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編輯 | 崔宇
在一個極端氣候、病毒流行、地緣沖突不斷的時代里，要去想象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似乎頗具挑戰。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觀察與思考之后，知名學者、未來學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給出的答案是：未來仍然值得憧憬，但我們的社會需要變得更富韌性。
里夫金今年77歲，是一位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活動家、未來學家，華盛頓特區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他著有23本關于科技變革對經濟、勞動力、社會和環境影響的書，也是不少歐美國家政府的智囊團。他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化石燃料、可持續發展的多個理論對西方社會影響深遠。他是歐盟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發展計劃的主要設計師，也正在協助拜登政府規劃其綠色新政。在中國，他的作品被大量譯成中文，李克強總理亦是他的讀者，他還曾兩次被汪洋副總理接見。
在新近出版的《韌性時代：重新思考人類的發展與進化》（The Age of Resilience: Reimagining Existence on a Rewilding Earth）一書中，里夫金集成了多個學科的知識，分析了工業革命兩百多年人類發展造成文明危機的原因，指出人類需要重塑人與自然關系。他認為，效率至上的“進步時代”已經終結，進入“韌性時代”。
近日，界面新聞就該書的相關內容專訪了里夫金。訪談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他描繪了一幅關于韌性時代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宏偉藍圖，以及前往的路徑。在下篇，他著重闡述了這幅藍圖中最重要的一環——人——以及人該如何與自然、與自身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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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訪談全文（上），刊發時有編輯。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
界面新聞：你從九年前就開始醞釀《韌性時代》這本書。到今年出版時，世界局勢已和九年之前大不相同。特別是在過去兩三年里的劇變，包括全球大流行、地區性的戰爭和氣候危機的深化。此時推出這本書，你是否被某種緊迫感所驅動？如果有，這種緊迫感具體來說是什么？
里夫金：是的，我更迫切地希望人們能理解現今這些狀況的起因。
我花了九年來寫這本書，期間刪減了大約5萬字，以讓它更加曉暢明白。這本書關乎我們如何看待人類歷史及其多種多樣的面向，也關乎我們從何而來以及將要往何處去。我力求讓故事以其自身為基礎，它涉及到我們所過的那種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希望去過的那種生活，如果完全得以實現，將會是何等樣貌。
先從疫情說起。全球性的大流行將會越來越多。舉個例子，我父親是1908年出生的，那時整個地球還有大約85%的區域是未經開發的蠻荒之地。如今，這個比例已經縮小到了24%左右。到你的年齡和現在的我持平的時候，地球上可能就根本沒有荒野了。以此觀之，病毒正逐漸成為某種“氣候移民”（climate migrants），它們搭上了動物遷移的這班便車，愈發頻繁地來找人類的麻煩，在人口密度較高的都市社區里尤其如此。
氣候變化也正在愈演愈烈。現在我們就每天都要直面冬日里的大雪以及侵徹骨髓的低溫。春天來臨以后，持續數月的、席卷每一片大陸的洪澇災害又向我們襲來。進入夏天，我們又得經受好幾個月的熱浪，以及如影隨形的干旱與山火，大片的土地毀于一旦。到了秋天還有臺風和颶風。
為什么會這樣？人們需要理解，對于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有四個主要的圈層：第一是水圈，它在互動中處于最核心的位置，因為地球就是以水為主的；第二是巖石圈，土壤、植被、動物和樹木皆仰賴于它；第三是大氣層，即氧氣的所在；第四是包羅萬象的生物圈。其中，水是最關鍵的。我們所目睹的這顆行星上的一切劇變，包括洪澇、干旱、山火以及颶風，說到底都和水文循環（hydrological cycle）有關。闖禍的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向大氣中排放了如此之多的溫室氣體，這樣一來太陽帶來的熱量也無法從地面上散發出去。因溫室氣體累積而導致的升溫每提高1攝氏度，從地表蒸發至云層里的水就會增多7%。云層里有了更多的水，與水有關的自然現象如降雪、洪水、干旱、山火以及颶風就會紛至沓來。AI科學家告訴我們，人類正處在地球第六次生命大滅絕的前夜。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時刻。他們還指出，這顆小小星球上的生命可能會因此而損失過半，生涯盡毀，后代斷絕。上一次大滅絕事件還是在6500萬年前，而智人充其量也只有25萬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照此繼續下去，我們今后將會邁向何方？這是我日常在思考的問題。
“自然界講究的是韌性與適應性”
界面新聞：過去幾十年中，你投入了許多時間與精力著書立說，探討與時代轉型相關的問題，也直接參與過許多國家的政治決策與商業決策。你心目中關于時代癥候及其解法的藍圖想必是十分復雜的。最后為什么選定了“韌性”這個詞來總結一個時代？
里夫金：我在商業共同體內工作，和政府以及由業界人士組成的全球化團隊——而非學者——打交道。我認為，這些人才是真正能帶來改變的。我們有幸成為了歐洲數字化綠色新政的主要規劃者。我們還和中國的決策層建立了聯系，聚焦于旨在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十三五”、“十四五”規劃。最近我們也和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一道推進拜登的規劃。我們依靠實操的經驗來判斷方向的正誤，以及理解自身的處境。我打算從這里開始討論。
歷史上所有的重大經濟范式變遷，都在于基礎設施的轉型。基礎設施的轉型，可以改變我們對時空方位的感知。如果你知道了一個社會是如何基于其基礎設施來安排時間以及構想空間的，那你就能很好地把握它的經濟模型、政府治理模式以及文化生活中的種種話語體系。
先說時間概念的變遷。從25萬年前一直到最近200年，我們人類都過著這樣的生活，在人類歷史上差不多95%的時間里，我們的時間觀都是“增加活動”（add activity）。與地球上的其它種群類似，我們的細胞、組織以及器官里藏著各式各樣的生物鐘。2017年有三名科學家還因為在生物鐘方面的重大發現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些生物鐘每時每刻都在記錄和調節人體的內在節奏，以適應晝夜變化的節律，鑒于地球是繞太陽旋轉的，它也幫助我們應對四季的變化。生物鐘是變動不居的，地球的幾大圈層也是一樣。它們并非固定的結構（structure），而是一系列模式（pattern）與過程（process）。例如水圈和巖石圈就是如此，永遠處于變化更替之中，大氣層和生物圈也概莫能外。以此觀之，歷史上的所有種群也都時常會根據外界的狀況，如太陽的起落、四季的節律以及圍繞太陽的公轉來修正和調適自己的內部生物鐘。大約1萬年前，隨著最后一個冰川時代的結束，我們從更新世進入了全新世。宜人的氣候取代了冰天雪地，巨變正是從此時開始的。直到那時，我們都和其它種群一樣，設法使自己的種群與自然相適應。1萬年前，我們開始了農業生產，接下來便是水利文明的勃興，如長江黃河之于中國、兩河流域之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河谷之于印度，最后一路抵達工業時代。其間我們經歷了一次巨變：我們不再像其它種群那樣，讓自己的內部生物鐘去將就自然，而是反過來讓自然向我們看齊。之所以有此變化，是因為我們的時空觀開始強調效率（efficiency）。
如今，絕大多數人都以為我們人類這個種群自始至終就很重視效率，其實不然。這個觀念對人類來說是嶄新的、陌生的。它始于中世紀晚期機械時鐘的發明，并在工業革命當中發揚光大，最終確立了全球性的時區制。而所謂的效率，則是指從地球的幾大圈層里榨取更大的價值，使水圈、巖石圈、大氣層能夠物盡其用，如發掘土壤及動植物的經濟價值，或是建立空中航線等。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時間間隔來開發生物圈。到頭來我們還一頭霧水：為什么一切都被揮霍殆盡了？自然界當中是根本沒有效率這回事的，它講究的是韌性與適應性（adaptivity），各個種群都要不斷參照自然來調整自己的內部時鐘。現在則成了生產力與效率當先。
所謂生產力，意指根據輸入來衡量輸出，但自然界也根本不在乎生產力，它只需要再生力（generativity）。同理，自然只講繁盛（flourishing）而不講增長（growth）。追求效率意味著你要消滅摩擦（friction）。我在跟商界打交道時經常聽他們說要精確規劃產量、減小摩擦以防止庫存的積壓，否則你就無法為投資者帶來更高的回報。此外，出于相似的考量，你不能雇用過多的勞工，也不能讓供應鏈上有累贅之物。然而世事難料，新冠疫情一來，一切都亂套了。呼吸機在哪里？衛生紙又在哪里？規劃是精確了，但也喪失了靈活性。自然就無所謂精確規劃，它留有余量且多元。生態系統越是多元、越是留足余地，它也就越穩固、越具有韌性。在氣候變遷面前，單一化的、不留余地的種群是極為脆弱的，也不具有韌性。就以上所述的各項自然之特征來看，我們對人類應當如何與地球共處的理解和以往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再說空間概念的變遷。在18世紀的法國，重農主義經濟學家面對農業工業化革命的高峰期提出了正確的見解。他們主張，光合作用以及凈第一性生產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指生物在單位時間內透過光合作用所吸收的碳減去植物自身呼吸所損耗的碳之后的剩余—— 編者注）是自然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但后來英國人和蘇格蘭人掌握了經濟學界的話語權，例如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就認為，自然在于浪費。他這句話的實質意義并不在于自然真的就是一堆廢品，而是說自然沒有價值可言。唯有當人類把勞動添附在自然之上，自然才有了價值，這是在創造資本嗎？大錯特錯。財產權的問題也與此相關。這就是現代人觀念的變化，往前再推個800、900年的話，人人都會認為地球、水、巖石和大氣是公有的，沒人會認為它們是某個人的私人財產。如今的人會為它們爭個你死我活，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卻又依賴于這些公有物。這些東西現在都化為了財產，絕大部分是私有財產或政府財產，而政府和經濟生活的角色則在于保護私有財產。結果就是，大量的財富向頂部匯聚，然后憑借涓滴效應一層層往下流動。
在此我想分享一項數據：我們人類只占地球生物量的1%不到，但目前卻利用著24%的光合作用及其凈第一性生產力。到2050年，這個比例將會增至44%，也就是說我們會用到將近半數的光合作用與凈第一性生產力。這是根本不可持續的。
界面新聞：與“韌性時代”相對應的是什么時代？它又有什么特征？
里夫金：是“進步至上的時代”（age of progress）。進步至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在和政界、商界的領袖打交道的時候就注意到，他們不再談論進步了（硅谷那群鼓吹元宇宙的人可能例外）。我們連挽歌都還來不及給它唱，它就已經死了。
討論韌性的人倒是變多了，但它們并不知道這個詞的確切意義。在不久前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發言的開頭仍然強調我們要實現零排放。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已經與以往大不相同，我們幾乎無法理解這個自己從來沒見過的世界。我們需要一套全新的敘事。許多人雖然談到了韌性，但他們實際上不懂這些概念。不過既然他們提到了這個詞，那就表明他們已經在準備聽一個新故事了。
“基礎設施將變成分布式的”
界面新聞：說到“新故事”，你曾有過不少專著論述第三次工業革命。從歷史進程來看，第三次工業革命為何如此重要？它與前幾次工業革命的本質區別是什么？
里夫金：基礎設施的大革命改變了歷史。這種革命是相當罕見的，迄今為止總共也才發生過7、8次，造就歷史的正是它們。當新的通訊手段問世，革命就能覆蓋全社會，形成全新的能源體制、流動方式與供應鏈。而幾項因素的合流將能把大批人組織起來、深化勞動分工、加速上傳下達、改變日常生活。人們的生活習慣、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經濟生活的形態都將隨之而變化。
政府并不是基礎設施的創造者，相反，是新基礎設施之下的一系列機會與約束條件規定著人們可以選擇何種政府管理模式。人們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基礎設施，但卻不可能完全脫離基礎設施而行動。這是個將許多人組織起來的社會有機體（social organism）。
經濟同樣不是基礎設施的創造者，各種新技術的交匯與合流只是意外之喜。它們同樣為人們的經濟模式選項劃定了范圍。社會生活中的每一領域都與此類似。
19世紀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了通訊革命，產生了由蒸汽動力而非人工驅動的印刷業。接下來是19世紀末的電報業以及能源革命，煤炭成為了新的核心能源，使我們在森林瀕臨枯竭之際無需再大規模砍伐樹木了。蒸汽機被用來運送煤礦，繼而誕生了短程的鐵道與火車頭，城市交通逐漸成型。都市生活、全國市場、民族國家以及股份制公司隨之而站穩了腳跟，畢竟要把這幾項因素同時安頓到位就得耗費海量的資源。君主制根本承擔不起這樣的開銷。參與投資的散戶可是數以百萬計。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中的通訊革命以美國人貝爾發明電話為標志，接下來的新能源則要仰賴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從此我們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煤炭了。亨利·福特推動了汽車的大眾化，使交通工具得以更新，并擴展到航海與航空領域。第二次工業革命還推動了鄉村的大發展以及全球化，催生了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治理機構。2008年7月實際上才是這場革命的巔峰，石油在當月達到了每桶147美元的高價，全球經濟因此而蒙受重挫。這無異于為以化石燃料為核心的工業革命敲響了喪鐘。次級貸爆雷后僅僅60天，整個金融業都趨于崩潰，那不過是又一個龐氏騙局。
原因在于，依賴于化石燃料的不僅有汽油、機動車和暖氣，進步時代的一切都依賴于它。食品的防腐劑與添加劑、潮流服飾所需的合成材料以及各種藥物都概莫能外，包裝工業和建筑業也離不開化石燃料，這個清單還可以無限拉長下去。因此，當油價突破每桶80美元，別的東西就可能會漲到120乃至于130美元。通脹率將會迅速攀升。俄烏沖突的后果就是如此，它毫無疑問屬于最后一場化石燃料之戰，油價漲了，通脹也就來了。然而，在前述的兩場工業革命中，基礎設施的設計都是集中化的（centralized）。由于基礎設施太過昂貴，第一批入場的競爭者通常都能贏得各自業界的壟斷地位，油氣開采和建筑業就很典型。就此而言，這兩場革命也是《財富》世界500強公司的催產士。
我曾給許多CEO開過課，在沃頓商學院講授了整整15年的高管培訓課程。這些500強企業貢獻了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的GDP。你知道這些公司總共有多少雇員嗎？區區6500萬。全球的勞動力已經有35億人不止，這真是讓人難以置信。金字塔形的財富分配格局就是這么來的。如今，塔頂上最富有的8人所占有的財富相當于世界上所有其它人的財富總和的一半。
前兩次工業革命里基礎設施的垂直整合（vertically integrated）于此可見一斑。我是1995年開始使用“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術語的，當時出了一本以《工作的終結》（The End of Work）為題的書，主要討論自動化。感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來臨的當然不止我一人，人人都知道電腦從1950年代開始慢慢普及開來，我們還見證了機器人科學的誕生。不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將不會被設計為垂直整合型。當伯納爾斯·李（Berners Lee）提出萬維網的概念時，他還遭到了嘲笑，但這也將是最后一陣笑聲。他表示自己將把所有處于邊緣地帶的人連接起來，使他們能直接溝通，不需要任何中介，把一切都擺上臺面來。第一批互聯網巨頭如微軟、戴爾、谷歌、臉書等都是垂直整合、高度集權的，但從現在開始算它們活不過40年，或者起碼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樣子。
界面新聞：如果“垂直整合”的基礎設施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么它的對立面是什么？它將如何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體現出來？
里夫金：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入，基礎設施將變成分布式的（distributed），它會產生巨大的能量。互聯網的通訊能力足以把四五十億人連接起來，憑借著他們手里的那臺智能手機，就能產生遠超宇航員登月之所需的超強運算能力，甚至于休息當中的人們都可以相互聯系。如今我們已經有了覆蓋全球的通訊網絡和電網，我在2003年的《氫經濟》（The Hydrogen Economy）一書里討論過這些問題，并在更早的2001年初就想到了這個概念。電網和互聯網相似，全球現在也有幾百萬人在自己制造太陽能和風能。再過10年或者20年，這個人數可能會突破幾千萬甚至上億，到時候也許每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所需的那部分能源上實現自給自足，畢竟太陽是每天都會升起的。陽光和風是無處不在的，它們是地球本身的能源。全球能源網絡目前也即將成為現實，屆時數以億計的人都能憑借太陽能產出自己所需的電力，多余的部分則通過海底電纜輸送給其它大陸上的人，我的全球團隊里就有一部分人在推進這項工作。鑒于地球的日夜各占一半，白天有太陽照射的地區就可以把剩余的電集中起來，與世界上的另一半地區共享，不管晚上是否有風能可用，你都可以借助海底電纜把多余的電輸送到其它時區。這種模式迫使人們參與分享，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更具分布式特征的基礎設施格局，在其中人人都成為了基礎設施，它不只是少數強者的游戲。如此一來，處理的數據量將會異常龐大，還要與互聯網的流動性、供應鏈、電能以及燃料電池的運輸相結合。
這一網絡將益發具有匿名性，由大數據分析和算法來管理，融通訊、能源以及相關的知識于一體。一切都將在互聯網上完成，這意味著我們為整個地球建造了一顆大腦以及一套神經系統。這顆大腦包含歐洲的伽利略系統、美國的GPS系統以及中國的北斗系統，它們又各有自己的“神經系統”，憑借其傳感器，我們可以監控野生動物的行跡、跟蹤荒原上的天氣變化。我們還能監控運送食品的貨車，實現從工廠到智能家庭的連通。這就形成了一套分布式的基礎設施。單憑大公司是無法管理好這一切的，因為數據量實在太大了。當你擁有數以萬億計的傳感器，那就足以管理和監控整個地球。它不僅是分布式的，價格也相當低廉。這意味著每個人隨時都能聯系上他人。集中化的大數據中心沒有能力處理如此規模的數據，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設想你有一臺自動化的交通工具，它在城里的街道上即將撞車，此時你如果還要把數據發送給遙遠的、集中化的、垂直整合的大數據中心，那就實在太晚了。我們正在從“云計算”邁向“霧計算”（fog computing），它依靠的是邊緣數據中心，過去幾年來已經初具規模，今后將會發展到數以百萬計。這些小巧的邊緣數據中心是地方性、區域性的，能夠連接中小規模的企業，為其提供靈活的平臺，它易于部署，并且能適應天氣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要再投資那些龐大的、垂直整合的、中心化的組織嗎？它們太笨拙了，也不夠靈活。一旦出現異常天氣，世界各地的電力基礎設施就容易出毛病。我們無需把所有設施都搬到地下，但必須有幾百萬個參與者。如果電纜出問題，那我們還可以依托本地的小型設施。
我希望強調全球通訊、能源流動以及供應鏈的分布式本質。互聯網推動著我們從全球化向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轉變。這里以3D打印為例，借助于它你可以從機器里直接打印出實物來。設想一下，你是一位建筑師的話，那現在就可以通過3D打印來造出橋梁和樓房，有時甚至能在24小時之內完成整座建筑。意大利著名建筑師馬里奧·庫奇內拉（Mario Cucinella）就只用本地挖掘所得的黏土和木材造房子，備好原料后他就會啟動軟件，加熱黏土，隨后機器就會把黏土打造成一座建筑，所有的房間都可以在200小時之內完成，最少的只要不到24小時。這對于全球本土化有何意義呢？他既然可以用軟件造出房屋，那也就可以從供求雙方做買賣的傳統市場轉向以供應商-用戶關系為核心的網絡。例如，他可以把軟件發送給一位身在菲律賓、擁有某種執照的開發者，該執照準許他在一定時間內加入此網絡并擔當供應商，然后他即可完成整個開發任務。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買方-賣方市場，而是供應商-用戶網絡，它完全是全球化的。如此一來，你就繞過了麻煩的海上運輸、臃腫的供應鏈以及反應遲鈍的大企業，即便天氣有變，你還是可以依賴這一全球性的合作網絡來完成工作。這樣的模式以后會越來越常見，一批規模不大但技術實力強、善于合作與分享的企業將會涌現，為全球化的世界構筑起供應商-用戶網絡。它們也善于隨機應變。一部分大公司仍將存續下去，但它們遲早要加入這個高度靈活的生態系統，與能夠做到“留足余量”與“維系韌性”這兩點的中小企業一同合作。龐大而臃腫的組織在氣候變遷面前是根基不穩的，世界已經迥然不同于以往。
界面新聞：這場走向分布式的基礎設施轉型是否也將改變政府的治理模式？
里夫金：歷史上每一次基礎設施的范式變遷都規定著政府治理模式的可能范圍。你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不可能完全脫離基礎設施來活動。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傳統治理模式的拓展，民族國家并不會一夜之間就消失，大區或者直轄市之類的建制也是如此。但今后的氣候災害也將是完全無視政治邊界的。無論是洪水還是干旱，山火還是颶風，都會影響到整個生態系統。就此而言，區域治理應當增加一個生態的維度，地方性的政治單元應當加以拓展，使之能管理跨邊界的事務，例如針對共有的生態系統，乃至于跨越不同大陸的界限。
例如，美國1990年以來就劃定了兩大生態治理的區域。橫跨西北太平洋以及俄勒岡、華盛頓、愛達荷等州的喀斯喀特生態區，該區還與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曼尼托巴兩省實行區域性的生態共治，因為這些區域共享著同一生態系統，而它們的未來就仰賴于各方能否共同管理好這一系統。它們并沒有放棄傳統的政治邊界，但的確跨越了州與州、省與省乃至于大陸之間的界限。另一生態治理區域則是五大湖區（The Great Lakes），這一湖泊群的規模也許會讓中國讀者也大吃一驚，世界上20%的淡水都匯集于此。五大湖周邊有美國的8個州和加拿大的兩個省，實行共治30年有余，是因為各地都認識到氣候變遷將會影響到共有的生態系統，而該系統乃是它們的經濟與社會福祉之根基。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個設立生態治理區的國家。2021年，中國的生態環境部聯合其它16個部委，公布了建設生態文明的重大規劃，其核心便是在國內設立九大生態經濟區域。歐盟則暫時還沒有這方面的進展。
此外，我們還必須在環保領域擴大公民參與。以往面對洪水、干旱或山火等重大氣候災難，各方都有一些非正式的應對策略，例如醫生、護士有衛生上的考量，教師、學生、教會、猶太會堂、清真寺、佛寺也都會出面賑災。但如今幾乎每時每刻都會發生氣候災難，只靠地方政府和非正式的參與，無疑是杯水車薪。這甚至可能會推動軍事上的變革。許多地方政府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在化石燃料為主的時代，油氣資源通常都是重兵把守的，因為它們只集中在少數幾個地點，你需要大量的軍隊來管控化石燃料。以往也有不少戰爭是圍繞化石燃料展開的。俄烏沖突是較近的案例，法國也曾在二戰中攻入德國某處山谷以求控制煤炭。
再比如1941年7月，美國封鎖了東南亞至日本的海上運油航線，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的日本不得不在4個月后偷襲珍珠港，戰事的擴大致使千百萬人喪生。但如今軍隊卻經常介入自然災害，例如美國就曾派軍隊參加災后救援，或是負責抗洪和滅火，全世界都在往這個方向發展。以此觀之，人們雖然沒有正式地把“地緣政治”轉換為“生態圈政治”，但他們實際上已經在這樣做了。我們不難預見，今后軍隊的功能將會進一步拓展，成為韌性的一大支柱。軍隊將仍然保持其軍事性，但可能會較少承擔作戰任務，因為太陽能和風能天生就帶有共享性。它們類似于某種輪班制，有日照的地區不妨多分享一點出去，有風的地區也是一樣。今后對大規模軍事建制的需求或將減少，軍隊會轉而專注于維護基礎設施之韌性。
另外，我們也需要公民大會。美國在這一點上也是走在了前面，英語國家更傾向于稱它為公民陪審團（citizen juries）。每年約有800萬美國人會充當公民陪審團的候選人，審理刑事及民事案件。實際參與審理的人數在180萬左右，12名出庭的男女是隨機從公眾中抽選出來的，他們需要為一些至為復雜的刑事及民事案件把關，最終得出全體一致的裁定。這一制度行之有效。中國的社區參與也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公民陪審團的關鍵意義不可忽略，這樣一來我們也必須首先在各級學校里做好地球生態方面的教育，幫助人們熟悉這方面的知識，以及培養生態上的敏銳性，如此他們才有望做出明智的裁決。
“2040年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初具成效“
界面新聞：第三次工業革命如果在未來獲得成功，社會將呈現出何等樣貌？
里夫金：目前而言，我們還觀察不到特別顯著的成果，起碼我自己還沒看到。基礎設施方面的發展大約從1995年就起步了。但它帶來的一系列轉變還沒有完全定型，沒有在工業領域沉淀下來。我之前說過，基礎設施能決定許多東西。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推進，現在的基礎設施將成為工業時代的最后一批遺物。目前，我們已經能看到電腦和機器人在商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它們還將進一步完善，到2040年代后期完全成熟。屆時全新的基礎設施將會成型，而這也會是第一批具備韌性的基礎設施，此時交換的本質也將發生改變。就以最基本的經濟活動為例，我們商界和業界有一份非正式的清單，上面列明了歷年來打交道的對象，其中沒有一個是學術機構，我們留意到了基礎設施的轉變是如何左右我們構想日常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方式的。
我們的目標已經從增長轉變為繁盛，從積累金融資本轉變為積累生態資本，從生產力轉變為再生力，從追求GDP轉變為追求生活品質指數，從極端的消費主義轉變為為生態保駕護航。例如中國就有“中國夢最根本的是實現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這一提法，強調的也是質而非量。我們要走出負外部性，轉而關注循環利用。我們要走出買方-賣方市場，轉向供應商-用戶網絡。我們不妨稱它們為一系列的“能源服務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ies），但這種公司同樣不是垂直整合的而是分布式的，不是臃腫的大集團而是靈活且兼具高新技術的中小企業。我們要從全球化轉向全球本土化，從知識產權轉向知識的開源分享。人與人隨時可以連接，可以實時地分享各種東西。我們要把零和游戲轉化為網絡效應。網絡中的人越多，網絡帶來的利益也就越豐厚，沒有誰會真正淪為輸家，人人都能在網絡中受益。地緣政治也要轉型為生態圈政治。把這些要素合并在一起來考慮，足以為基礎設施自身的蛻變（metamorphosis）寫就一部全新的綱領。我們將能在2040年代后期看到第三次工業革命初具成效，帶來第一批富有韌性的基礎設施，開啟新的歷史篇章。不過，我說的這一切也都還處于草創和發展的過程之中，最終能否成功還是未知數。我們所剩的時間已經越來越少了。
界面新聞：你所描繪的這張藍圖的關鍵節點，你認為是在2040年代后期，為什么是這個時候？
里夫金：是的，就在2040年代行將結束之時。美國已經在推進這一規劃，我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已經有10至12次的會面，他問我能否參照美國的需求來制訂一個計劃，我們已經動員好全球的團隊，未來20年里將不惜重金推進此計劃，我們也詳細考慮了工業領域的改革方案、計劃的成本以及如何收回投資等問題。不幸的是它在立法過程中流產了，不過舒默對此表示理解。
然而我們發現，私人領域完全可以滿足計劃的絕大部分開支。我們甚至連政府都不需要。過去幾年來，從化石燃料領域流出的資金達到了11萬億美元。這筆資產屬于所謂“擱淺資產”（stranded assets）。我和能源工業界打過交道，他們明白太陽能和風能的平準化成本在2019年就已經降到了比核電還低的水平，令這兩者成為最便宜的能源。今后再糾纏于核能、煤炭、石油或是天然氣將毫無意義。化石燃料產業根本無法如期收回他們的投資，因為太陽能和風能太便宜了。而且它們會越來越便宜，越來越迅猛地蠶食市場。油氣勘探和開采無論如何也跟不上這兩者。掌控再多輸送管道也沒用，因為很可能永遠也用不上了，雖然我們也可以把化石燃料換成更加綠色的氫氣，這樣管道還能發揮一點余熱。所有的化工廠都遲早會淘汰它們。
現在也另有兩筆資金正在離化石燃料而去。其一是養老基金，它來自全世界千百萬勞動者，早先他們曾把這筆錢投給化石燃料。這是最為龐大的資金池。馬克思對此想必也會感到費解。工人居然成了世界上主要的資本家群體，坐擁41萬億美元的資金，這都快到世界GDP總額的一半了。以這種驚人程度，馬克思可能都得從墳墓里跳起來。工人現在不得不控制自己的資金，他們正在抓緊撤出化石燃料領域，要不然自己今后很可能就沒有退休金可拿了。其二是保險基金，總額約為23萬億美元。我曾和各大保險公司的主席共事過，他們對氣候變遷竟然極為擔憂，因為弄不好他們就要為各種災害損失支付大筆賠償。有鑒于此，他們大都愿意為新式的、具有韌性的基礎設施投資。而他們面臨的問題則是，技術和市場都已經到位了，但政治意志仍然缺位。他們總是對我表示，保險業界無論有多么愿意不惜血本地投資綠色債券，政府都還是只在做一些小規模的試點。換言之，如果你去找一位市長聊這些——不管他是哪個國家的市長——他們可能會向你展示市里的10臺電動巴士，或5座獲得了LEED認證（知名的綠色建筑認證標準，其全稱為“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 宗旨是在設計中有效地減少環境和住戶的負面影響——編者注）的建筑，抑或是夸耀環城綠道的精巧。必須革新基礎設施，整個轉型才有望到位。但地方政府拘泥于老舊的法律、規制與審查標準，政治與商業上的既得利益者也同樣邁不開步伐。各種新興產業都離不開工業與農業領域的公用設施開發與建造，如此裹足不前著實有些讓人沮喪。這樣看來，關鍵還是在于從現在起要為此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政治機會窗口。
界面新聞：盡管你提到了化石燃料所面臨的挑戰，然而我們也看到，2022年爆發的俄烏沖突進而引發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機。有人認為，我們擺脫化石燃料的進程將遭遇新的阻礙。你如何看待這些新挑戰？
里夫金：我在2018年出版了《綠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一書，它的副標題就提到我們很可能會在2028年見證化石燃料文明的崩潰，當然具體時間點可能會有些微的出入。上個月，國際能源機構（IEA）的負責人提到了類似的時間點，且各大石油公司也已經得知。他們不會再在新的勘探活動上投入大筆資金了，他們也已經明白太陽能和風能是如此之廉價。現在他們所做的無非是清理庫存，讓油價最后再沖一波，想盡一切辦法幫投資者挽回一點好處。但這只會讓太陽能更快地占領市場。這個市場的潛力是不可估量的。何以如此？我暫時還沒有談到核電，等討論完我們的子孫后代和教育體系之后也許會回到這個話題上。
有個詞叫做“水資源-能源紐帶”（water-energy nexus），能源行業以外的人不一定熟悉它。運水是需要耗電的，輸電也是需要用水的，二者缺一不可。現在全世界范圍內有12000座熱電廠依靠煤炭和天然氣運轉，它們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煤炭和天然氣的燃燒會把水加熱，由此產生的蒸汽會進一步驅動渦輪機來發電。美國每年消耗的水里有40%以上都是用在這里的。現在我們可用的水越來越少，有不少大壩都已經停運多年，各地也經常發生旱災。但即便這樣，我們都還是會耗費大量的水來發電，這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情況無疑十分嚴峻。某頂級智庫曾經針對這12000座熱電廠做過一項研究，結論是如果我們轉向太陽能和風能，那就可以讓這些廠少用96%的水，因為我們不再需要那么多水了。
我們必須推動這場轉型，沒有別的選擇。情況不容樂觀，我們必須大踏步前進。我們不能再在熱電廠上投入如此巨量的水資源了，這樣做既過于昂貴，又容易加速全球變暖。太陽能和風能就幾乎不需要水，也廉價得多，還易于儲存，但我們為之助推的力度還遠遠不夠。我希望讀者們能明白，此話已經是一項警告，也是我們不得不直面的現實。不管我們是采取鴕鳥式的姿態還是立即卷起袖子開始行動，都無法否認自己身陷麻煩這一事實。
我曾在沃頓商學院的高管課程上讓CEO學員們想象自己可能碰上的最壞的夢魘，設想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最壞的危機，第二天來上課的時候把真實感受分享給大家。當然他們沒有談得特別具體。他們不愿和其他的CEO分享這些。于是我再讓他們回去設想如何把最壞的夢魘轉化為創造新事物的絕佳契機，思考如何轉危為安。我們有許多重新思考人與整個地球的關系的機會。全新的商機與就業空間，共同體感的重新確立，都大有可為。這群富人在這一點上是不合格的，令人很是尷尬。但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不能再像現在這樣麻木不仁。關鍵在于我們要有行動的意志。很大程度上也要看我們的后代能有怎樣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