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劉子象

奉行“和平主義”國防政策的日本正在進行政策大轉向。

12月16日，日本內閣批準了三份安保文件的修訂，分別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鑒于其內容，這些文件被視為二戰后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重大轉變。

三份文件主要涉及日本的防衛預算、反擊能力及其對周邊局勢的看法等。文件中寫入了一些更強硬的條款，比如“不允許憑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與盟友抑制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負起主要責任，阻止并應對對日本的進攻”等內容。

日本正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大幅增加國防開支。稍早前，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將在五年內（2022年-2027年）將國防預算增加一倍，至該國GDP的2%。這筆未來五年約43萬億日元（3120億美元）的支出將使這個表面上的和平主義國家進入全球最大國防支出國的行列。

今年日本5.2萬億日元的國防預算約占該國GDP的1.1%，在全球排名第九。日媒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話稱，政府已基本決定2023年度的防務預算為6.8萬億日元，金額創歷史新高，是2022年預算的1.2倍多。它最快將于下周在內閣會議上敲定。

增加的資金將用于進攻性武器以及為戰時突發事件儲備彈藥等。日本神奈川大學的助理教授Corey Wallace在接受美媒采訪時表示，日本正考慮建立綜合防空和導彈防御能力，將購買美國“戰斧”巡航導彈。

“目前傳聞的日本、意大利和英國合作開發的F-X戰斗機，也可能被涵蓋在五年的建設計劃中。日本也有可能投入資金加速其12型地對地導彈的升級計劃。另外，彈藥儲備及持續生產能力也會被加強。”他說。

日本在二戰結束時制定了和平主義國防政策，即用最低限度的費用來保衛國家。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數據，1962年以來，日本的國防支出基本穩定在略低于占GDP 1%的水平。日本防衛預算已經連續增長十年，并在2020年首次突破1%的上限。

日本認為其周邊環境正在惡化，這種認知推動其國防政策進行這一前所未有的變化。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日本研究主席Christopher Johnstone在接受外媒采訪時指出中國、朝鮮和俄羅斯帶來的“威脅”。

16日，中國駐日本使館發言人表示，日本將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妄稱中國對外姿態和軍事活動是國際社會“嚴重關切事項”，指責中國在臺海地區軍演發射導彈對當地居民構成“威脅”，并給中方貼上“經濟脅迫”等標簽。有關說法嚴重偏離基本事實，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精神，肆意煽動中國威脅，挑動地區緊張對立，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1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指出，中日互為近鄰，同為地區重要國家，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我們再次敦促日方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各項原則，切實將“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這一政治共識體現到政策上，落實到行動中，尊重亞洲鄰國的安全關切，在軍事安全領域謹言慎行。靠渲染“中國威脅”為自身強軍擴武尋找借口的圖謀是不可能得逞的。

本周早些時候，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發布的年度漢字——“戰”，恰如其分地代表著該國的社會情緒。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生前致力于推動“讓日本重新強大起來”的安保法案，構成了“安倍遺產”的重要部分。然而，分析人士表示，從長遠來看，岸田文雄的措施可能會比安倍的遺產更有影響，因為國防預算一旦實質性提高，就很難削減。

在西方主流媒體上，曾經擔心日本“再軍事化”或“鷹派”執政黨的頭條新聞越來越少。這更多地反映了美國言論的轉變，實際上，日本正被越來越緊密地納入西方的“圈子”。上周，澳大利亞向日本伸出橄欖枝，表示愿意接納其加入“奧庫斯”協議。該協議是去年澳大利亞與英國、美國組建的軍事聯盟。另外，自2020年底以來，日本就明確表示想加入美國主導的情報共享組織“五眼聯盟”。

“亞洲應該著力避免政治安全上的陣營化，補上戰略安全對話這個短板。”在全球化智庫（CCG）12月15日舉辦的第七屆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上，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說道。

他指出，受歷史背景所限，亞洲在二戰后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地區政治安全架構。50年來，該地區經濟關系已發生巨大變化，比如中國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主要經貿合作伙伴。然而，地區政治安全格局卻沒有變化，目前存在著美國同盟體系、上合組織以及東盟這三大戰略力量，主要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的趨勢在上升，為此，亞洲國家間需要加強戰略安全對話。

在同一場活動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Bert Hofman也表示，亞洲有可能迎來經濟和貿易更好發展的“亞洲世紀”，同時也可能是沖突升級的地區，“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個世界應該比以前更加和平，這樣才能夠真正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