多，男女性別比約為1∶1.5，各類養老服務機構入住老年人的性別結構相似，只有西部地區的樣本男女人數相若；從各機構類型來看，公辦、公建民營、民營養老機構的老年人性別構成也都是女性多于男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目前我國女性的平均壽命普遍高于男性，且女性老年人對機構養老方式的接受度更高。

在中國養老文化傳統中，居家養老是首選的養老模式。調研顯示，綜合來看，入住機構的老年人選擇機構養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其一，被調查對象大部分為高齡甚至超高齡老人，其子女年齡也多為五六十歲，因此，65.4%的老年人選擇的原因中都有“在家無人照顧”這一選項。其二，不愿意麻煩子女和其他晚輩也是不少老年人選擇入住機構養老的原因之一（占56.2%），只有極個別老年人（占1.9%）是因為“與子女共同居住矛盾多”。其三，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養老政策的完善，老年人對機構養老的看法也在逐步改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從自身角度考慮選擇更優質的養老方式。

調查顯示，老人們普遍對緊急救援和心理護理服務更加關注，因為入住養老機構的老年人基本上屬于中高齡老人，身體狀況較差，害怕萬一出現意外不能及時就醫的話就會耽誤或錯過治療的“黃金時間”。

從養老服務供給角度看，162位老年人中享受到生活照料相關服務的比例高達95.7%。但是就其自身狀況而言，調查對象中可自理、對生活照料并不急需的老年人居多，占總數的87.7%。在醫療保健服務方面，所調查的養老機構基本都為老年人提供了相應服務，其比例為72.8%。然而，大部分養老機構只能提供量血壓、測體溫等基礎醫療保健服務，入住老年人身體不舒服或者有疾病時還是選擇去市里大型醫院診療，且所需藥品亦是由其本人或子女去醫院購取，對所在養老機構的醫療服務依賴度較低。

老年人對養老院各項服務的滿意度能從一個側面反映當前養老院養老服務的供給水平是否能滿足其自身需求。調研顯示，老年人對護理人員、服務人員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行政管理人員的服務態度和活動空間，滿意度最低的是飯菜質量。進一步比較不同地區養老院服務滿意度評價發現，中西部養老機構各項服務的滿意度大多高于東部，究其原因，作者發現，上海、南京、杭州等市的老年人更注重養老服務質量，所以在評價滿意度時打分更加嚴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被調查者對各類服務的總體評價基本滿意，其中對收費價格的滿意度最低。究其原因，大部分老年人的唯一收入來源是退休金，且將退休金全部用于支付養老院費用，然而每年入住養老院的費用在不斷提高，故老年人對收費價格的滿意度較低。

對于供需差異的分析顯示，養老機構提供的生活照料、休閑娛樂服務能基本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其滿意程度較高，但是在醫療保健、緊急救援、心理護理等方面，老人們普遍認為供給不足，滿意度較低。此外，中西部地區老年人相較于東部地區老年人對養老服務需求的急迫程度較低。調研人員通過深度訪談發現，中西部地區的老年人在養老服務項目上并沒有更高要求，只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就感到滿足，而東部地區老年人對生活質量要求更高，希望有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項目。

作者認為，養老服務供需不平衡是當下中國養老服務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為養老服務供給內容與需求內容存在嚴重脫節，在優質公辦養老機構床位“緊俏”與一般民辦養老機構床位“滯銷”之間存在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在基本生活照料和醫療護理等方面，現行養老服務供給充足，而在養生護理、醫養結合、精神慰藉等養老服務方面明顯供給不足。

作者認為，要解決好這些結構性失衡問題，關鍵在于選擇怎樣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從老年人需求出發還是從國家供給出發，是立足于制度與政策框架還是立足于大眾對養老服務體系的認同。”

作者建議，在供需制度結構層面，應始終以老年人需求為導向。供需的制度結構放在怎樣的框架下去思考，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還是從國家供給模式出發，是基于政策制度框架還是立足于老年人對養老服務體系的認同，在一定程度上關系著我國養老服務供需制度結構的重構。

此外，在國家層面，從時空結構的視角看，服務體系的建構是全方位的，這不僅僅是地域概念，更主要的是多維度的社會制度結構概念。比如政策體系、服務標準化體系、評估監管制度體系、養老服務網絡技術與信息體系等，都需要突破原有的政策制度框架，從供需結構平衡的角度進行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