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崔璞玉

通脹曾是美國政治活動的強大推力，一度讓尼克松及其政府感到恐慌，也曾幫助卡特成功入主白宮。隨著物價飆升，通脹再次成為焦點，此次它將幫助決定誰在本屆中期大選中掌控國會兩院。

蓋洛普10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9%的選民表示，經濟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遠遠排在墮胎、犯罪，以及與俄關系之前，創下2010年中期選舉以來的最高水平。當時美國經濟剛經歷了金融危機。

此外，市場調研機構Edison Research本周二公布的出口民調顯示，80%的選民認為美國經濟狀況不好或者糟糕，約46%選民認為自己的家庭財務狀況在過去兩年惡化。

美國10消費者價格（CPI）同比上漲7.7%，遠高于疫情前幾年約2%的漲幅。這給許多家庭的生活造成了困難，盡管失業率仍徘徊在50年來的低點附近。共和黨人和部分經濟學家將其歸咎于總統拜登，認為是他在2021年初推出的1.9萬億刺激計劃導致經濟過熱。

通脹在全球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今年已有多國領導人因通脹問題被對手取代。在5月的澳大利亞大選中，由于生活成本問題，選民們拋棄了執政的中右翼政府。通脹和能源成本問題讓法國總統馬克龍在6月失去了議會多數席位，意大利的技術官僚政府在7月垮臺，瑞典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9月輸給了右翼聯盟。

俄烏沖突推升了能源成本，尤其是在歐元區。但司爾亞司數據信息有限公司（CEIC）的數據顯示，即使剔除波動較大的能源和食品類別后，瑞典、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核心通脹率也都升至6%-7%的范圍內，與美國的核心通脹率不相上下。德國和法國的核心通脹率則比疫情前高出了約3個百分點。

分析人士指出，全球通脹攀升，部分還因為許多國家的決策者都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即在疫情初期封鎖經濟，從而導致支出模式和工作方式扭曲。而且，由于金融危機導致之后的數十年增長疲軟、通脹過低，決策者們認為，即便疫情期間實施慷慨的財政救濟、大幅降息以及量化寬松政策，也不會帶來太大風險。

比如澳大利亞央行行長洛維在9月時表示，有人質疑是否為救助疫情提供了過多的支持，這是可以理解的，“在經歷疫情的那些黑暗時刻，央行認為更嚴重的政策錯誤是做得太少，而非做得太多。”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評論2021年初的刺激計劃時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另外，通貨膨脹還反映了沖擊對經濟體產能的影響，與即時財政或貨幣政策無關。比如，對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不足，使許多國家暴露在嚴重供應中斷的風險中。新冠疫情擾亂了工作和通勤模式，使數百萬人因生病而無法工作。

數種因素綜合起來，對所有試圖解決通脹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大部分央行都在提高利率，盡管這是一個痛苦的解決方法。央行加息將放緩經濟需求、冷卻招聘，減緩工資增長，從而拉低價格。但他們對能源市場、人口結構或逆向而行的財政政策卻無能為力。

從財政政策方面來看，如果美國共和黨此次控制國會，他們可能會推動拜登削減開支。然而，無黨派智庫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預算模型估計，如果想僅通過削減支出來使明年的通脹率降低一個百分點，就需要將年度可自由支配支出額度削減近一半，即每年7500億美元，大致相當于整個美國的國防預算。

如此大規模的削減支出在政治上肯定不受歡迎，因此幾乎行不通。非自由裁量支出，例如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則不受年度撥款立法的約束，因此更難削減。

而最終，那些因高通脹從選舉中獲益的政治領導人可能會發現，相比解決問題，取代對手或許要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