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在今年的文學盤點里，我們接續過去幾年的慣例，盤點本年度的重要作品、文學現象、文學話題以及文學獎，從中提取出值得關注的問題。

詩歌能夠幫助我們建立與世界的私人聯系，這種聯系是有韌性的、有溫度的、誰也不能剝奪的關系，詩人西川在年底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這樣說。這份盤點也是如此。在變幻動蕩的世界中，文學幫助人們理解自己的生存與情感，以一種充滿韌性與具有溫度的方式。 

01 女作家的時代河流

河流，在下述幾位女作家的寫作中體現出了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時代景觀。王安憶《五湖四海》的故事發生在淮、澮、渦三河交界，林白的《北流》基于廣西北流河，周嘉寧的《浪的景觀》與上海蘇州河有關，西西的《白發阿娥及其他》提到了女性身體里的隱秘水域。

《五湖四海》是王安憶最新的長篇小說，主題是一個曾靠河流生活的家族的“上岸”創業史。王安憶的寫作依舊顯示出對世俗人情的把握，以及對歷史潮流中個人命運的關注。經濟問題、借貸杠桿、地產金融進入了小說之中，新文明與舊家鄉的對比、時代風氣的轉變對家庭關系的影響也成為了重要主題。只是這些的分量都敵不過王安憶小說里熟悉的、潑辣要強的女性形象，枝葉散開細細講述的家族故事有些模糊了故事的焦點，人物只有在表達欲望的瞬間才能離地稍稍上升，老辣的敘事腔調有時過于結實甚至樂觀天真，而缺乏自我反觀的力量。2021的年度文學盤點對王安憶《一把刀，千個字》的看法也在此方面，很多時候戲劇性都依靠人物性情天生極致不同渲染而出——沉默冷靜者與潑辣熱烈者同臺對擂，而這些性情似乎又缺少繼續發展成長的方向。

北流是林白故鄉的一條大河，也是眾人生命中的河流。作者對自身所處的“非普通話”地區有著強烈的語言自覺，在講述故事的同時編織起了私人方言詞典，蚌界是雨后的彩虹，眨令是閃電，這些詞匯不僅指涉具體的事物，更有自己的情感與生命力。說這種語言的人自然也非“正統”，具有“巫”的性質，恍惚間他們乘坐著外婆的銀簪飛越至北流之上，也進入了浩大星空籠罩四野的太古，潛伏在身體內的原始與瘋狂被喚醒的時候，他們就與永恒的力量相連。向前涌動的河流即是時間，人們走向各自的命運被比喻為分去了不同的時間支流，河流亦是生死交流的地點，或是時間終止或開始的地方，懷有秘密的女人在此失蹤，躁動的少年在河邊刑場死去、于親人的夢中化作銀河里的魚。現實與夢幻之間并無明確的界限，人們可以通過最日常的物件，例如門前的河流或屋里的瓦甕，闖入時間的支流即另一重現實，這說來不可思議，但也符合我們所能體驗的內在真實。  

香港作家西西在這個12月離開了我們。她的簡體版《白發阿娥及其他》是出版于今年的一部短篇小說作品，講述了從宣統年間生活至今的白發阿娥的生活現狀。阿娥的生活伴隨著時代的波動，她遠離家鄉，重新開始，經過了艱難的二十年，但這些都被西西輕輕掠過——世界的巨變體現在錢幣換了皇帝頭像，樓下的雜貨店換成了超級市場。與追隨大時代弄潮兒軌跡的寫法不同，西西寫的是一個過時人物尤其是老年女性的生命經驗與內心世界。如今她老去得像一只失去觸角的蝸牛、一件吐出所有螺絲和彈簧的古老時鐘，但有些事物還是沒有變，她還記得年少時如何發現身體的奇異水域，那像一條運河，定期泛濫使她滋潤、富有生命力，而且是她的兄弟所沒有的，因而是只屬于女性的獨特領域。在《北流》中，林白也寫她與弟弟喜歡玩“生小孩”的游戲，姐姐扮演分娩的女性，弟弟是被生出的新生兒，姐姐一遍遍生出弟弟，用這種游戲來模擬想象人誕生的過程。 

在今年出版的《浪的景觀》中，周嘉寧描述的浪潮發生在2000年前后，那時的年輕人正處在面向未來的關鍵節點，他們迷惘而熱烈地涌在潮流之中，像在浪尖上劃出曲線的選手。以書中的譬喻來說，人們的處境就像是置身于通向浦東的江底隧道，不知江水正向哪個方向涌來，直到開出隧道，見到了見過無數次的、霧氣籠罩的對岸。而最終有些人能夠在夜里跳上充氣艇，在蘇州河上無人阻攔地劃行，雖然最終去不了很遠的地方，但也看到了一些風景。霧氣籠罩中的河流，為深陷都市的人們貢獻了一個浪漫的出路，而不是浪漫的消費場所。 

02 素人是誰？新南方在哪？

《勞動者的星辰》通過漂泊在大城市勞動者的自述，展現了農民工、月嫂、家政工的內部生活，這些自述既讓人親切，又令人不安，親切的是這些寫作具有身體性與動手感，與大地和人間有著深切的聯系：他們懂得粉條制作的工序，知道做樟木箱子如何從大樹上剖板，也了解棉花上的棉鈴蟲如何祛除；而不安也在于充滿經驗的勞動者面對文明過度的市民、距離常識太遠的生活，時而發出的犀利的批評，人生經不起反悔、不能做錯選擇的焦慮也在文間傳遞。

比勞動者更年長、也經歷更多的是年屆七十的記錄者秀英奶奶，《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人》是她的第二部圖文集，在當中她回顧了村莊和家人的往事。以個人的角度記錄大歷史是富有深意的，秀英奶奶認為自己文化淺，許多表達都不能明白，但說到身不由己的姐妹，她說的是“環境把人箍住”，想起為了兒女夜不能眠的自己，她說的是“思謀”。秀英奶奶的寫作與更多默默在廚房、田間記錄人生的女性寫作相同，就像學者張莉評述楊本芬的《秋園》時所說，用片段、破碎的方式講述時代在個人命運落下的烙印，這是屬于女性書寫的方式。 

從秀英奶奶對方言詞語的運用，也可聯想到林白《北流》所附的詞典別冊。在這個詞典里，熱頭水是太陽雨，下午是晝宴，合心水是滿意，入吃是和睦，這些土語展現了圭寧的生活，也提醒著那些已出走家鄉的人，那些改說更標準、更高級話語的人，不要忘記你曾這樣生活過。

文學評論家張燕玲認為，林白與黃錦樹、黎紫書和陳春成等作家都可以納入“新南方寫作”的范疇。所謂“新南方”，指向的是與主流普通話區別的南方寫作，囊括的地理意義暫不明晰，但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和野生感。在“新南方寫作”這一劃分方式的啟發下，我們也可以重新審視前兩年的出版熱點，比如王威廉和陳春成的作品。南北之辨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主題，《安南怪譚》作者朱琺曾經在界面文化的采訪中表示，正統歷史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方是一直是邊遠的、不夠井井有條的地界，所以能出現荒腔走板的故事。

03 瘟疫中的想象與歷史

健康或疫病是本年度的關鍵詞，土耳其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也是從1901年瘟疫悄然蔓延的奧斯曼帝國的某個虛構海島講起的。帕慕克在小說中重點描述的是瘟疫蔓延時不同人群的心態變化，正因為不同群族、階級的人有著迥異的心態和傾向，疫病不再只是醫學試圖克服的對象，而演化為政治陰謀、民族與宗教紛爭的焦點，這也是各種防疫手段引發爭議、阻止瘟疫蔓延變得異常困難的原因。

在同一歷史時期的背景下，2022年出版的《1898年的夏日》記錄了一位德國記者在中國的旅程，他從中國香港地區登陸，經廣州、上海沿長江而上，深入中國腹地，彼時正是香港鼠疫陰影未散的一年。在他的觀察中，死亡與鬼魂的氣息揮之不去，廣州街上的棺木店受疫情影響而生意興隆，香港街頭的賣花人將白色花朵夾雜于多彩繽紛的花朵之中。帕慕克筆下的瘟疫是想象的，而《1898年的夏日》中的鼠疫是歷史的。

韓國作家金琸桓的《我要活下去》是以2015年韓國流行傳染病MERS為背景的小說，故事基于真人真事，展現了災難降臨在個人身上的復雜性：住院的癌癥患者因為PCR久久不呈陰性，只能被鎖在如石棺一樣的隔離負壓病房里，無法與親人會面，也不能進行正常化療；病人的親屬也會因為傳染病的關系受到排擠。作者批評的矛頭對準了僵死的醫療制度、對疫病狀況不愿透明公開的官方以及將疫病污名化的社會輿論。《我要活下去》所體現的對社會變化堅持記錄的態度，對當下面對新冠疫情的我們或有啟發。

04 愛情與金錢，房子與人格

本年度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主題是愛與金錢的關系。

今年二月，作家張潔去世，她的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作為“文革”后第一篇觸及婚外情題材的作品，開啟了新時期的“愛的話語”——愛本身就是對勇敢的向往和對自由的呼吁，這篇作品也被學者稱贊為“生命戰勝了歷史掠奪”。在張潔離世的這一年，人們對愛情的想象也在發生某種變化。

講上海話的電影《愛情神話》一度引發熱議。批評者指責電影虛構了情愛烏托邦，更過分的是，徐崢飾演的男人和幾位美麗女性的情感糾葛建立在有錢有閑的生活以及資產——一棟上海內環的老花園洋房之上，距離普通人太過遙遠。辯護者認為，應當對基于生活的浪漫與幽默更加寬容，看到人物的穩定舒適，也要看到他們的下坡路和不得已。將所有的留戀情誼都當成嚴肅打擊的對象，會讓人們陷入清掃一切乃至人生的狂熱中。

從這次圍繞《愛情神話》的討論中浮現出的一個題目是，有一棟內環房子的男子究竟算不算失意？同樣對準大城市的房子與愛情，電視劇《心居》由滕肖瀾的同名小說改編而來。外地媳婦想要買房，因為她相信，有了一套房子，就能擺脫無根“浮萍”的生活。貫穿于劇集的生存真理也與房子有關：房子不僅是落腳之處，更是人的生活、尊嚴、前途總體打包的呈現。中產成功人士上“杠桿”買到了內環大房子，每個房間都有衛生間；“失落文藝青年”與父母擠在楊浦區的弄堂老房子里——楊浦區是特別需要強調的，賣豆漿油條的早點鋪還有打麻將的“麻友”是著重展示的中下層景觀；主角四代同堂一家五口住在小區，雖沒有電梯但足夠寬敞，還有富余的公共活動空間，正在內環豪宅與楊浦弄堂的“一天一地”之間。房子的地段、房型、朝向、學區配套不僅構成了角色的身份證，甚至成為了其人品是否清白、感情是否純真的佐證。

關于房子與人格，今年的諾獎得主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也在作品中提到，婚后住在“資產階級大房子”里的她與擠在雜貨店咖啡館二層的她，幾乎是兩個人。她的父母尤其是母親成為了將現在這個女人與過去那個女孩聯系起來的唯一紐帶，隨著他們的去世，她與舊世界的聯系完全斷絕。

05 從文學獎一窺大世界

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摘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她在瑞典時間12月7日的演講中回憶了自己是如何開始創作的，也道出了她的創作動機，“我寫作是給我這種人報仇。”寫下這句話時，她正在魯昂大學文學系讀本科，之所以選擇文學專業，是因為她認為文學有比其他東西更高的價值，是一種能將自己投射到福樓拜或伍爾夫小說中的生活方式，“我無意識地認為文學是跟我出生的社會階層截然相反的一大片大陸。”

少女時她最大的愿望就是離開這個家，當她終于進入文學專業，既確信母親是愛她的，又覺察出一種不公平——母親每天從早到晚賣土豆和牛奶，就是為了讓她有機會聆聽柏拉圖。埃爾諾使用的語言不同于經典作家使用的文雅法語，而屬于大眾法語，她書寫自我、過往以及家人的方式也引發了諸多討論。學者袁筱一認為，埃爾諾的自我書寫不是自我暴露，而是告訴人們應該有勇氣戰勝接近事實時的種種屏障。詩人歐陽江河評述，婚后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級的安妮·埃爾諾懷著羞愧、羞恥與背叛感，用父母使用的大眾法語找回了父母活生生的感覺。安妮·埃爾諾系列作品《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和《一個女孩的記憶》中文版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度的布克獎授予了以鬼魂角度書寫斯里蘭卡內戰歷史的作家謝漢·卡魯納蒂拉卡。他的作品《馬里·阿爾梅達的七個月亮》以“頭七”為概念，從主人公死后在一個天堂簽證辦公室醒來講起。他在訪談中坦陳，之所以講鬼故事，是因為這樣可以更有勇氣。這部小說更早的版本名為《與死者交談》，于2020年在印度首次出版。

在采訪中，卡魯納蒂拉卡說，他最喜愛的布克獎作品是同樣敘述死后世界的喬治·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陰界》。值得補充的是，本年度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提名的所有作品，不管是日語、漢語、挪威語、西班牙語還是印地語，主題皆為“創傷”，其中就包括揭示印巴分治創傷的《沙之冢》，以及講述啟蒙時代的諾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雅各布之書》。

2022年的龔古爾獎由法國作家布里吉特·吉羅憑借小說《活得太快》捧得，這是一部自傳小說。小說講述了丈夫在摩托車事故喪生之前的短暫時光。2007年，布里吉特曾憑借《愛情沒那么美好》獲得龔古爾短篇小說獎，這部小說201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

202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布克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均由非洲裔作家獲得，這一年因此也被稱為“非洲文學大年”。其中的布克獎得主、南非作家戴蒙·加爾古特就明確地說，“這對非洲寫作來說是偉大的一年，我想要為那塊偉大大陸上所有被述說的、還沒有被述說的故事，為那些有名的和無名的作者接受此獎項。”2021年諾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系列作品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譯介出版，譯文社還引進了2019年布克獎獲獎作品、英國作家伯娜丁·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其他》，該書描述了一幅英國黑人女性群像。

06 “活下去”：韓國女性文學

八零后韓國女作家金愛爛的系列作品被引入國內，不僅包括此前出版過的小說集《滔滔生活》（原譯名《噙滿口水》），還有《你的夏天還好嗎？》等多部作品。在文學里，貧困現實是常見的，金愛爛將窘迫的細節放大到無法忽視的地步：在半地下室租房的姐妹有一架會發出巨大聲響的鋼琴，補習學院上課的女教師疲憊地癱在地鐵上，回憶起在考試院生活的日夜。缺少選擇和命該如此，這是金愛爛筆下貧困的表現，無論人們多么掙扎，或曾看到過一絲光亮，仍不得不面對夢想黯淡的終局。物質生活是這樣，溫情與幸運的感覺也是如此。在此之上，金愛爛描摹出了女性貧困的特點：身為女性的“我”曾在逼仄環境中因一絲溫情幸存，后來懷著溫情滋養出的敏感應對堅硬的現實，努力地活下去。

韓國作家鄭寶拉的《詛咒兔》今年入圍了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中譯本同年出版。布克獎評審稱，鄭寶拉的小說混合了恐怖、幻想、超現實等多重元素，展現了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真實恐怖與殘酷。在近日的一段采訪里，鄭寶拉回顧了自己的成長史——在28歲時，她因卵巢囊腫流血至不能站立，想要去看醫生，但母親說，不行，你還沒結婚，所以不能去看婦科。她認為這是非常“韓國”特色的、與女性生殖有關的禁忌，她從未想象過自己的故事可以向韓國之外的讀者講述，她只是在講述自己。

韓國作家韓江2016年憑借《素食者》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中譯本2021年出版），《白》曾入圍2018年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今年，這本《白》也與中國讀者見面了。相較于金愛爛明顯的現實風格，韓江的《白》更像對存在層面的摹寫，生命起始于白——母親的第一個孩子從未活過，臉孔白得像半月糕，白也是死亡的哀悼色；人體被白色的骨頭堅定地支撐；白色閃光的水面令人想到生命的原初；白色的鹽粒有治愈、消毒和保存的作用，白色的方糖讓人如獲至寶；靈魂升天時的羽衣也是白色的。生命出生、成熟、腐朽的周期如此短暫，人體如沙上樓閣，更不用說生命途中還有屠戮與傷害，即使如此，生命呼出白氣仍是神圣的。這部作品書寫于波蘭華沙，彌漫著哀悼的情緒，作者不僅為自己出生即夭折的姐姐哀悼，也為生命消逝的人哀悼。她從悼念中發掘生命的意義，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是哀悼后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