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編輯 | 黃月
在全球新聞業普遍式微、挑戰重重的當下,一份報紙可以為社會進步做些什么?
2015年的奧斯卡金像獎影片《聚焦》(Spotlight)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許多年來,波士頓當地都流傳著天主教神父性侵兒童的傳聞,但一直沒有證據。本地的一間報紙決定著手調查,由一個名為“聚焦”的四人調查報道團隊來負責。調查始于最初的一起孤立案件,記者在大量實地采訪和資料查閱之后,確認了數量龐大的受害者。他們又竭力說服曾經代理多起神父性侵兒童事件的律師指證:在數十年間,天主教會波士頓總主教區的教會高層庇護被指控性侵的神父,將他們派到其他教區并縱容新的犯罪;他們還在私下與受害家庭和解,深入司法、政府系統,掩蓋案件材料。越來越多的受害者站了出來,最終牽出87名涉案的神父。由于報道的影響力巨大,涉案神父不得不引咎辭職,并引發了全球范圍對教會腐敗及兒童性侵的相關反思。
這一激動人心的故事卻并非虛構,而是基于《波士頓環球報》的真實故事改編。美國資深媒體人馬特·卡羅爾(Matt Carroll)就曾是“聚焦”團隊的四位成員之一,全程參與了二十年前那場神父性侵案的調查。他在《波士頓環球報》工作了26年,專長是數據報道。離開新聞報道的一線之后,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學院富有盛名的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從業界轉入學界,并幫助新聞編輯室創建可用的工具。如今,他是美國東北大學的新聞學教授,關注數據新聞、人工智能等多個新聞學前沿話題。

近日,界面文化專訪了卡羅爾。采訪從“聚焦”團隊的報道細節開始,涉及新聞業的許多不同面向。“聚焦”團隊作為美國媒體最老牌的調查報道團隊之一,是如何選題的?支持這樣的調查報道需要什么資源?美國地方性媒體與全國性媒體有怎樣的角色分工?數字化時代里的報紙轉型該何去何從?新聞業當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又分別是什么?
01 100萬美元成就的獲獎報道
界面文化:電影《聚焦》里講述的故事其實發生在20多年之前。如今再回憶起那個調查報道層層展開的過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卡羅爾:這要追溯到2001年,當時我們有一位新主編入職,他的名字是馬蒂·巴倫(Marty Baron)。他后來去了《華盛頓郵報》做編輯,一年前剛從那里退休。馬蒂上任的第一天,閱讀了過往新聞報道。他讀到一個叫艾琳·麥克納馬拉(Eileen McNamara)的專欄作家寫了關于一名神父虐待兒童的文章,其中提到所有的記錄都在法庭上被封存。馬蒂好奇,為什么這些記錄會被封存?這似乎是對社會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應該把這些記錄解封。所以他把這個故事交給了“聚焦”報道團隊。
就這樣,我們開始工作,我們的律師上了法庭,推動這些記錄被公開。當我們得到這些記錄后,我們開始將記錄的副本刊登在報紙上。這些記錄用非常簡單的語言寫道,某某神父在他的教區里虐待了小男孩,所以把這些神父轉移到另一個教區,不要告訴那個教區的負責人發生了什么。于是這個神父就會被調到另一個教區,他會被安排負責與小男孩一起工作,讓他有機會虐待更多孩子。這種情況持續了多年,令人震悚。

我們采訪了許多受害者,其中很多人的生活在他們10或12歲的時候就被摧毀了,有些人染上毒癮或酒癮,另一些人設法過上了非常成功的生活,但是這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造成的傷害依然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第一篇文章就爆炸式傳播開來,在幾周內成為了全美關注的新聞熱點。
電影結尾有一段情節,報道發出后我們走進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這和實際情況一致。因為很多人一直試圖告訴他們的父母、警察或教會,這個神父虐待過我,他不應該再做神父,但是他們的聲音被所有人無視了。而突然間,《波士頓環球報》開始聽取這些人的意見,他們就開始給我們打電話,想把自己的遭遇講出來。首先是大波士頓地區的人,因為他們先讀到了我們的報紙。隨后,電話從全美各地打來。在幾個星期內,電話從世界各地打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我們不得不增派人手到我們的辦公室來接電話。
界面文化:這是非常偉大的報道,它首先與你們的勇氣和才華有關,不過也能看到,“聚焦”團隊被給予了充足的時間和人力資源,能夠花上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來做一個調查報道,這是今天許多新聞編輯室不具備的資源,能讓許多媒體同行羨慕不已。
卡羅爾:是的。70年代初以來,“聚焦”作為波士頓環球報的調查報道團隊,擁有足夠的時間,這一點是非常罕見的。在新聞編輯室中,時間一直是個稀有商品。而今天,我認為它可能更加稀少,因為新聞編輯室受到更嚴重的經濟壓力,而記者數量也越來越少。
就教會性侵案的報道而言,我們擁有這種時間上的奢侈,而沃爾特·羅賓遜(Ben Bradlee ,“聚焦”報道團隊上級)提出了一個出色的解決方案,在舊檔案中尋找神父被調離教區的模式。于是,我們四五個人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每個人都翻閱了長達20年的檔案,查看神職人員的調動記錄,大量的工時和資金花在了同一件事上,但它成功了。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夠建立一個可能的肇事者名單。事后證明,我們建立的名單是相當準確的。

界面文化:“聚焦”團隊是如何成立并發展壯大的?
卡羅爾:1970年代初,有一個記者在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遭到黑幫暗殺。[注:1976年6月2日,美國《亞利桑那共和報》的調查記者唐·博爾斯(Don Bolles)在鳳凰城市區的一個停車場內遭到爆炸襲擊,身受重傷后去世。博爾斯也是美國調查記者與編輯網絡的首批成員之一。]美國新聞界群情激憤,所有的報紙聯合起來,每家自愿提供一到兩名記者去鳳凰城幫助調查這起謀殺案。對記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過程,他們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得到了很多好的故事,很多記者回到自己的報社后決定繼續組建調查團隊。這就是《波士頓環球報》“聚焦”團隊成立的過程。
“聚焦”團隊是目前美國持續存在時間最久的調查團隊,從1970年代初直到今天,許多優秀的記者在此工作,贏得了多項普利策獎。直到今天,我還與很多前同事是好朋友,對我來說,在“聚焦”團隊工作的六七年是一段奇妙的經歷,但這樣的經歷也是非常罕見的。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當有人說,我們要調查三個月或六個月,這么長的調查時間必定耗資不菲。在教會性侵案的調查期間,因為故事越挖越深,團隊人數越來越大,增加到約10人。馬蒂提到過,包括工資和其他費用在內,《波士頓環球報》為這項調查花費了超過一百萬美元,那是一大筆錢。
界面文化:那一次的調查就花了100萬美元?
卡羅爾:是的,馬蒂說只是在信封的背面計算了一下(可能不大精確)。但另一方面,我確實認為這確實會吸引讀者。舉個例子,市長召開新聞發布會,可能會有20個記者出席,那么就會有20篇報道,但這些報道內容幾乎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其中一家媒體做了調查,這就是其他人沒有的材料,會促使讀者選擇訪問你的網站。因為人們有意愿閱讀優質報道,也會為優質報道付費。因此,如果媒體能夠投資于調查團隊,他們也將受益。
02 讓系統的漏洞得以修復,就是一次成功的報道
界面文化:電影中有很多你們在工作時查閱紙質檔案、手寫筆記的場景。隨著新聞行業的數字轉型,如今這已經是一種很少見的工作方式。團隊中大家是如何相互協作的?你在這個團隊中擔任什么樣的角色?
卡羅爾:團隊協作方面,要使用一套所謂的備忘錄系統,記者采訪到某人后會寫下備忘錄;到調查結束時,假設有50個采訪,就有50個不同的文件存在那里,負責寫報道的人就可以通過這些備忘錄,挑選出他想寫的片段。我們也會和報社其他記者合作。例如,如果我們正在做一篇關于醫學的調查報道,會從新聞室里抽出負責報道醫學或生命科學方面的記者,他們會把這個人帶到團隊里。
大多數人都是團隊中的通才,我是一名數據專家。“聚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數據人員,我可能是團隊中第一位正式的數據人員。但我也是一名記者,也寫了很多報道。

界面文化:每天都有這么多新聞在發生,你們團隊如何決定哪些故事值得投入大量資源?
卡羅爾:我們想做的是值得投資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東西。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就是,在完成之后,人們只會評價這篇報道“還可以”,你想聽到的是“哇,這真是個了不起的故事”。
在開始時可能很艱難,因為無法判斷一個故事是否值得時間和精力。挖掘信息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然后做出決定。有時你會說,不,這只是一個不錯的故事,但它算不上一個偉大的故事,我們就要放棄它。而有時你會說,是的,這是值得的,那就潛下心來,向前推進。
界面文化:有什么具體標準嗎?
卡羅爾:希望它有成為重大報道的潛質。我曾參與過一些調查,在兩個月或三個月都專注于同一個故事之后,記者也會感到迷失,見木不見林,有點難以拉回來。我們的一些報道比其他報道更成功。有時,我們本來以為很優秀的報道沒有什么傳播效果,事后想來也許我們本應該做另一個故事?或者也許我們應該在不同的時間發布?個中原因很難判斷。
我的意思是,我認為“聚焦”團隊最看重的要點是我們的工作能否讓系統做出一些改變。當系統中存在漏洞,而我們讓這些漏洞得以修復,這就是一次成功的報道。
界面文化:作為一個記者,你個人如何判斷什么樣的故事是一個好的故事?
卡羅爾: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簡單又艱難。首先,通常情況下,我自己必須對這個故事有相當強烈的興趣,和我節奏合拍。此外,一般公眾中有一部分人會對這個話題有強烈的興趣。
比如當我做房地產新聞時,我做過一篇關于建筑中使用的膠合板的報道,膠合板質量正在迅速惡化,造成了很多問題。說實話,閱讀此類題材的人相對較少,但建筑檢查員、建筑商等群體對住宅安全極為關心,這些人對這個故事會非常感興趣,所以我判斷這篇報道值得去做。總而言之,有些報道會令利益相關者產生強烈的興趣,對我來說就是值得去寫的,即使我知道一般公眾不會太關心這個故事。
02 關注本地新聞不僅僅是商業慣例
界面文化:你在《波士頓環球報》工作的20多年里,看到了什么樣的轉變?
卡羅爾:當時報紙還是一樣實物,每天你走出家門,拾起它,讀完它,就結束了。如果你是記者,你出門報道,回報社寫作、歸檔,然后回家。由于數字革命,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改變。記者來到現場,可能要在現場快速寫一些東西、發一些推特或Instagram,然后回到辦公室,為第二天發行的報紙寫一篇報道。如果情況在這一天內發生了變化,他們可能還得隨時更新,所以現在是24小時運作、無休無止。
數字化轉型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也完全改變了新聞和新聞編輯室。這有好有壞。我感覺自己完全粘在手機上,每天20次查閱《波士頓環球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頁面,就為了跟上最新的新聞。一方面人們的聯系更加緊密了,另一方面對記者來說會有點難應付,真正的下班時間不復存在。

界面文化:就《波士頓環球報》而言,它既是一份本地報紙,也積極參與全球趨勢,你如何評價它在本地社群調查和全球性報道之間的取舍?
卡羅爾:我認為近來他們往往更關注本地,作為一種商業慣例,這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以本地報紙的體量)要與《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競爭非常困難。另一方面,他們在過去也有重大的國際報道。我在“聚焦”團隊時,我們報道了教會性侵案,從2002年發表的第一天起就爆炸式傳播,此后一直有進展,我前幾天剛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了一篇關于天主教會面臨更多性行為不端指控的文章。所以,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也是第一個在互聯網上走向國際的本地故事之一。
界面文化:在這種地方性的故事中,地方性媒體是否發揮著更多的作用?你認為地方媒體的區別或優勢是什么?
卡羅爾:這是一個真正的本地故事,因為它涉及當地的神父。更重要的是,全美各地的其他新聞機構隨即就想到,等一下,既然波士頓出了這種事,那類似的事情很有可能也發生在我們這里。因此各地新聞機構都意識到,自己需要到法院去,需要與律師和受害者交談,了解這里發生了什么。這個故事在全美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的小城鎮都是一樣的。教會掩蓋神父的性行為不端案件,已經是老生常談的事情了。最終,這一事件引起全美的廣泛關注,是由成百上千的小型新聞機構的當地報道推動的。
04 媒體越來越以讀者為中心會形成“回音壁”
界面文化:如果要總結新聞業作為一個行業急需解決的核心問題,你認為是什么?
卡羅爾:我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收入。這不是新聞本身的問題,有這么多容易閱讀的東西,在新聞網站讀新聞的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但新聞業正在轉型,過去一個世紀里,他們依靠廣告賺錢;而現在的模式轉換已經變得更加以讀者為中心,媒體需要讀者來支持他們的網站。這種轉變發生得越快,從業者越早弄清楚這一點,并提出可行的前進道路,新聞行業將發展得越穩定。
界面文化:正如你所說,當下的媒體正在變得更加以讀者為中心,而隨著媒體愈發仰賴訂閱者的付費,也可能會不知不覺間成為一種社區媒體,人們可能會開始質疑,這樣的媒體是否失去了中立立場。在政治兩極分化的社會中,我們格外需要媒體能夠發揮中立的作用,把不同類型的人聚在一起。但是,目前已經可以看到媒體報道出現了左右分裂。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卡羅爾:你說的完全正確。如果媒體同時與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交流,完全以中立視角去報道,在大家讀完報道之后,每個人都不會完全高興,但也能勉強接受;廣告商也還會來投放,因為廣告商不希望憤怒的人對他們大喊大叫。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報道的重點是關注中間派。
但現在,當媒體變得越來越以讀者為中心時,最終會形成一個社區,或者說回音壁,會有很多左傾的人自說自話,或者很多右傾的人自說自話。所以,你現在看到媒體公司之間出現分野,變得要么是左傾的,要么是右傾的,想繼續在中間做文章就更難了。因為人們想聽什么內容,他們就會去那些地方,而中間派似乎沒有吸引那么多讀者,這絕對是一個問題。

界面文化:你對新聞業未來五年的趨勢有哪些期待?
卡羅爾:我認為會有越來越多的新趨勢涌現。很多人在談論美國的“僵尸新聞室”,一些連鎖報業集團擁有很多小型周刊、日報,他們在不斷地裁員。到最后,新聞室仍然在發表一些東西,但都是垃圾公關稿件而已,沒有真正的新聞。
我認為,隨著這些新聞室被掏空,將為年輕的創業記者創辦自己的新聞網站提供重要機會。我們已經看到在科德角的普羅文斯敦發生了這種情況,原先那里有一個百年歷史的僵尸新聞室,然后一個新的出版物在離它很近的地方出現了,這家新生媒體在一年之內就獲得了比原新聞室更多的訂閱者。越來越多的新網站正在出現。
界面文化:在美國,選擇去讀新聞學院的學生會有什么樣的抱負?近年來是否在新聞業看到了某種程度的人才流失?
卡羅爾:新聞學院一直吸引著那些有強烈好奇心的人,喜歡問很多問題、喜歡嘗試去改變的人,這樣的人有很多空間。過去十年間我見證的向好變化是,新聞編輯部開始想辦法重新賺錢,有很多新的網站正在涌現,比如Vt digger、Texas Tribune等,他們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扎實。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趨勢,很多新的出版物正在取代老式的、還沒能從紙質世界過渡到數字世界的出版物。我看到未來新聞界會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