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中式養生首先做到哪一點？莫生氣。2000年初，學者馮珠娣與張其成在采訪北京養生者時發現，養生者頻繁提到的一條健康忠告就是別生氣。“別生氣”有很多內涵，可以體現為平衡甘苦、規劃起居、盡量控制情緒以及保持良好的心態。 

養生者相信，生氣會攪亂氣息，耗散精氣，不利于病情康復，因此應當合理控制自己的情緒。可是，人們難道可以對自己的怒氣收放自如嗎？這令研究者感到困惑。養生者確實體現了別生氣的智慧。一位六十歲的女性曾多年照料因工傷偏癱的丈夫，現如今每個月靠著兩個兒子的贍養費生活，還不幸患有尿毒癥。她認為，養生就是不要做不快樂的事情，干活不要太累，這樣對身體和心靈都好。一位剛從工廠工會退休的老工人對養生的理解是吃得多、睡得香，精神飽滿。他的人生觀相當樂觀上進，尤其喜歡用偉人的人生起落故事來開導別人，稱自己的一個特點是不生氣，就算幾個人圍著罵他，一般也不會生氣，但生起氣來就一定要發泄，發泄完了就沒事了。

正如受訪養生者體悟的那般，莫生氣的要訣在于保持平和，而平和就需要降低世俗生活的欲望，同時減少利己的想法。莫生氣指向了養生的實質：養生屬于日常生活經驗，關心的是穩定而單純的小康生活，只致力于塑造幸福生活，并不深究生與死的奧義，而幸福生活的要義就是找到快樂，不要沉溺于衰老疾病死亡等負面因素。只要能夠找到樂子、使人們保持良好心態的活動，都可以算是養生，公園做操、書法、扇子舞、廣場舞甚至學英語，都是養生。

為什么需要強調保持良好心態？現實背景在于，人們改變現狀能力的確有限。一位養生者過去是一名會計，四十幾歲就因病早退，曾患有哮喘、心臟病多種慢性病。她與丈夫、兒子居住在狹小的家中，每天晚上都出門去跳兩個小時廣場舞。跳舞不僅幫助兒子獲得安靜的學習環境，還使她感受到了互相關心的愉快的集體氛圍，暫時從住房和收入的憂慮中解脫出來。以養生來繞過生活中的諸種限制阻礙、恢復生命力，這是一種具有韌性的體現。通過養生，人們找到了生命中的快樂，也追尋到了活著的意義，這個意義具體包含什么也是引人深思的問題。  

“為我” ：中式養生思想根基

別生氣或者說樂觀自足的傳統從何而來？《萬物·生命》一書以平衡甘苦、追求和諧的理論作為解釋，并未指出其思想的根基。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道家的傳統思想找尋。馮友蘭認為道家思想的中心在于“為我”，“為我”即是將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可對于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道家又分為幾個派別：第一派贊成最大程度上的自我保全，適當節制欲望，楊朱思想即是如此；第二派講究欲望滿足而非延長生命，人不是為了生存而生存，是為了享受而生存，應當順從自然與萬物，而非與之對抗；第三派講究專靠節制不行，還須有修養和避害的方法；還有一派認為需要了解天道和人道，按照規律行事可以避害，老子的思想就是如此；最后一派認為災害是偶發的，了解規律也不能避免，最好就是忘我，這是莊子的思路。

這幾派或是贊同全生，或是享樂，或是延壽及避害，只有莊子提倡忘我。其中，對我們今天討論養生最有借鑒意義的，就屬第一派即楊朱的“為我”及“貴生”思想。學者顏世安在《莊子評傳》中評述道，楊朱派的“為我”影響甚大，是戰國隱者文化發展狀態的特征，當時隱逸與有隱逸傾向的人已相當多。自我保全一方面的確有與黑暗抗爭、追求個人潔凈的意義。隱者的“為我”與世俗的“為我”有極大區別——世俗的“為我”是為了攫取占有更多稀缺資源，諸如功名利祿；而隱者的“為我”，是將未被占有欲望傷害的原始真我解救出來。

然而，對“為我”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演化成對肉體不朽的執著，具有向現實妥協的意思。隱者相信，生命的意義雖然與現實社會的功名利祿無關，卻與其背后的更高的神秘安排契合，所以通過日常生活經驗可以安放個體生命，“楊朱派竭力保護不為外部誘惑所動的自我，實際上不知不覺之中是在追求由日常小愉悅構成的穩定安寧的生活。”顏世安寫，這種對安寧生活、日常小愉悅的追求，實際上包藏著頑固的平庸，養生長此以往也演變成了一種類似崇拜肉體長存的自我拜物教。

楊朱派的養生主張日常生活欲望得到滿足，對世俗生活寄予厚望，在戰亂世道中尤其能俘獲人心。仔細分辨起來，不為外部誘惑所動的自我，不正是“別生氣”的主體？退休老工人所體悟的養生就是吃飽睡好養足精神，退休老教授總結的以不爭來保持平和寬容待人，都像是楊朱派“為我”的當代表達。“為我”讓人們較為寬容地看待外部困境，所謂收入、地位、順逆境遇都是外物，人應當更多地回到自我之中來，雖然有安于現狀妥協的一面，但也為真實新鮮生命的存在拓寬了空間。

《列子·楊朱》就借助養生批判了一些主流的想法，與以養生批評世間不和諧現象的養生者頗為相似，如小人殉利是不可取的，君子殉名同樣不見得高明；人們需要在貧困與勞累中謀得平衡，因為過度勞累是累身的，而長期貧窮亦損于生機。這種微妙的、動態的平衡心態被今天的養生者分享，也是令研究者感到驚訝的養生心態富有韌性的體現。 

未敢忘憂國：養生的心靈作用

雖然從“為我”的思想出發，六欲皆得所宜事實上并非只是為了驅殼，養生的樂趣是養生者愿意不斷講述的。比如對那位因病早退的會計而言，廣場舞成為了她參與集體生活的紐帶，能夠在舞蹈中感受到互相關心的快樂。養生養的不單是身軀，也回應了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探尋，不管這些意義是什么層面的，總歸是被養生者理解并且認同的。一位工作壓力大、經常吃垃圾食品的警察將養生之道與提升市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結合起來，也將養生視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跟預防疾病和延年益壽相比，養生最主要的意義是提升心靈。上文提到的那位退休的教授也堅信，鍛煉思想才是養生的核心，他將思想總結為有正確的三觀，服務社會和國家。

養生有助于提升心靈，鍛煉思想也能更好的養生，《萬物·生命》一書注意到，中國當代養生者表達出來的社會公共意識與社會主義思想建設有關，但也許沒那么直截了當。在石一楓的小說《心靈外史》里，大姨媽為了提升“我”的健康和智力，帶“我”去密林深處練功，用掐樹的方法聚氣發功，再用發功的手猛拍在孩子的天靈蓋，用自然的能量將身體里的壞能量逼出來。她從師父那里聽來，氣不僅關系著小孩子的體力和智力，還關系到國家的興亡以及宇宙的奧秘，國家和宇宙都是由好能量與壞能量交替支配的。作者以調侃的筆觸寫出了不識幾個字的大姨媽對神秘力量的輕信與執迷，以及她從兒童發育聯系到宇宙運轉的胸懷與想象力，“一個縣城婦女，除了做飯并無一技之長的食堂職工，居然談論起了民族復興、世界和平。什么叫做位卑未敢忘憂國？這就叫位卑未敢忘憂國。”大姨媽不僅用“氣”指導生活獲得好處，為外甥創造更好的前途，也在心靈上甘愿受“氣”的指導，她相信能量就是事態的成因，氣就是事物運轉的最終答案。她教誨外甥：“萬事萬物除了他表面的形態以外，都帶著一股無形無跡，連科學儀器也偵測不出來的能量。”

問題不在于為什么大姨媽會相信這種粗制濫造的理論——即便用了很多夸張的描述，作者對大姨媽的態度明顯同情大過嘲諷——而是為什么大姨媽不滿足于“科學儀器”以及“表面的形態”。她需要“氣”和“能量”，不僅因為她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難，需要一個簡明實惠的解法（大姨媽患有不孕癥，她期待神功能使她懷孕），更因為她需要某樣她也不了解的東西來填充心靈。用小說的語言就是，如果知識分子能用理論炸藥填滿自己，大姨就是在不斷地尋找能填充心靈的其他材料，她的毛病不是別的，就是不甘于心是空的。她想要相信什么，因為一旦相信了，她就能擺脫生活里的所有苦。在氣功大師那里她找到了“靈魂的共振”。大姨帶著“我”懷著朝圣的心情前往神功宣講的會場，在那里“我”看到了人生中最迷幻的現場表演之一，看來像大姨媽這樣急于填滿空心的人數以千計：“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被牢牢地攝住了，定住了，控制住了……你能想象上千個靈魂集體性地、以高度一致的頻率共振，是怎樣一個場面嗎？” 

養生者通過養生獲得一種聯系，這種聯系既是具體的，就像退休會計通過廣場舞認識了更多人，感受到了集體的關心與快樂，同時也是抽象的，大姨以“氣”和“能量”將自我與更大的世界、社會、國家乃至宇宙聯系起來，這種聯系可能是基于想象的，或者是不經反思的，可疑又粗拙，但確實能如岸邊的錨一樣固定住他們漂泊懸浮、飽受磨難不知如何安放的心靈。

雖然這一點經常不被本人察覺，養生的功效也經常被不假思索地表達為類似城市宣傳標語或者健康宣講口號的語言，很多養生者都同意養生就是為社會做貢獻，還會將內心需求簡化為與軀體健康相應的心理健康，將養生的意義樸素地描述為“以后能越過越好”。但是，這種混同和簡化也可看作是一種挪用，人們挪用最唾手可得的理念，不太準確地傳達了對安撫心靈的渴求。小說里的大姨媽和采訪里的年輕警察都相信，通過氣的運用，他們可以透出紛繁世界的謎底更好地活下去。這是人在面對變革時的正常反應，近代知識分子面對先進的西洋技術時，也曾想象過引進電氣磁力等技術鑄造強健的國魂國腦，這是一種強烈意愿的表現。

健康烏托邦：生命本身是最高的善？

值得補充的是，中國傳統里也有與貴生重己的養生思想相對立的思想。《列子·楊朱》講述認識到與其貴生愛身還不如順從天命，因為無論怎么愛惜生命和身體，還是會走向死亡。莊子認為，生命的形體與生命本身具有區別，養形不足以存生。如顏世安解讀的那樣，歸根到底，個人并不能安頓在溫和穩定的小日子之中，人類存身的宇宙也不會善意地保護這種安穩的意愿。后世晉代詩人陶淵明在詩中表達，人們養足身體是為了全此一生，可是一生就像閃電一樣短暫，浮生如夢幻之中，死時還是一切成空，“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在這里，不僅功名利祿不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侍奉身體與延長生命也不那么重要了，因為生命亦要隨自然而化，所以人最終的結局就是托體同山阿。 

法國人類學家迪杰·法桑的著作《生命使用手冊》對健康在當代社會的至關重要性提出了質疑。人們不再去問什么是善和好的人生，生命本身就構成了最高的善，任何行動都可以以此為名義來合法化自身。難道生僅僅是死的對面嗎？僅僅作為死的對面的生，還算真正的生命嗎？作者引用本雅明與阿倫特的觀點表達將生命化約為物理存在的現象。在《暴力批判》一文中，本雅明寫道：所謂活著比正當地活著更優先是錯誤和可恥的說法，如果活著只意味著生命的存續而已。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譴責，現代社會政治上最有害的一種教義，亦即生命本身就是最高的善，以及社會中的生命過程應該占據人類一切奮斗的核心。

生命本身是最高的善的思想并不只是現代社會政治的教義，我們在托馬斯·莫爾創作于16世紀初的《烏托邦》中就能找到原型。烏托邦人懷有非常清新的價值觀，他們無視財富珍寶，全民務農為生，按照集體的節奏生活工作與娛樂，安穩有序地在各自的城市居住，前往他地需要得到文件準許。烏托邦人將按照自然的指示生活視為最高要求，將身體健康提到至高無上的位置，他們視健康為最大的美德，亦是所有快樂的基礎和根本——只要有健康，生活就安靜舒適；失去健康，就絕對談不上有快樂的余地。沒有健康而不覺得痛苦，烏托邦人認為這是麻木不仁而非快樂。

烏托邦的優越，不僅在于世界上糧產豐富、牲畜興旺，也在于人民體格健壯、甚少生病，或者說兩者根本就是一回事，因為都是實惠有利的。烏托邦人以此為標準衡量其他事物，他們在意身體健壯，熱愛可口的飲食，因為能夠令人們健康受益；也最重視醫學這門學問，因為醫學最有利于維護身體健康。與此思路一致，烏托邦人認為改造自然環境很有正當性，因為只要人們能夠從其中受到實在的好處，就算天翻地覆也是非常正面的。于是人們看到一整座樹林被人用手連根拔出從甲地移植乙地，這不是為了繁殖樹木，單純因為乙地近海便于運輸。

《烏托邦》是善與健康維護得很好的理想國度，小說《南十字星共和國》則是它的反面，講述了一個基本構造和烏托邦一模一樣的地方——一個本來團結有序的工業理性王國，人們集體工作生活，保持嚴格的作息，接受完善的公共福利與醫療保障——在遭遇瘟疫席卷時，文明是如何土崩瓦解的。健康這種至高無上的善在遭遇滅頂之災時，人們變成了在原始的土地上流浪的野獸人。