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開始發布《人類發展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排名榜，迄今已三十二年。前者形成了不斷拓展所關注的發展內涵的開放框架，與時俱進地捕捉最新的發展挑戰，反映理念和實踐的創新；后者則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人均預期壽命代表的健康水平，以及以成人識字率和入學率表達的教育水平這三項內容為構成指數的成分。一項報告連續幾十年不斷推出，提供了反思人類發展軌跡的標本。

《謙虛使人類進步——從<人類發展報告>看發展理念的變化》

文 | 蔡昉（《讀書》2022年11期新刊）

總體來說，人類過于習慣于對自身取得的成就盲目樂觀，或者表現出對物質財富增長的沾沾自喜，而不顧南北之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和人群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或者秉持著人定勝天的信念與自負，而不顧資源環境、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危機的日益逼近。不過，如果說人類在評價自身成就的態度上確乎發生某種轉變的話，或者說從某一時間點之后，人類對于自身行為表現出更多的反思和顧忌，一九九〇年《人類發展報告》（HDR）以及“人類發展指數”（HDI）排名榜的發表，可以被看作是這樣一個轉折點。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認為，本可治愈的諸多苦難和貧困在現實中頑固地存在，原因在于我們缺乏對現象本質的理解。而這個報告系列就充當了一種與無知做斗爭的手段，也成為該項目之父馬赫布卜·烏爾·哈克（Mahbubul Haq）一生與無知、偏執、宗派和社會仇視做斗爭的智慧結晶。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地緣政治嚴重沖突等一系列不安全因素加劇之際，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團隊發布了《人類發展報告2021/2022》，并以“不確定的時代，不安定的生活：在轉變著的世界里重塑我們的未來”為題。最新報告的發表，以及該報告系列屆“三十而立”（啟動至今三十二年，共撰寫發布二十九本旗艦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回顧一下圍繞該系列報告發生的關于發展的思想基礎、思維方式和行動取向的變革。數十年如一日持續推出的人類發展報告系列，雖不能說涵蓋了人們對于發展認識的全方位進步，仍然足以被看作是實踐、研究和理念不斷推陳出新的縮影。特別是，中國成為該報告始創和人類發展指數發布以來，從“低人類發展水平”起步，跨越了“中等人類發展水平”，進入“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唯一案例，所以，做一個智慧之旅，也有助于我們從理論和實踐角度認識中國究竟做對了什么。

一、關于人類發展報告的人和事

人類發展報告的誕生和演變，與哈克和森這兩個偉大的名字分不開。二人都出生于南亞次大陸，一九五三年十月初在劍橋大學校園第一次碰面，以本科同學和朋友的身份相處數年之后，他們的職業生涯一度分道揚鑣。哈克雖然不乏深刻思想和學術著述，卻始終在政府和國際組織從事行政事務，甚至身居高位；而森則從未離開大學校園和學術殿堂，并于一九九八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由于兩個人在關于發展的思想上心有靈犀，并且追尋相同的目標，多年之后在人類發展這個事業上注定再次攜手，以人類發展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的形式，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智識遺產。

當人們說“時勢造英雄”的時候，從根本上，他們想說的是制度需求（時勢）至關重要。對于制度變遷的發生來說，制度的需求與供給相當于剪刀之兩刃缺一不可。如果說制度需求來自大眾的話，其強烈程度取決于多少張嘴在談論和吶喊，多少雙腳在投票，即艾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與忠誠作者：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中所謂的“呼吁”（voice）和“退出”（exit），制度供給者往往只是少數人，如一個政黨、一個政府或者一個團體，其中，個人常常可以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一九八八年時任巴基斯坦財政部長的哈克，由于沒有出現在那架本來計劃搭乘的齊亞·哈克總統專機上而幸免于一起空難，無疑在以下意義上改變了歷史，即正是離開巴基斯坦政府到UNDP任職，哈克一手啟動和推動了人類發展項目，創造了延續至今的人類發展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

哈克成為人類發展報告（指數）之父也并非偶然。除了在巴基斯坦、英國和美國受過良好的經濟學訓練，且著述頗豐之外，在受邀加入UNDP之前，他已數度在巴基斯坦政府擔任要職，也有在世界銀行任職發展事務的經歷。政學兩界的背景使他具備人類發展項目成功必備的領導素質：既有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組織能力，又能夠識別和團結學術界人才，且擅長與其他利益相關方巧妙周旋。最難得的、并且成為人類發展項目得以成功實施決定性因素的，是在哈克生活中的一些獨有經歷。這些經歷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各種機緣巧合的因素，最終使其以特有的“天賦和個性”，展示“勇氣和創造力”，并且轉化為具有“啟迪性和說服力”的工作成效。其中值得提及的有兩件，一件涉及事，一件則有關人。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哈克作為國家五年計劃的重要設計者，第一次在巴基斯坦政府工作的時期。印巴分治后的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整個五十年代的增長表現也乏善可陳。然而，在哈克直接參與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年），巴基斯坦的GDP增長率逆襲而上，根據世界銀行的歷史數據，這期間巴基斯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6倍，一時間被稱為“卡拉奇經濟奇跡”。不過，哈克并沒有以巴基斯坦的馬哈拉諾比斯（Prasantha Chandra Ma-halanobis）自居（作為著名統計學家，馬哈拉諾比斯曾經主持印度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以其命名的經濟增長模型，幫助尼赫魯總理實施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沒有像包括美國顧問在內的其他局內人那樣沾沾自喜，反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一個會議上，出人意料地對這個增長“成績”進行批評，揭示被GDP增長數字掩蓋的問題，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醫院和學校建設被忽視、工資停滯、過度依靠援助，以及少數家族控制經濟、遏制競爭和聚斂財富等現象。即便不能認為關于人類發展的思想在那時就已經在醞釀，至少可以說，哈克對于探尋發展真相的態度是真誠的，也便注定了后來成為人類發展項目之父。

根據森的回憶，他們對GDP這個粗鄙指標的詬病，以及采取新指標予以替代的設想，早在劍橋本科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為此倆人還常常一起翹課，海闊天空地進行討論。幾十年之后，哈克在新成立的UNDP確立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務，并且進行了必要的背景研究之后，于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急切地召喚自己的老朋友，以便攜手把學生時代的夢想變成現實——構造一個替代GDP的發展指標。雖然這位堅守學術殿堂并且在數年之后便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老朋友，并沒有像哈克希望的那樣，心無旁騖地投身其中，但森確實答應以顧問團隊成員的身份，參與人類發展項目。更重要的是，這兩位老同學有機會回到幾十年前的話題，進行了頻繁的討論。雖然經常存在分歧，但最終創造出歷史留名的智慧產品——人類發展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

二、把思想轉化為量化指標

哈克熱切地邀約森加盟自己的項目，并非只是對倆人共享的學生時代的一種懷舊。實際上，當時哈克已經擬定出把森的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分析框架應用于構造人類發展指數的設想，而森的思想是從亞里士多德以來對人類福祉的認識不斷深化的最新經濟學成果。在思想史的長河中，該領域必須提到的人名和學派不勝枚舉。如果把列舉的范圍做兩點限制，即第一，僅包括十八世紀功利主義哲學誕生以后的新進展，以及第二，與人類發展報告更為相關的思想，至少需要提及的則有邊沁、穆勒、庇古、馬歇爾、帕累托等學說史上著名的人物，以及包括努斯鮑姆、羅爾斯和森等更為晚近和當代的思想家。

森關于發展的思想可以被概括為“行為能力”方法（“capacities”approach）。雖然關于社會福利理論的“人文主義革命”濫觴于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森和另一位享有旗手聲譽的瑪莎·努斯鮑姆（MarthaNussbaum）也遵循了羅爾斯的哲學思想，但是，“行為能力”方法比羅爾斯走得更遠，徹底摒棄了“效用”以及羅爾斯與之藕斷絲連的“社會基本品”（social primary goods）概念。在森這里，與發展相關的人類福祉問題，不再是關注人們擁有什么，而是關注人們能夠做什么，從而把可以用金錢表達的手段同用福祉與自由所表達的目的做出革命性的區分。至于諸多支配經濟學家的主流理念，自然更不在話下，包括把人類福祉僅限于“有用物品”的新古典經濟學定義域、“把福利經濟學鎖到一個狹小的盒子里”的邊際主義學派，甚至涓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森的理論框架中要么被摒棄，要么受到批判。雖然森一直拒絕為自己所關注的“行為能力”或“功能”列出一個清單，努斯鮑姆卻不厭其煩地列舉過這些行為能力的內容，其中包括生命、健康、身體完整、感官、想象力、思維力、情感、實踐理性、歸屬關系、與其他物種的關系、玩耍和控制自身所處環境等方面。

森的思想革命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得到充分的闡述。他實質性地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從而也拓展了描述發展的外延。在他看來，發展是拓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過程。而這里的“自由”也不是抽象意義上的，而是實質性的，指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行為能力，由此可見，他認為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無法僅以物質方面的指標做出表達。從目的、手段和承諾這個三位一體的框架，我們可以較為透徹地理解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思想。第一，自由作為發展的首要目的，是一個建構性、無須實證檢驗，從而先驗地獨立存在的命題。直接關注個人自由、基于行為能力的分析框架，既包容了其他方法的優點，如功利主義對人類福祉的關注、自由至上主義對選擇過程自由行動的迷戀、羅爾斯理論對個人自由和實質性自由所需資源的重視，還有著具有更廣泛的信息基礎和合理性。第二，自由作為促進發展不可或缺的手段，是一個工具性或實證性的命題，可以分別由自由促進發展和抑制自由阻礙發展的事實予以檢驗。正如森所指出的，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公開性和社會保護等權利和機會類型，都能夠單獨和共同促進人的一般行為能力。第三，人的行為能力取決于國家和社會的承諾及其做出的制度安排。以社會扶助的方式擴大自由，既是應有的社會承諾，也是對個人責任的堅持。

從森的思想也可以看到一個與哈克的設想相抵牾之處，即他本意上反對以一個單一、粗略的指標（如HDI）代替另一個被批評為具有同樣特征的指標（GDP）。他對功利主義的批評，就在于指出后者執迷于把人類福祉所擁有的既迥然不同也不可公度的諸因素，用一個單一的單位來度量。他也在《生活質量》一書中闡釋了自己對福祉的多元化理解。不出所料，森同哈克就要不要編制一個人類發展指數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作為一個具有豐富政府工作經驗的新理念倡導者，哈克并非反對關于社會福祉的多元化認識，而是深知只有一個像GDP同樣粗略的指標，才可能被采納并流行起來，獲得與后者最大限度靠近的接受度。從這個意義上，如果說森更像以賽亞·伯林意義上胸懷多重目標的狐貍的話，哈克則更像一只執著于單一目標的刺猬（傳說古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有一句不完整的詩：“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很多學者借鑒這個比喻，形容多元思維和單一目標思維的差異），兩個人的互補性組合最終達到一個完美效果。這是因為，一方面，森畢竟希望能夠建立恰當的評價框架以及機構和制度，以便推進形成更加美好和樂于接受的社會；另一方面，哈克不僅借助人類發展指數傳播了森的思想，還將該指標成功地變成一個或多或少引領各國政府的“指揮棒”，使森關于“增進人的行為能力和實質自由的公共政策”意愿得到有力的推進。

三、HDR的核心理念和開放性框架

在建構性和工具性相統一的意義上，一方面，森給予貧困、饑荒、健康和人力資本更多的關注，這與HDI的核心構成相一致，也可以解釋他何以最終接受了編制這一指數的做法；另一方面，森與此前的諸多思想家一樣，認為發展是擴大“人類選擇范圍”的過程，這也體現在HDR編寫的開放性上面。UNDP從一開始編制HDI，就確定了該指數由三個核心成分構成，分別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人均預期壽命代表的健康水平，以及以成人識字率和入學率表達的教育水平。與僅僅考量人均GDP反映的“做大蛋糕”效果，把健康和教育納入指數構成，不僅拓展了衡量發展的范圍，相對而言也能揭示“分好蛋糕”效果。畢竟，人均收入的提高與極少數人的極度富裕可以相容，而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卻不可能僅靠少數人的改善達到。有趣的是，一九九〇年第一份報告甫一發布，人們便意外地發現，因其健康和教育水平與經濟實力不相匹配，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在HDI上排名竟低至第十九位，這不啻為對這個“頭號強國”的傲慢和自負的巨大嘲諷。

在HDI的核心構成及計算理念得以延續的同時，HDR也形成了不斷拓展所關注的發展內涵的開放框架，能夠與時俱進地捕捉最新的發展挑戰，反映理念和實踐的創新。該項目以多種方式拓寬了自身的視野，開辟了學術與政策研究的新疆域。在HDI之外，配合每份報告特別選定的主題，結合發展理論的最新進步，正文和附錄中不斷增加著新的指標，以反映人的全面發展的新理念、新進展和新挑戰。例如，在歷年的旗艦報告中，貧困、就業、流動性、收入差距、性別平等、經濟危機、技術變化、全球化、氣候變化、人類世（Anthropocene）和疫情大流行等主題，都得到深入的探討。在HDR旗艦報告之外，UNDP團隊還撰寫和發表專題報告、工作論文，以及合作撰寫國別和區域HDR等，并幫助一些國家建立起反映人類發展全貌的衛星賬戶。

哈克在其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甚至最后一刻，關注最多的是人類安全問題，直接促使一九九四年的HDR以“人類安全的新維度”為主題，提出從可持續的人類發展范式出發，重塑全球制度體系，關注人的安全而非領土安全，推進發展而遏止沖突，以便兌現潛在的和平紅利。人類安全的考量，自然是UNDP團隊的人類發展方法或森的行為能力方法的題中應有之義。從已有的框架出發，人類發展先是衍生出人類貧困的概念，進而衍生出人類安全的概念，均是理論內在邏輯使然。從HDR的最新出版物來看，人類安全這個概念保持著不斷豐富自身的與時俱進的特質。

正如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阿奇姆·施泰納在《人類發展報告2021/2022》的序言中指出，繼二〇一九年關注不平等的報告和二〇二〇年討論人類世風險的報告之后，剛剛發布的最新HDR以不確定時代和不穩定生活為主題，可以被看作是人類安全三部曲的終章。報告針對的是世界面臨的共同安全挑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止、各種沖突和危機層出不窮，造成人類的巨大痛苦，同時氣候和生態災難威脅著世界的日常生活。需要認識的是，我們正在遭遇的沖擊不是一次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狀態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需要回歸到人類發展的本心，從更寬廣的視野認識這個時代，采用更可持續的政策應對世界性的挑戰。而要做到這一點，特別是能夠真正認識到風險，把理念轉化為各國的政策并付諸行動，要求進一步克服單個國家在處理與世界之間關系中的無知、傲慢及由此產生的唯我獨尊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