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國家統計局近期發文介紹中國人口數據時指出，2021年末中國男性人口為72311萬人，占51.2%，女性人口為68949萬人，占48.8%，總人口性別比為104.9，比2012年下降0.2。從出生人口性別結構看，2021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3，比2012年降低9.4，出生人口性別結構改善明顯。

性別比指一定時期內出生男嬰總數和女嬰總數的比值，通常用每100名女嬰所對應出生的男嬰數來表示。聯合國將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設定為103-107（即每出生100個女孩，對應出生103-107個男孩）。中國人口性別比曾長期處于高位，由此引發的“光棍村”“結婚難”等問題曾廣受關注。

但從2009年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拐點，此后開始逐年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3，進一步優化，已接近正常值域上限。當前，中國人口的生育率、老齡化等多個指標面臨嚴峻挑戰，為何性別比指標能夠“一枝獨秀”？

性別比失衡的多重原因

人口學專家、《人口危局》作者何亞福向界面新聞解釋，在沒有人為因素干擾的情況下，性別比的變化趨勢會經常保持在95-106的范圍之內。按照年齡順序排列，共有四種性別比，雖其范圍各不相同，但反映出人口變化的內在規律。

第一性別比，即指從受孕到出生時的胎兒性別比。通常男性胚胎比女性胚胎多約20%，性別比為120：100。這一時期是性別比最高期。第二性別比，即出生人口性別比。在整個懷孕期間，男性胎兒流產的概率遠大于女性胎兒，因而到出生時，性別比的差別已大大縮小，一般是在103-107：100之間波動。這也是人口統計的重要指標之一。

第三性別比，即結婚年齡時的性別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隨著時間的推移，到結婚年齡時，男性與女性的性別比開始接近100。第四性別比，即老年時的性別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長壽，因此，在65歲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別比低于100。

何亞福指出，人口的性別比存在著依年齡組遞增而降低的變動趨勢，這個變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0—14歲，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階段；第二階段15—64歲，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階段；第三階段65歲以上，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階段。

現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性別比超出正常區間始于1982年，當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47，之后一路升高。1994年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始終在115以上，2004年達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還長期維持在130。嚴重偏離正常區域。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8，決策層意識到形勢嚴峻，開始出臺應對措施。

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此前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認為，長期父權制下形成的重男輕女思想，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Ｂ超的普及和濫用，是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三大主要原因。不過，界面新聞采訪的多位人口學專家指出，“重男輕女”并非性別比失衡的充分條件，性別偏好、胎兒性別選擇和生育政策對數量的限制，三者共同造成了這一現實。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認為，如果將“重男輕女”歸為性別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無法解釋為何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這一現實，“這段時期‘重男輕女’同樣存在”。喬曉春發現，一個重要變量是，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尚未落實。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人口學專家黃文政指出，如果沒有對生育數量的限制，即便存在“重男輕女”的偏好，“直到生到一個男孩為止”，從統計學上看，性別比仍是平衡的。

何亞福分析，當一個家庭面臨生育數量的約束后，如果存在性別偏好，就會人為干預來達到目標，這是導致性別比失衡的主要根源，“在僅有一次生育機會的情況下，偏好男孩的家庭自然會通過人工手段生下男孩。”

他指出，性別比偏高這種現象主要是在農村，而過去中國農村地區普遍實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即第一胎生下的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的男孩，則不能再生育。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2000年全國第一胎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7.1，處于正常值域；但第二胎出生人口性別比猛增到151.9。

何亞福分析，在實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區，婦女在懷第一胎時一般不進行性別選擇，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實現了農民生男孩的愿望；如果第一胎是女孩，政策允許生第二胎，這個家庭就會想方設法用B超進行人工性別選擇，保證第二胎要生個男孩。

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最終會表現在適婚年齡人口性別上。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適婚年齡段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將導致婚姻高發年齡段的男性人口數量嚴重過剩，同齡或相鄰年齡段的女性人口數量嚴重不足，總有一部分男性會因為女性人口的“先天”缺失而被迫不婚。

目前，長期持續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已經波及到適婚人群，“七普”資料顯示，2020年，20-40歲適婚年齡人口中，男性人口比女性“盈余”1572萬人，數以千萬計的男性缺失與之婚配的適齡女性已是既成事實。以此為背景所形成的婚姻擠壓、結婚人數減少、失婚和離婚率上升等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開始顯露。

治理性別比失衡成效顯著

國家層面意識到性別比失衡將帶來嚴重社會問題，采取了包括宣傳“生男生女都一樣”、打擊“雙非”（即“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又稱“雙非”）等手段治理性別比失衡。

2002年11月，原國家計生委、原衛生部、原國家藥監局共同發布《關于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兩非”）的規定》，對胎兒性別鑒定予以明確禁止，治理性別比失衡的戰役正式拉開。這項工作持續至今。

2003年4月，“關愛女孩行動”啟動，旨在通過倡導男女平等，扭轉中國存在的新生兒男女性別比失衡問題。衛生、公安、司法、檢察等多個部門也會同在一起，嚴厲查處胎兒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引產案件。

2014年6月30日，原國家衛計委下發《關于印發全國查處“兩非”案件區域協作工作規范(試行)的通知》，要求“兩非”案件查處區域協作聯席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召開。

一位從業10多年的婦產科醫生告訴界面新聞，10多年前有一些懷孕的夫妻會詢問超聲科醫生胎兒的性別，甚至有人通過采集血樣送至境外鑒定的情況，但近幾年很少有人詢問這樣的問題。而且醫院也制定嚴格規定，禁止醫生將胎兒性別信息外泄，“就算在最好的朋友問也不能說。”

經過連續多年的綜合治理，從2009年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拐點，此后逐年下降。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性別比降為115.88，較2013年下降了1.72個百分點，是6年來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喬曉春認為，2014年性別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于2013年年底“單獨二孩”政策（夫妻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實施。他相信，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緩解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

此后，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穩步下降。2015年，這一指標繼續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別繼續比降到112.88，2017年進一步降到111.9。2021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3，接近正常值域上限。

對于性別比與生育政策的關系，另一個常被學界提到的正面案例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肅酒泉和河北承德展開‘全面二孩’試點，“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除承德外，其余3個試點地的出生性別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圍，而且近年來“越來越正常”。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顧寶昌在其主持編寫的《八百萬人的實踐中》中介紹，較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進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化，生育二孩緩解了生育數量和生育性別之間的矛盾。

近期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2》披露的分年齡段人口的性別比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趨勢。這些來自2021年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10-14歲、5-9歲、0-4歲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14.86、112.96、110.37，呈顯著走低趨勢。這三個年齡段人口對應的出生時間，與人口政策從獨生子女時代到“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放開的過程基本一致。

何亞福表示，近幾十年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變化，隨著生育政策的收緊而逐漸升高，而后又隨著生育政策的放寬而逐漸下降。未來隨著三孩生育政策實施，生育環境進一步友好，出生人口性別比將會持續下降，最終回到正常值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