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馮賽琪 張曉云

為了促成保單、獲取高額傭金，保險代理人銷售誤導的現象屢見不鮮，是壽險行業的痼疾。此種情形下，保險代理人是否應承擔因其銷售誤導行為導致保險公司對外賠償的損失？

近日，上海高院微信公眾號公布了一起保險代理合同糾紛典型案例。該案例對保險代理人在銷售行為中主觀過錯的認定以及損失賠償范圍的厘定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2017年7月，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平安人壽）與高某簽訂《保險代理合同書》，約定高某在上海行政區域內代理銷售該公司的保險產品。

雙方在《保險代理合同書》和《品質管理辦法》中均就具體代理事項、禁止事項及違約責任做出約定，禁止事項包括誤導客戶、強制或引誘客戶投保、唆使客戶退保、私下轉讓保單等。

從事保險代理業務期間，高某為提升壽險銷售業績，從小額貸款公司處獲取大量有貸款需求的客源，并告知客戶投保其所代理的壽險產品即可為后續銀行貸款業務提供增信。

于是，大多數客戶購買高某推薦的相關壽險產品后，因最終未能成功辦理貸款而向保險公司申請退保。

同年10月至12月期間，高某代理或掛單在其他保險代理人名下的44份保單遭投保人投訴，投訴原因主要為誤導銷售，即夸大宣傳保單具有貸款功能，導致投保人基于錯誤認識投保。

據悉，投訴涉及的44份保單共計已繳納保險費為51.49萬元，現金價值共計3.02萬元，兩者差額48.47萬元。就上述44份保單，平安人壽向高某及掛名的名義保險代理人發放了共計24.22萬元傭金。

于是，平安人壽起訴至上海靜安區法院，要求高某賠償公司退保產生的經濟損失48.47萬元，返還傭金1.11萬元。

靜安區法院一審認為，高某違反了《保險代理合同書》等規定，沒有客觀公正地向客戶介紹適合于客戶投保的保險產品，盡到保險代理人的基本職責，確保客戶得到匹配的風險保障方案，在從事保險代理銷售行為過程中存在過錯，根據雙方的合同約定已構成違約，由此給平安人壽造成的損失，高某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其次，關于平安人壽訴請主張的經濟損失48.47萬元損失，法院認為，根據《品質管理辦法》規定，損失應從保單傭金部分優先予以抵扣，現涉案44份保單所產生的傭金共計24.22萬元。

剩余部分損失應由高某和平安人壽共同承擔，其中高某承擔50%的違約責任，賠償平安人壽損失12.12萬元。

對此，法院解釋道，盡管高某在保單銷售過程中未盡到基本職業操守、違反合同約定誤導銷售導致產生退保損失，但在短短幾個月內從事保險代理業務銷售的問題保單比例如此之高，平安人壽亦存在核保不嚴、監管不力的過失，也應承擔責任。

靜安法院一審判決，高某退還平安人壽傭金1.11萬元，賠償損失12.12萬元。

此后，平安人壽不服，提起上訴，上海金融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壽險保險產品作為金融屬性產品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往往需要保險代理人在銷售環節中提供專業意見，以保障投保人選擇匹配的保險產品。實際生活中，不少保險代理人為了促成保單在銷售過程中頻頻誤導保險消費者，這不僅影響了保險消費者的權益，也給保險公司造成損失，給保險行業帶來負面影響。

該案一審主審法官劉婷撰文表示，涉及因保險代理人銷售誤導導致保險公司對外賠償而產生的損失應如何負擔的問題，該問題須從保險代理人與保險公司的法律關系及合同約定，以及保險代理人與保險公司各自的法定及約定職責要求等方面予以分析。主要從三方面考慮：

一是保險代理人的銷售行為屬于一般民事代理行為，由保險人對外承擔責任。

本案中，高某所開展的保險銷售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最終對外責任是由保險公司承擔，即辦理相關退保。“但這并不意味著保險公司最終自擔全部損失，保險公司可在對外承擔賠付責任后，向有過錯的保險代理人追償，這既可彌補保險公司自身損失，亦有利于規范銷售誤導等不良保險展業行為。”

二是保險代理人實施銷售誤導行為，應在過錯范圍內對保險公司的損失承擔違約責任。

本案中，結合高某在庭審中的自述以及其從業經驗來看，需要從某人壽保險公司是否盡職角度來綜合考慮高某的過錯程度，最終認定其向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三是保險公司對保險代理人的管理未盡職的，應承擔自身的部分損失。

高某從事保險代理業務時間較短，但在僅僅短短幾個月的從業時間里銷售業績如此突出，不料背后卻隱藏著大量的問題保單，導致絕大部分投保人投訴退保，這顯然與保險公司培訓教育不足、管理不嚴、監督不力具有一定關聯。

本案中，盡管某人壽保險公司組織過保險代理人崗前培訓，但是對于保險產品的相關功能未能準確傳達給保險代理人，崗前培訓流于形式，也未提交證據證明對保險代理人進行了后續教育。根據此前《合同法》及此后《民法典》相關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造成對方損失，對方對損失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減少相應的損失賠償額。

在此種情況下，判決高某在其過錯程度內向保險公司承擔相應損失賠償責任，更為公允。本案最終判決高某承擔50%的違約責任。

界面新聞在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上發現，高某已被上海、浙江多家法院列為限制消費人員，其未履行金額約20萬元。其中，有關與平安人壽的案件，靜安區法院于2021年10月28日發布限制消費令，因高某未按時歸還平安人壽13.23萬元而受到限制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